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人生(2)：春风引路入岐黄
2014/3/27 中医书友会
中医书友会微信号zhongyishuyou【每日心语】生活的理想，是为了理想的生活。——张闻天
作者/娄绍昆 ⊙ 编辑/王超
编者按：娄先生的文章写得真是好，两篇读完都让我鼻子酸酸的，眼泪几乎要掉下来。我好像跟着娄先生回到了他既迷茫又不甘心被时代扼杀的青年时代，听何老师和阿骅表兄谈中医的局限，又在那个终身难忘的夜晚进入何老师亲手打开的针灸学的大门。
(《中医人生》(2)、(3)的连载计划是明天发的，收到书友的热情企盼，就今天送给大家一饱眼福了。之后的文章大概会保持在每5天一期的频率，还请大家继续关注。)
二、春风引路入岐黄
在父亲的劝告之下，我决定上城去找何黄淼老师，向他讨教学习中医针灸之路。
“何黄淼老师的一生风雨坎坷，”父亲对我说：“他传奇般的中医针灸诊疗经历曾让不少亲友嘘唏不已。你坐在他身边，听他娓娓讲述那些精彩的病案，既受教益，也长见识。”
何老师当时正处在针灸治疗疑难病症的热潮之中，对现实中的中医针灸现状痛心疾首。他认为中医教学应该是造就有思想的会治病的医师，而现在的中医学院由于教材与教育的方法不对头，结果培养了一大批能说善辩的学者。在这样的象牙塔中，中医针灸已经化橘为枳，失去了原汁原味。这些针砭时弊、袒露心声的话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六四年夏收以后，我第一次登门拜访何黄淼老师。他当时住在温州市区华盖山西麓，是一座依山而建的两层老宅院，大门要拾级而上。楼下的正房南北分别住着温州中医外科名医吴国芬与妇科名医吴国栋两兄弟，他们是这座老宅院的主人。何黄淼老师住在北边厢房的楼上，房间十分低矮，不到三十平米。小小的卧室布置得十分整洁，房间里的家具摆设非常得当。何老师在这里读书，在这里治病，在这里接待客人。在我的记忆里，这里的一切感到分外的清晰与难忘，因为我当时还处于徘徊的阶段，学中医还是不学中医，对我来说还是个问题。记得每次当我走过那条黝黑的楼道，踩着多年失修而吱吱发响的楼梯时，犹豫心态也让脚步放慢放轻，心里充满着种种的疑虑与一种朦胧的期待。
何老师大力倡导日本针灸家泽田健先生的针灸疗法。称泽田健先生是日本汉方医学的太阳；泽田健先生的“针灸是上帝之手，具有神奇的力量”，成为他的口头禅。这一些煽情的话自然能够深深地打动了我年轻的心，然而当我接触到中医针灸典籍时，我的学习热情又被满眼陌生难懂的词语浇上了满头的冷水。
我父亲费尽口舌一次又一次地规劝我上城，到何黄淼先生身旁近距离地接触诊治实践，说这样也许能找到针灸入门的契机。因此，那段时间我经常步行五个小时进城，频繁地出入于何黄淼老师的家中。
一九六五年秋的一天，何黄淼老师带我去诊治一个病人。病人住在邻近的街区，是何师母同单位工友的母亲，患肾炎多年，近几个月病情加重，中西医治疗均无进展，已经卧床不起。经何黄淼老师半个月的针灸治疗，已经明显好转。一路上，何黄淼老师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了这个病人的情况。
“病人姓李，六十五岁，”何黄淼老师说：“初诊的时候，水肿从下向上蔓延，一直到了头面部，水肿的严重程度令人咋舌，用手指在脚踝附近一按就深深地凹陷进去，腹胀满得厉害，躺在床上坐不起来。按切脉象，沉而无力，舌苔白厚，食欲差，大便秘结，小便不利，胸闷腰背畏寒。脾肾阳虚一目了然，然而中医师开的温肾健脾、化湿利水的方药不见疗效，我想和病人的体质状态有关，有的病人可能不适应汤药而适应针灸。我先给她针刺内关与公孙，入针后，病人胸闷减轻，就能够慢慢地在床上坐了起来，全家大小惊讶不已，我也感到有点不可思议。”
何黄淼老师自信的叙说感染了我，意外的疗效打动了我，使我萌生了学习针灸的愿望。
“何老师，内关与公孙两个穴位配合使用治疗肾炎的水肿与胸闷的机理是什么？”
“这是八脉交会穴中的两个穴位，”何黄淼老师津津乐道，“内关穴为手厥阴心包经穴，公孙穴为足太阴脾经穴，内关通于阴维脉，公孙通冲脉，它们配对使用，能够通利气机，调整水液的代谢，治疗胸腔和腹腔的病症。明代刘纯《医经小学》中有八穴的歌诀，其中说道：‘公孙冲脉胃心胸，内关阴维下总同’。”
“何老师，八脉交会穴中的其他六个是什么穴位？它们都有什么作用？”
“八脉交会穴是我临床常用的一种针灸取穴方法。”何黄淼老师说：“奇经八脉的八个特定穴，即公孙与内关，后溪与申脉，足临泣与外关，列缺与照海。公孙配内关可以治疗胸腔和腹腔部位的病症；列缺配照海可以治疗腹腔和盆腔部位的病症；后溪配申脉可以治疗头面五官及四肢腰背部位的病症；临泣配外关可以治疗头面五官及关节部位的病症。我国古代的医典对八脉交会穴的记录是经验的总结，根据经脉气血的交会相通关系，用以治疗全身疾病，取穴操作方便，疗效显著。这一种取穴的方法，你可以稍微迟一步学习，因为它的临床使用牵涉到诸多中医学的基本概念。”
在何黄淼老师随心所欲的漫谈中，我开始接触到针灸学的理论。
“何老师，听说你治疗肾炎水肿的绝招就是指导病人家属长期使用艾条熏灸，是这样的吗？”
“是的，我诊治疾病的宗旨是：安全、有效、方便、价廉。”何黄淼老师神采飞扬地说：“天底下只有针灸能够做到以上四点。这个病人也一样，我在病人的腹部、背部与足部用笔画了几个穴位，然后就嘱咐她的女儿每天用艾条熏灸，为了节约时间，可以两条艾条同时点燃，每个穴位熏灸十五分钟。她的女儿非常孝顺，每天用艾条给她熏灸五次。”
