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直肠癌粪便筛查的现状与展望
2024/4/1 消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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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本文:鄂一民, 孙司正, 范小彧, 喻春钊. 结直肠癌粪便筛查的现状与展望[J/OL]. 中华结直肠疾病电子杂志, 2023, 12(04): 331-336. DOI: 10.3877/cma.j.issn.2095-3224.2023.04.010
摘要
结直肠癌是世界范围内常见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之一,常因早期症状不易察觉或不典型而被忽视或延误诊治。近年来,以粪便为标本的非侵入性结直肠癌筛查方法因其简便、无创、经济等因素在基层及临床广泛开展。粪便隐血试验是目前结直肠癌非侵入性筛查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其他粪便筛查方法仍待进一步研究和验证。多种方式的粪便筛查联合检测较单一方法表现出了更好的灵敏度,这提示可以联合多种非侵入性筛查方法构建结直肠癌筛查模型,以精确更适合行结肠镜检查的目标人群。本文就结直肠癌粪便筛查方法的现状及未来进行综述。
结直肠癌是世界范围内常见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之一。美国癌症协会发布的全球癌症统计数据显示,结直肠癌在所有恶性肿瘤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居于第三位和第二位[1]。据我国国家癌症中心最新数据显示,结直肠癌的新发病例数与死亡人数较上年统计相比呈现上升趋势,分别为40.8万和19.6万,在所有恶性肿瘤中分别居于第二位和第五位[2]。在确诊时,约25%的结直肠癌患者出现肝脏转移,其中70%~80%的患者已丧失手术机会[3]。结直肠癌是预防可行性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具有从肿瘤前状态发展到肿瘤状态的长期自然史与及早发现疾病的有效筛查手段,而筛查方法的改进与实施已被证明可显著降低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4, 5]。目前结肠镜是结直肠癌筛查普遍应用的金标准,但具有操作复杂、需肠道准备、费用昂贵、依从性较低等缺陷,因此该筛查手段不能在基层医院中广泛开展[5]。非侵入性标志物检测是目前结直肠癌筛查的研究趋势,粪便检查作为非侵入性方式之一,包括粪便隐血试验(fecal occult blood tests,FOBT)、粪便DNA检测、粪便菌落分析、粪便miRNA检测和粪便蛋白生物标志物检测等。其中FOBT在临床应用较为广泛,粪便DNA检测的开展逐渐增多并显示出其独特优势。尽管粪便miRNA检测、微生物菌群分析和蛋白质生物标志物检测等尚未纳入指南,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它们具有用于结直肠癌筛查的潜力。多靶点粪便DNA-FIT联合检测显示出了更好的敏感度与依从性,这提示将多种非侵入性筛查方法联合以构建结直肠癌筛查模型可便于在基层大范围开展及合理利用结肠镜检查资源[6]。本文就结直肠癌粪便筛查方法的现状及未来进行综述。
一、粪便筛查方式
1. FOBT
FOBT主要包括愈创木酯法和免疫法。愈创木酯法粪便隐血试验(guaiac FOBT,gFOBT)是基于血红蛋白中的亚铁血红素具有过氧化物酶活性,催化试剂中的过氧化氢分解,释放新生态氧,使愈创木酯氧化而呈色[7]。免疫法粪便隐血试验(fecal immunochemical test,FIT)是对gFOBT的改进,其使用针对人类血红蛋白的特异性免疫测定法,与血红蛋白部分形成抗原-抗体复合物,而不是非特异性的过氧化物酶反应。FIT检测抗原-抗体复合物的方法多种多样,有定性和定量两种类型。一般来说,定性FIT使用横向流动免疫层析法,如果粪便血红蛋白浓度超过其指定的FIT阈值则示为阳性,而定量FIT使用免疫浊度法来测量粪便血红蛋白的实际浓度[7]。2012年,世界内窥镜组织(world endoscopy organization,WEO)专家工作组推荐FIT作为结直肠癌筛查的首选技术[8]。2015年,FIT已基本取代gFOBT,并且凭借其诸多优势,已被许多国家采用为结直肠癌的主要筛查方法[9]。
