王东京：新发展阶段的发展逻辑
2022/12/23 9:00:00 哲学之路
若将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消费阶段统称为“高速增长阶段”，而将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称为“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我国目前无疑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总书记曾明确地讲，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发展阶段演进的逻辑
罗斯托关于发展阶段转变动力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有两个要点：一是“中心人物”的需求升级，二是需求升级要求主导产业转型升级。这个分析框架告诉我们，理解发展阶段转变的理论逻辑，应从“中心人物”需求与主导产业转型升级两个维度入手。
一个国家从落后到发达，需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1960年，经济学家罗斯托出版《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罗斯托指出，“起飞”与“追求生活质量”是两个重要的突变，而“追求生活质量”是所有国家都希望达到的阶段。
经济发展为何会出现不同的阶段？罗斯托用“布登勃洛克式动力”做解释。“布登勃洛克式动力”一词，来自德国现实主义作家托马斯·曼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19世纪中期，布登勃洛克一家迁移到卢卑克城，第一代人艰苦创业，终于从社会底层变成了地方富户；而到了第二代，便不再对金钱感兴趣，转向追求社会地位，后来也当上了议员；可到了第三代，既不追求金钱也不追求地位，而转向追求精神生活。上面这个故事中，由于布登勃洛克家族前后三代人的生活环境不同，需求不断更迭，因此满足需求的方式也不一样。罗斯托由此推断，既然一个家族的变化受“需求”变化所牵引，那么同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也应由不同阶段“中心人物”的需求所决定。准确地讲，是“中心人物”的需求升级，引起主导产业部门更替，并带动发展阶段不断演进。
罗斯托进一步举证指出，历史上那些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的新教徒，起飞阶段的企业家，向成熟推进阶段的钢铁大王、石油大王、铁路大王，直至成熟阶段完成后管理企业的专业经理人员，他们都是各自所处时代的“中心人物”，正是他们的需求升级导致主导产业部门改变，从而使发展阶段依次更迭，并形成了各个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
对经济发展阶段究竟如何划分，目前学者尚有不同看法，大家还可以继续讨论。在我看来，罗斯托关于发展阶段转变动力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有两个要点：一是“中心人物”的需求升级，二是需求升级要求主导产业转型升级。这个分析框架告诉我们，理解发展阶段转变的理论逻辑，应从“中心人物”需求与主导产业转型升级两个维度入手。
具体说我们中国，若将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消费阶段统称为“高速增长阶段”，而将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称为“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我国目前无疑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总书记曾明确地讲，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我国之所以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理由有二。第一，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心人物”是人民群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也就是说，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是我们发展经济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第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人民群众的需求将会不断升级，由此决定，国内主导产业部门当然也需要随之转型升级。
这其实也就解释了我们为何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中高收入群体在日益扩大，需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过去我们的生产要素却长期集中于中低端产业，中高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造成了中低端产品过剩与中高端产品短缺并存的局面。要扭转供需结构失衡的局面，别无选择，必须从供给侧发力，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
应该看到，我国目前尚处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中间位置，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产品仍高度依赖进口，特别是高端数控机床、芯片、光刻机、操作系统、医疗器械、发动机、高端传感器等还存在“卡脖子”的问题。2018年5月28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若不加快推动产业向全球产业链高端延伸，尽快进入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营销服务等高端环节，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将难以为继。
纵观世界经济史，有一个不争的事实：谁占据了科技创新的制高点，谁就能成为经济强国。众所周知，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直被称为“世界工厂”，可到20世纪初却被美国赶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迅速崛起，经济总量超过了德国。美国和日本取得成功的原因虽多，但归根结底是美国引领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新技术革命，日本也高度重视科技创新。
是的，中国要成为经济强国，必须重视创新。创新不仅决定产业升级的路径，同时也决定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第三次新技术革命前，产业升级路径通常是从劳动密集型升级到资本密集型，然后再升级到技术密集型的。可第三次新技术革命后，产业升级的路径发生了改变，不少企业直接从劳动密集型跃升为技术密集型，也有企业一经设立便是技术密集型，美国的微软、英特尔、苹果等企业就是典型例子。
