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起草的法规让苹果谷歌吓破胆，现在又说公司可能消失
2019/3/8 19:21:00正和岛 正和岛故事汇
封面图：视觉中国
编辑：亚比
只要稍加留意，便会发现从去年某个时候开始，很多网站会不约而同地弹出内容相近的提示，要求用户选择接受某某条款，才可继续使用。
对普通人来说，这只是为了获得信息而承受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成本。但对谷歌、Facebook、苹果，甚至阿里、腾讯这些互联网巨头来说，这条弹出内容背后隐藏的，是前所未有的巨大监管压力。
2018年12月，意大利监管机构向Facebook开出1130万美元罚单，指控社交巨头误导消费者使用隐私数据；今年1月，法国方面指控谷歌非法向用户推送信息，罚款5000万美元；在奥地利，已有用户投诉苹果、亚马逊等8家科技公司不当存储数据。若投诉获得支持，这些公司将面临总计高达188亿美元的天价处罚。
各种天价罚款的出现颇有愈演愈烈之势，而它们背后都指向同一条法理依据，欧盟在2018年正式实施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即GDPR。
正和岛《决策参考》日前采访了参与起草GDPR的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舍恩伯格。他认为GDPR是一部“革命性”的监管法规。其深远意义远不止于监管措施对互联网巨头的更严约束、维护市场的竞争性，而是有可能唤醒更多个人与公司对数据归属权的清晰意识，从根本上改变对未来互联网、乃至未来商业的理解。
舍恩伯格更为激进的观点，是认为公司这个出现了多个世纪、推动人类商业与文明发展的组织实体即将迎来巨大变革。在他看来，从对人类经济活动影响的重要性来说，在数据充分流动的背景下，公司一定会让位于市场。
由此，舍恩伯格在《数据资本时代》(Reinventing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Big Data)一书中强调了公司组织变革的必然性与紧迫性。他大声提醒企业，应该为“企业组织结构引入市场DNA”，“选择成为一个混合体：部分是公司、部分是市场”。唯有这样，才可以在数据大潮席卷时代的时候，适应并继续生存下去。
以下为正和岛专访内容，节选自2019年《决策参考》1、2月合刊：
正和岛：如果我说错的话，请纠正。你在书中提出公司和市场两者间的关系，认为公司最终的形态就是被市场取代。我在这里面看到了科斯的影子。科斯认为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你认为在科技不断发展的前提下，市场这种机制的交易成本，一定会低于企业吗？我希望听到更多你对市场与企业两者关系的论述，当然，是在数据科技高度发展的背景下。
舍恩伯格：我们并不是说公司会完全消失，但确实认为相对于市场，公司这种协调人类活动的大型组织单位会衰退掉。过去两个半世纪里公司之所以崛起，正是因为信息在公司中的流动变得更顺畅、更有效(如会计等工具的出现)。这就让公司比市场更具优势。
而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把这个过程反转了过来：如今市场正在赶超公司，也就意味着公司在相对衰退。随着数字化创新，我们认为市场的交易成本一定会低于公司；至于成本具体低多少，以及这一切会以多快的速度发生，取决于一个经济体对数据市场概念的接受程度。而社会更接受这个概念，就可以为民众提供更多的福祉。
正和岛：作为观点的理论背景，你在书里用了相当的篇幅讨论了经济学。我好奇的一点是，你觉得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受哪些学派的影响比较大？新古典？凯恩斯主义？还是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
舍恩伯格：这本书是想让人从全新的视角看待市场与公司的角色，它更多是植根于微观经济学而非宏观经济理论。书中确实提到了价格的角色(即哈耶克的观点)，但也指出丰富的数据会像润滑油一样，驱动市场发挥作用，所以价格的作用会被取代，至少会被部分取代。
本书也指出，市场作为一种社会协调机制，出现的时间要远早于现在的西方金融资本主义。鉴于此，书中对市场的观点也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