传统的gFOBT可以使结直肠癌死亡率降低15%~33%,但由于其对结直肠癌和癌前病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较低且易受饮食和药物影响而逐渐被FIT取代[10, 11]。现有研究表明FIT可以减少40%结直肠癌患者的死亡[11]。既往报告显示每两年参加一次FIT,五轮FIT后的累积检出率与结肠镜检查的初步筛查效果相似[12]。重复FIT显著降低了结直肠疾病的负担,同时促进了结肠镜检查资源的有效利用[11]。癌症干预和监测模型网络报告的一项结直肠癌筛查模型结果显示筛查年龄50~75岁、每年1次的FIT筛查方案效果最佳。FIT阳性者需要进行结肠镜检查以明确诊断,而阳性阈值的选择是目前FIT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结直肠癌多学会工作组建议的FIT阳性阈值为20 μg Hb/g(每克大便中含有20微克血红蛋白)。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指南建议FIT阳性阈值为10 μg Hb/g[13]。一项系统综述总结了FIT在不同阈值下对结直肠癌的诊断效果,当阳性阈值为10 μg Hb/g(15项研究;n=48 872)时灵敏度为87.2%(95%CI:81.0%~91.6%),特异度为84.4%(95%CI:79.4%~88.3%)。对5项研究(n=24 187)报告的FIT阳性阈值为20 μg Hb/g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灵敏度为84.1%(95%CI:78.6%~88.4%),特异度为86.6%(95%CI:75.6%~93.1%)[13]。提高FIT的阳性阈值有利于增加特异度、减少每发现一个结直肠癌时所需的检测人数,但增加了每1 000例受试者中遗漏的结直肠癌患者数量。当阳性阈值降低时,则发生相反的情况。在临床中应用FIT时,其阳性阈值的选择可基于对遗漏癌症患者数量的耐受性和医疗资源的限制。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应该使用当前或不同的阳性阈值,这表明未来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一项回顾性临床研究显示,质子泵抑制剂增加了FIT的假阳性率并建议在FIT测试前避免使用,而非类固醇抗炎药、乙酰水杨酸、抗生素和泻药也与FIT的假阳性有关[11]。目前FIT有以下不足:(1)检测前需限制某些饮食和药物;(2)FIT阳性结果可能是良性疾病导致的消化道出血或其他非恶性原因引起的假阳性结果;(3)FIT阴性结果可能是非出血性肿瘤产生的假阴性结果[11]。因此,FIT筛查结果的阳性不应成为行结肠镜检查的唯一决定因素,而对低于FIT阳性阈值的筛查人群,采用什么样的安全策略来避免结直肠癌漏诊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2. 粪便DNA检测
粪便DNA检测的主要原理是通过检测粪便样本中可能含有的从肠道脱落的肿瘤细胞中变异的核酸物质,并应用一定的统计学方法判断个体是否患有结直肠癌或腺瘤[14]。粪便DNA检测包括单靶点粪便DNA检测、多靶点粪便DNA检测(multitarget stool DNA test,MT-sDNA)。单靶点粪便DNA检测的灵敏度较差,尚不足以作为肿瘤诊断指标[14]。MT-sDNA检测通过识别粪便中的多个脱氧核糖核酸(甲基化标志物BMP3、NDRG4、突变的KRAS和β-actin等),具有较好的灵敏度[15]。因其具有检出率高、无需肠道准备的特点,使MT-sDNA成为未来结直肠癌筛查发展的新方向。