“具体有哪几个穴位？”
“就是背部的脾腧、肾腧；腹部的关元、水分、气海；足部的阴陵泉、足三里等穴位。”何黄淼老师毫无保守地回答。
“何老师，这样重笃的疾病，用如此简单的疗法，能有效吗？”
何黄淼老师笑着说：“这个病人熏灸三天以后，全身水肿就明显减少，你说有效还是无效？就一直这样坚持艾条熏灸，穴位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动，到了第十三天，全身水肿全部消退，各种症状也有所减轻，大家都看到了治愈的希望。今天早晨她女儿来说，病人不慎感冒了，有发热头痛，所以我们现在去看看她。”
到了病人的家里，我看见病人在房间里散步，精神还可以。何黄淼老师劝她先躺下，按脉望舌，询问病情，然后在大椎、风门与合谷的穴位上针刺，并嘱咐病人的女儿艾条熏灸依然进行。在大椎、风门与合谷三个穴位上针刺，是何黄淼老师诊治外感表证常用的一组穴位，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我睁大眼睛仔细观察病人的病情，学着把何黄淼老师诊察的各个环节一一地重复一次，因为何老师事先已经对病人打过招呼，病人也非常配合。我在“见习”的过程中，发现病人对何老师的治疗效果极为肯定，跟何老师介绍的情况基本一致。
我对中医与针灸的科学性始终抱着怀疑的态度，虽然接受了中医学的一些理论，然而思想深处还是疑虑重重。所以在回来的路上，我向何老师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难。
“何老师，为什么现代著名的知识分子都反对中医？在中学课本里，我读到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曾经写到的文字：‘我还记得先前的医师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地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引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我尊重鲁迅的人品与学问，所以他批判中医的思想就这样植入了脑海。”
何黄淼老师一点也不生气，自信地笑着说：“鲁迅对于中医的态度，需要了解当时的社会氛围，鲁迅父亲的病与他自己医治牙病的亲身经历等方面的情况，你才会明白鲁迅为什么会这样说的。多年来，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最近才对这个问题有了明确的答案。”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现代好多中国人都从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讲的 “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这一句话来认识中医药。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以陈独秀、胡适为精神领袖的中国知识界，否定与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蔚然成风。”何黄淼老师说：“在鲁迅等人的眼里，什么传统文化，什么中国国粹，统统‘等于放屁’。鲁迅主张‘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他甚至提出来要消灭汉字。中医学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旧医学，所以也需要反对与打倒。当时社会上反对中医的头领是余云岫，他在一九一六年撰写了《灵素商兑》向中医理论宣战。余云岫是鲁迅先生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同学，当然余云岫的中医观对鲁迅先生是否有影响还很难说，不过他们两人都是章太炎的弟子也是事实。这就是当时的时代思潮，在这个大环境里，每一个热血青年与年轻的知识分子都会受到影响，鲁迅也不可能例外。”
是啊，在当时，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正酣，中西医之争也硝烟弥漫。所以当时的文化、政治精英们都毫无例外地反对中医。梁启超右肾遭受了错误的手术，身体受到很大戕害，他不但不去追究协和医院的责任，还公开为对方开脱。但是，对于自己多次经中医治疗好转的事实，他却绝口不向社会公开，甚至在声明中还批评中医治病为“瞎猜”；胡适曾患水肿病，西医屡治不效，后来由中医陆仲安治愈。当时报刊报道胡适患的是糖尿病和肾炎，但后来胡适一直否认他的病曾被确诊，其用意很明白是不承认中医能治好这两种病。再如孙中山先生重病也不服中药，还说：“中医是一艘不带罗盘的船，西医是一艘有罗盘的船，中医也有可能找到目的地，西医有的时候也找不到目的地。但我宁愿乘有罗盘的船，尽管找不到目的地。”这不就是公然宣扬中医不科学吗？