我本意并不是要挑这些经济学理论的错，但你在此处列出的经济学理论，其实都是在非常特定的条件下(也就是金融资本主义框架下基于价格的市场)去谈论市场与公司。而本书的观点恰恰是，这种特定的环境正在消亡，未来会在很大程度上被拥有丰富数据的市场所取代。
正和岛：累进数据共享授权，强制性地让大公司将收集到的数据共享出来，分享给小公司。这个想法是你的独创吗？最初的起源是什么？学界有没有人挑战过你的这个想法？如果有，分歧在什么地方？
舍恩伯格：实际上这个提法并不新鲜，有专家曾就搜索引擎的数据展开过讨论(本书中有所引用)。政府时不时也会采取这种措施。例如，在谷歌收购旅游软件公司ITA的时候，美国政府曾强令谷歌与其他公司分享数据。
所以这个提法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而且也被证明有不错的效果。我们想做的是让这种提法变得更具普遍性，更具累进性(progressive)，从而让大公司比小公司分享更多数据，让创新的种子播撒得更深远。
正和岛：关于数据的收集和共享，欧盟实施GDPR是监管与行业近年来关注的重点之一。你是否参与了GDPR相关法规的制定工作？你个人对GDPR的总的看法是？
舍恩伯格：我确实参与了这其中的工作。和之前的《数据保护条例》(DPR)相比，欧洲现在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可以说是革命性的一步。新规整合了一些有意思的功能，但它在隐私保护上不会有太大的突破。
正和岛：由于GDPR的实施，谷歌、Facebook、苹果，这些大公司收集数据的行为去年在欧洲被极大程度地遏制了。如果类似的监管机制遏制企业收集数据，那会不会阻碍你有关数据累进共享设想成为现实？——因为监管的限制导致收益降低，企业收集的数据有可能越来越少，最后会缺少有价值的数据共享。
舍恩伯格：不会。我们在书中明确指出，“累进数据共享授权”强制企业分享的是非实名数据，不分享个人数据。
正和岛：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监管机构对技术的了解总是弱于科技公司，而中小企业又没有资源去验证分享数据的有效性。在这方面你有没有担心自己的提议难以实施？
舍恩伯格：没有。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谷歌被强制分享数据，是通过某个应用程序接口完成的(API)。这证明数据分享确实可以实施起来。给强制的程度加上“累进”二字，就意味着小公司(例如市场份额不到10%的)就不用必须分享数据，所以这对它们来说也不是负担。
另外，应用数据的工具正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便宜，这也为实操打下了基础。这就跟50年前的情况差不多，当时人们说计算机只对大公司有用，而现在人人都随身携带一部“超级计算机”，也就是智能手机。
正和岛：那我的下一个问题是，在重新发明资本主义的大数据时代，中小企业可以做些什么保护自己的利益。欧盟内部有没有相应的例子？
舍恩伯格：中小企业生存的关键不是保护，而是创新，只防守是不行的。中小企业必须向前看，也就是创新。如果可以创新，它们就能与大公司同台竞技。例如瑞典的流媒体音乐服务Spotify，它就抢了苹果不少生意。
正和岛：无论是从规模、监管方式、意识形态上说，不能不说中国与欧盟两个市场有很大区别，你觉得中国有可能在大数据时代重新发明资本主义吗？亦或重新发明社会主义？
舍恩伯格：你说得没错。在现在这个新经济阶段，中国的优势很大。西方社会也许会陷在过时的金融资本主义概念中无法自拔(你可以看看特朗普的政策)，中国也许会大胆前进，允许并接纳有大量数据的市场，发展壮大。
而且，它本身无关“姓资姓社”的讨论，它是数据时代更为适宜的政策。因为数据丰富的市场可以帮助人们协调经济活动。它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创新，可以改善市场。
对你来说，公司和市场的较量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个合适的机会，及时洞悉商业世界的最新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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