1992年Sidransky等[16]报道对粪便K-RAS基因检测成功后,有关粪便DNA检测的研究便由此开始。后续研究尝试了其他的检测位点,如APC、P53等,但结果均表明单一位点检测的灵敏度较差。2000年,Ahlquist等[17]首次报道联合应用APC、K-RAS、p53和MSL的多靶点粪便DNA技术检测结直肠癌和较大腺瘤的敏感度分别为91%(20/22)和93%(26/28)。这项报道引发相关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有关MT-sDNA的研究也飞速开展,并取得良好成果[18]。2014年8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批准了MT-sDNA用于50岁及以上平均风险人群的结直肠癌筛查[15]。Redwood等[19]对661名年龄在40~85岁的阿拉斯加州人分别进行MT-sDNA、FIT和结肠镜检查,结果显示对于大于1 cm的无蒂锯齿状息肉(n=9),MT-sDNA的检出率为67%,FIT的检出率为11%。对于结直肠癌(n=10),MT-sDNA的检出率为100%,而FIT的检出率为80%,两种方法的特异度分别为93%和96%。有学者利用Markov模型对MT-sDNA、FIT及结肠镜检查进行40年的效果预测,在严格依从筛查计划的情况下,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在结肠镜检查中降低了52%(95%CI:46%~56%),在FIT中降低了61%(95%CI:57%~64%),在MT-sDNA中降低了66%(95%CI:63%~68%)[20]。正在进行的研究多数致力于提高MT-sDNA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度,随着检测性能和医疗政策的改善,该种筛查方法的应用逐渐增多。
MT-sDNA的发展是基于对结直肠癌发病机制的认识,以及检测粪便中微量人类DNA技术进步所取得的成就。相比于FIT而言,MT-sDNA对结直肠癌和较大腺瘤具有较高的灵敏度,且不需要饮食限制或肠道准备。目前国内指南推荐MT-sDNA用于倾向使用非侵入性筛查技术且有筛检条件受限的人群[5]。国外有学者建议未来提高MT-sDNA对结直肠癌筛查的敏感度后可应用于间歇性癌症筛查(在两次结肠镜筛查之间)与肠道准备不佳的结肠镜检查后期随访[15]。FDA推荐的MT-sDNA检测的间隔时间为3年,研究表明每3年1次的MT-sDNA检测可增加患者的寿命。目前,粪便DNA检测用于结直肠癌的筛查仍面临较多挑战。首先,检测成本较高是MT-sDNA用于结直肠癌筛查的障碍之一。在几项结直肠肿瘤筛查的有效性和成本效益的比较中,当受试者具有最佳依从性时,每年1次FIT和每10年1次结肠镜检查比每3年1次MT-sDNA更有效且成本更低[21]。要使MT-sDNA筛查具有成本效益,需增加参与率、降低检测成本或提高灵敏度。其次,粪便DNA的收集较为复杂,受试者应避免在腹泻时提供粪便样本,用具有特殊缓冲液的器皿收集粪便后,样本需在72小时内于实验室完成检验[15]。另外,粪便中的DNA大多来自肠道细菌,要得到高质量且大量的人类基因组DNA需要高效的提取方法。样本的处理和分析需要专业的实验设备与人员,基层较难开展。粪便DNA的保存方法与检测技术的进步以及其他的DNA靶目标的选择会使MT-sDNA检测在目前的基础上改进。随着未来MT-sDNA检测灵敏度和特异度的提高,应用范围可扩大到炎症性肠病患者的结直肠癌监测和特定人群的消化道肿瘤筛查。
3. 粪便菌群分析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肠道微生物群与结直肠癌的发展密切相关。许多临床研究报告了结直肠癌患者肠道菌群平衡的破坏和粪便代谢组学的改变以及结直肠癌、腺瘤和正常人群之间粪便菌群的差异性,这表明基于粪便微生物的检测有可能作为一种非侵入性的诊断方法用于结直肠癌筛查[22]。
既往研究表明在结直肠癌患者中存在独特的肠道微生物群,其中具核梭杆菌(fusobacterium nucleatum,Fn)、口炎消化链球菌等多种细菌在结直肠癌患者的粪便中丰度显著升高[23]。Wong等[24]的一项研究评估了Fn、厌氧消化链球菌和微小副芽孢杆菌三种微生物标志物在区分结直肠癌和晚期腺瘤患者的效用,发现Fn丰度检测具有与FIT相当的诊断性能。一项使用Bayesian程序的研究中,结合粪便中6种细菌丰度数据的逻辑回归模型可以将结直肠癌患者与健康个体有效区分,其AUC为0.80,在模型中添加年龄、种族和BMI后,AUC进一步提高到0.92[25]。