美国的科技企业为何未走传统升级的老路？经济学的解释是，由于“受价者”与“觅价者”存在差别。受价者是指只能被动接受市场价格的企业，觅价者则是指拥有自主定价权的企业。企业一旦能够觅价，则可在市场上呼风唤雨。问题是，企业为何能觅价呢？是因为有独特的核心技术,别人无法竞争。
今天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拥有一大批掌握觅价权的高科技企业。
综上分析，给我们三点启示：第一，未来15~30年我国经济能否真正强起来，关键在于国内产业能否实现跨越性升级；第二，国内产业能否实现跨越性升级，则取决于国内企业能否在国际市场上掌握觅价权；第三，国内企业能否掌握国际市场的觅价权，最终取决于是否拥有独特的关键核心技术。总的结论是：我国要实现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跨越，必须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战略支撑。
GDP增长率与经济形势不可以画等号
有个现象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时下经济专家在分析经济形势时，所用方法皆大同小异：首先根据GDP增长率对经济形势进行总体判断；然后再分别用“投资、消费、出口”的数据与上年对比，要是今年的增长速度高于去年同期，就认定经济形势向好，反之，则认为形势不乐观。回想起来，当年我读大学时老师就是这样教的，学生也这样听，而且也不见学界对此有何异议。想来也是，那时候刚改革开放不久，中国经济正处于“起飞阶段”，而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到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要比1980年翻两番。在那样的背景下，根据增长速度研判经济形势，当然无可厚非。
然而，今非昔比。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常态，同时中央提出要“稳增长”。大家应该记得，在此之前中央强调的是“保增长”(保增长率8%)。从“保增长”到“稳增长”，这一变化所释放出的信号是，不再追求高速度，而要更加重视经济发展质量。
特别是最近几年，这方面的信号已越来越强烈。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20年召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总书记又指出，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并强调新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
于是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在高速增长阶段，我们根据增长速度研判经济形势，那么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应该怎样分析经济形势呢？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不能再用过去的老办法。因为无论是GDP增速，还是投资、消费、出口的增速，皆是数量指标，并不反映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
我曾撰文说过，GDP增长率高低并不代表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可对比下面两组数据。第一组数据：2010年，我国GDP增长率为10.3%，总产值为39.7万亿元，新增产值约4万亿元。第二组数据：2019年，我国GDP增长率为6.1%，总产值为99.1万亿元，新增产值近6万亿元。2019年的GDP增长率虽然比2010年低4.2%，可新增产值却多出2万亿元。
由此见，GDP增长率与经济形势不可以画等号，不能说增长率高形势就好，也不能说增长率低一些形势就不好。事实上，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增长率放缓在所难免。如西方工业七国，它们在经济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以及高额消费阶段，皆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而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后，增长却明显放慢，且无一例外。
再往深处想，用“投资、消费、出口”的增长率判断经济形势并不可取。从经济学角度看，“投资、消费、出口”皆属于一定时期的支出。支出增加，并不保证收益就一定增加；有些时候，支出增加反而可能让收益下降。个中原因是，支出增加后收益能否增加要受诸多条件的约束。此点重要，让我分别解释。
关于投资与收益。经济学有一个基本规律：“投资边际收益递减。”意思是，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而增加投资，新增投与新增收益的比率会不断下降。举个例子：某企业大规模增加了投资，产出也会随之增加；可若市场需求未增加，或者产品销售不对路，就会形成大量库存。倘若如此，投资增加后利润不会增加，甚至可能亏损。
关于消费与收入。一般来讲，消费支出要由收入决定。这是说，一定时期消费支出增加，表明同期居民收入在增加。但这并非铁律。比如发生通胀后，消费支出增加也许是消费品涨价所致，而非收入增加；而有了消费信贷后，人们贷款买车买房，消费增加也不代表当期收入增加。
关于出口与进口。本国将商品出口到国外可以换回外汇，但换外汇本身并不是目的，出口的目的是进口。说得更直白些，外汇的实质是外国对本国的欠债(或借条)，若不用于进口，外汇不过是一串数字或者一堆纸。也正因如此，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最佳状态是进出口平衡。
那么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研判经济形势就不应再看支出，而应重点看发展质量。发展质量怎样看？可具体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看总收入。总收入包括居民收入、企业利润、政府收入。这三大主体的收入，加总起来就是国民收入。国民收入不同于GDP，国民收入是一个反映经济质量的指标，一定时期国民收入增加，说明经济发展质量在提升；国民收入减少，说明经济发展质量下降。
第二个层面，看经济基本盘。所谓经济基本盘，是指失业率、通胀率、宏观债务率以及国际收支状况等。若失业率和通胀率适度，而宏观债务率可控，国际收支保持平衡，表明经济运行质量稳定。反之，如果失业率和通胀率大幅上升，宏观债务率超出警戒线，国际收支出现逆差，表明经济运行存在隐患，发展质量不佳。
第三个层面，看收入结构。生产的目的是满足消费，既如此，分析经济形势还应从收入结构看。若居民收入、企业利润、政府税收保持同步增长，说明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协调；反之，若居民收入增长低于企业利润增长，意味着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而企业利润增长低于政府税收增长，说明税负偏重，经济发展缺乏后劲。
本文摘编自王东京著《中国经济突围》，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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