Wu等[26]对多项研究中纳入的1 056份粪便样本进行了综合分析,发现结直肠腺瘤中微生物组ADP-L-glycero-beta-D-manno-heptose生物合成增加,结直肠癌微生物组中Menaquinone-10生物合成升高,并以此作为肿瘤特异性标志且验证了其在多组人群中识别结直肠癌及腺瘤的有效性。Coker等[27]对386名受试者的粪便样本进行了代谢组学和宏基因组学分析,运用肠道细菌与代谢物标志物的组合来区分结直肠癌与腺瘤,结果表示其在结直肠肿瘤中早期诊断的潜力。在一项宏基因组学的研究中,毛梭菌属(Lachnoclostridium)的基因标记物“m3”与Fn在结直肠腺瘤中显著富集。粪便中m3在识别腺瘤方面的表现优于Fn(AUC:m3=0.675;Fn=0.620,P=0.09)。然而,Fn在识别结直肠癌方面的表现更好[28]。
FIT作为临床最常用的一种非侵入性结直肠癌筛查方法,它的局限性是对晚期腺瘤的灵敏度较低。目前发现粪便菌群分析在检测结直肠晚期腺瘤及早期结直肠癌方面的优势,通过粪便16S rRNA基因测序和基于不同肠道情况的粪便菌群分析等方法与FIT等筛查手段相互补充可以减少漏诊的癌症病例[28]。粪便菌群分析用于人群结直肠癌筛查的主要缺点在于价格昂贵,分析方法复杂。为了提高粪便菌群分析的临床价值,有必要开发经济实惠的粪便菌群分析方法与FOBT相结合。最终目标是提供一个预测性能更好的非侵入性筛查工具,这可能会改善患者的筛查依从性,并降低临床负荷和医疗资源成本。结直肠癌相关粪便微生物群的变化及其在癌症筛查中的潜力仍有待探索。
4. 粪便miRNA检测
miRNA是一种长度为18~25个核苷酸的单链RNA分子,占人类基因组的1%~2%。据预测,miRNA调控超过50%的蛋白质编码基因的活性,可影响细胞增殖、分化、凋亡等过程。miRNA是一类高度保守的小分子非编码RNA,其参与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及复发等多个过程,既往研究表明检测人类体液中的miRNA可作为结直肠癌筛查的一种新方法[29]。结直肠癌细胞脱落后可随粪便排出,而患者的粪便中存在肿瘤特异性miRNA能够被稳定检测并提示肿瘤状态,这提示粪便miRNA检测在结直肠癌诊断与筛查中具有良好前景。2014年,Wu等[30]的研究提出结直肠癌和腺瘤患者的粪便中miRNA-135b呈高表达,其检测的灵敏度分别达到78%和73%。2020年,Duran-Sanchon等[31]研究发现了三种miRNA(MIR421,MIR130b-3p和MIR27a-3p)在晚期结直肠癌患者的粪便样本中上调,同时证实检测粪便中的两种miRNA(MIR421、MIR27a-3p)可识别结直肠癌患者且有助于提高FIT对结直肠癌患者的诊断效能。许多研究证据表明粪便中的miRNA具有作为结直肠癌筛查或早期检测生物标志物的巨大潜力,粪便miRNA检测可作为FIT阳性个体的分诊试验或与其他筛查方法结合以提高对结直肠癌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5. 粪便蛋白生物标志物检测
近年来,发现了一些有良好前景的粪便蛋白生物标志物用于结直肠癌和结直肠晚期腺瘤的诊断和筛查,其中对丙酮酸激酶-M2(pyruvate kinase isoenzyme type M2,PK-M2)和粪便钙卫蛋白(fecal calprotectin,FC)等的相关研究较多[32, 33]。丙酮酸激酶是糖酵解过程中的限速酶,可催化相应底物(磷酸烯醇式丙酮酸)转变成丙酮酸。在增殖细胞中,PK-M2可以呈现出明显高表达。肿瘤细胞根据其生长过程中代谢变化的改变主要选择与底物亲和力不高的二聚体形式的M2型丙酮酸激酶,又被称为肿瘤M2型丙酮酸激酶[32]。一项基于粪便PK-M2对结直肠癌诊断准确性的Meta分析研究显示,粪便PK-M2检测对结直肠癌具有相对较好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性,综合灵敏度为79%(CI:73%~83%),特异度为80%(CI:73%~86%)[32]。钙卫蛋白(calprotectin,CP)是一种丰富的胞质蛋白复合体,在中性粒细胞中组成性表达,约占胞质蛋白总量的45%。粪便中CP的浓度与肠道炎症具有很好的相关性,同时可以非侵入性提取,价格低廉,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在室温下在粪便中保持稳定至少3天,这些特性使得CP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的价值[34]。在一项前瞻性研究中,联合FOBT与FC对晚期肿瘤检测的灵敏度为85.5%,特异度为50.3%,将两种方式结合作为结肠镜检查前的工具可使39.4%的受试者免于不必要的结肠镜检查,同时使筛查总成本减少20.5%[33]。Komor等[35]对粪便样本进行了质谱蛋白质组学和回归建模,发现结合珠蛋白、LAMP1、SYNE2、LRG1、RBP4、FN1和ANXA6可作为粪便蛋白生物标志物,有助于对高危腺瘤和结直肠癌的早期检测。然而,目前还没有比较系统的综述或Meta分析来寻找更准确的粪便蛋白生物标志物。
二、粪便联合检测
1. 多种方式的粪便联合检测
目前多种方式联合的粪便筛查模式主要与FIT联合为主。相关研究显示多种方式联合检测可使FIT的临床效用提高,增加灵敏度或特异度,并向无创的、更准确的结直肠肿瘤诊断迈进。2014年,Imperiale等[18]在结直肠癌平均风险的无症状人群中开展的一项MT-sDNA联合FIT(采用“Cologuard”试剂盒)试验的报告显示,其在检测结直肠癌(92.3% vs.73.8%)和晚期腺瘤(42.4% vs. 23.8%)的灵敏度高于单独FIT,但特异度较低(86.6% vs.94.9%)。2016年,Wong等[24]研究发现将粪便Fn丰度检测与FIT结合后灵敏度为92.3%、特异度为93.0%。该联合测试检出了单一FIT遗漏的结直肠癌中的75%以上样本,能显著提高结直肠癌的检出率。Shah等[36]对来自9项研究的粪便16S rRNA基因序列数据集进行分析后发现,基于肠道微生物对结直肠癌筛查的AUC可达0.803,联合其他临床标志物后可提高至0.913。Liang等[37]将粪便Fn、哈氏梭菌、clarus拟杆菌、Lachnoclostridium(m3)和FIT联合可使对结直肠癌诊断的灵敏度达到93.8%、特异度81.2%,这提示联合多种粪便细菌生物标志物优化了FIT的诊断性能。Koga等[38]研究发现,粪便miRNA-106a检测对结直肠癌诊断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达到34.2%和97.2%,结合FOBT可使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达到70.9%和96.3%。2020年,Duran-Sanchon等[39]通过一项基于两种粪便miRNA(MIR-421和MIR-27a-3p)、粪便血红蛋白浓度以及年龄和性别的算法将患有结直肠癌的患者与患有非晚期腺瘤或结肠镜检查结果正常的患者区分开来,其AUC为0.90,结果提示其可减少受试者中34%不必要的结肠镜检查。在一项基于结肠镜检查、单一FIT和新型粪便细菌生物标志物联合FIT对结直肠癌筛查成本效益模型的比较研究中,新型粪便细菌生物标志物联合FIT较单一FIT与结肠镜检查节省了更多的每生命年总成本且具有更佳的成本效益[40]。通过与其他非侵入性粪便检测方法结合,优化FIT对结肠癌和腺瘤的灵敏度,以增强病变的检出率。尽管上述多种粪便联合检测方法优化了结直肠癌筛查的灵敏度或特异度,但是否适合应用于国人仍需进一步研究。
2. 粪便联合其他非侵入性检测
随着分子技术的发展,近几年结直肠癌筛查的相关研究已经转向了一种微创的检查理念,即液体活检[41]。液体活检是指从生物体液中收集的各种类型的细胞或分子进行采样和分析,采样的液体可以是血液、血浆、脑脊液、支气管肺泡灌洗液、胸腔积液、唾液、尿液和粪便等[41]。液体活检所分析的目标包括样本中的外泌体、SEPT9甲基化DNA、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s,CTCs)、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tumor DNA,ctDNA)、微小RNA(microRNA,miRNA)、肿瘤相关血小板、蛋白质、多肽、代谢产物等,其中外泌体、ctDNA等在结直肠癌的早期诊断、远处转移、预后和疗效的研究中逐渐深入[42]。联合其他方式的液体活检可以弥补粪便样本的固有局限性,避免消化道其他的病变或紊乱如良性出血性疾病等对粪便筛查结果造成干扰[43]。将基于粪便的检测方法与其他液体活检方式相结合以用于结直肠癌的早期筛查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既往研究显示血浆SEPT9甲基化DNA检测在结直肠癌0~Ⅰ期患者中的检出率为57%~64%,将血浆中SEPT9甲基化检测与FIT结合可将灵敏度提高到94%[44]。Marcuello等[45]将血清6-miRNA检测与FIT定量血红蛋白浓度相结合用于平均风险的中晚期结直肠肿瘤患者的筛查,结果显示检出结直肠癌的AUC为0.88、进展期腺瘤的AUC为0.81,而单一FIT对两者的AUC则分别为0.81与0.64。部分筛查方法检测结直肠癌或腺瘤的能力取决于肿瘤DNA脱落量以及外周血中CTCs和ctDNA的存在。几种非侵入性筛查方法联合显示出了较高的准确性,可作为提高结直肠癌筛查性能的一个理想策略。在既往一项MT-sDNA与血清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联合检测的研究中,该方案提高了单一MT-sDNA对结直肠腺瘤诊断的敏感度,但特异度降低[46]。提示粪便联合其他非侵入性检测应在提高灵敏度的同时优化特异度,否则基于液体样本的结直肠癌筛查可能导致较多的假阳性结果、不必要的结肠镜检和结肠镜检期间的不良事件。另外,这些筛查试验仍须在大样本的前瞻性人群研究中进一步评估,以确定其检测结直肠癌和腺瘤的准确性及其对结直肠癌筛查结果的影响,包括检出率、资源利用率、成本和患者体验等。
三、展望
随着对生物学理解的加深以及技术创新步伐的加快,结直肠癌早期筛查的方法不断发展、进步,标本的取样从侵入性的瘤体、组织到非侵入性的液体、粪便,筛查的手段从有创、繁琐发展到微创、简单[39]。结肠镜检查是目前结直肠癌普遍筛查的金标准,因为它可以在发现息肉时予以切除,所以可以同时起到诊断和预防的作用,但结肠镜检查是一种价格昂贵的侵入性手段且不能在基层中广泛开展。虽然基于粪便的检测方式已明显改善结直肠癌患者的生存率,但仍有较多局限性。目前临床初始应用的非侵入性筛查方法的特异度相对较低,导致假阳性率较高,从而导致大量不必要的结肠镜检查。结肠镜检查的危害包括疼痛、对肠道的物理损伤、并发症造成的身体或心理伤害等。而非侵入性筛查则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对患者的风险小、容易执行,可以在较短的间隔期重复,因此可表现出更好的依从性。尽管非侵入的粪便筛查方式对结直肠癌和腺瘤的检出率低于结肠镜检查,但较多研究表明,对非侵入性筛查手段制定高效的联合方式并且设置合理的筛查间隔期具有显著的成本效益且优于结肠镜检查[40,47, 48]。理想的筛查方法应该是非侵入性的,同时具有易于测量、可靠、可量化、可重现、廉价、较高的特异度和灵敏度,并能够区分不同风险人群[49]。使用基于粪便等非侵入性的方法用于结直肠癌的精确筛查是一种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目前FIT仍是临床结直肠癌非侵入性筛查的最主要手段。随着MT-sDNA联合FIT相比单独FIT检测在临床应用中显示出了更好的灵敏度,提示联合多种粪便筛查方式可增加结直肠癌的检出率。而以液体活检为代表的非侵入性结直肠癌筛查领域近年来发展迅速,其中以基于肠道菌群、CTCs、外泌体等检测方法具有较大潜力,给现有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思路。未来可寻找新型肿瘤标志物并联合多种非侵入性筛查方法构建结直肠癌筛查模型,以便于基层大范围开展、筛选更适合行结肠镜检查的目标人群,提高内镜医生检查期间的警惕性。通过结直肠癌风险预测模型和非侵入性结直肠癌筛查模型评估风险及效益,横向联合多种非侵入性筛查方法,纵向制定个性化的筛查间隔期,以起到合理分配医疗资源、避免过度筛查,减少不必要的结肠镜检查及相关并发症的发生。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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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转自:中华结直肠疾病电子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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