“鲁迅祖父周福清因贿赂案发入狱之后，”何黄淼老师继续说：“其子周伯宜，也就是鲁迅的父亲也与其案有涉，故被拘捕审讯，后又被革去秀才，精神情志上蒙受了沉重打击，便借酒浇愁。长期的过度饮酒加重了原有肝病的进展，腹部出现鼓胀，后来下肢也出现浮肿；俗话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也就是说，男人下肢浮肿，女人头面浮肿，预后大都不佳，由此可见鲁迅父亲的病便是绝症。尽管为鲁迅父亲治病的医师，由‘姚芝仙’换成了‘何廉臣’，也没有能够挽救其性命。现在看来，鲁迅父亲长达两年中医药的诊治以及最后的亡故，都给鲁迅先生的身心带来极大的打击，也造成对了他中医学极为恶劣的印象。鲁迅说过：‘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单方怎样灵，我还都不信。自然，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有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鲁迅学习西医以后一定也知道西医也并非无所不能，也不能包治百病，像他父亲这样的肝硬化所导致的腹水，西医也无能为力。我认为鲁迅后来弃医从文除了思想方面的原因之外，不能不考虑他发现了自己留学日本的初衷——他在《 藤野先生》一文中说的，‘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原来是一个乌托邦的美梦。但是即使这样，鲁迅还是坚持自己反对中医的立场，其中的原因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鲁迅父亲的疾病属于中医所说的“风劳臌膈”四大难证中的“臌胀”病，相当于西医的肝硬化或肝癌所导致的腹水，在现代也难以治愈，更何况在晚清时代。
“鲁迅在《坟·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中，通过自己牙病的诊疗始末，对比中西医两种医学的优劣，结果是褒扬了西医，讥笑、挖苦了中医。”何黄淼老师语气沉重地说，“鲁迅从小就牙痛，经常牙龈出血，试尽了《验方新编》中的诸多验方都不灵验，遇见一个善士传给他一个秘方也不见效果。后来正式去看中医，服汤药，可惜中医也束手无策。最后中医师告诉他，他的病是‘牙损’，‘难治得很’。有一个长辈斥责他，说他因为不自爱所造成的。在族人的印象里少年鲁迅的这个牙病是他人格的耻辱。鲁迅到了日本长崎后就去寻牙医诊治，牙医诊断为‘牙石’，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谓‘齿袱’，牙齿就不再出血了，花去的医费是两元，时间还不到一小时。他从中医药的书中知道了关于牙齿属于肾，牙损的原因是阴亏的理论。这一发现使他感到触目惊心，顿然悟出了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所以鲁迅认为中医不仅仅是治不好他的牙病，反而诬陷了他的人格。”
少年鲁迅的亲身经历活灵活现，这等例子太刻骨铭心了。
“以上的几个原因，有的是误解，有的是中医学理论与临床的缺陷。”何黄淼老师坦然地说，“中医与西医一样，总是有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把脏水和孩子一起倒掉。”
看来何黄淼老师对这个问题已经有过深入的思考，所以他的论据很翔实，他的见解很持平，也很辨证。他的一番话，对我起了纠错校正的作用。
“中医为什么把‘牙石’造成的牙龈出血辨为肾病阴亏？”我问。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特点，”何黄淼老师说，“它认为人体所有的生理、病理现象，都要用阴阳五行来解释，因此任何局部的病变都要归属的各自五脏的阴阳气血的失调，治疗疾病就是通过整体来调动全身的抗病能力达到治疗作用。临床实践证明，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疗法。但这种疗法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由于它忽视了局部疾病也有相当独立存在的可能性，忽视这类局部病变对整体性治疗的不应答性，诊治上经常出现舍近求远的现象。譬如明明是局部‘牙石’造成的牙龈出血，不从局部下手治疗，反而辨为肾病，劳而无功，就是中医学辨证系统和治疗技术的缺陷所造成的，今后在现代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地加以完善。”
“在中医临床上，类似于鲁迅‘牙石’病的情况肯定不少，中医学难道都视而不见吗？”
“问得好!”何黄淼老师高兴地说，“中医学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存在局部病变对整体性治疗的不应答性的问题，所以从周代开始就通过分科的办法来弥补这个临床上的漏洞，在唐代中医的专业设置上已有体疗、少小、疮肿、耳目口齿、针灸、按摩、角法等分科。由于专科的发展与医疗设备的更新有关，所以不得不承认，中医专科的发展是缓慢的，其中口腔科的发展更是这样，到了清朝还没有发明刮除‘齿袱’的器械，所以才出现鲁迅治牙的故事。”
何黄淼老师思考得很深很周到，这些知识我闻所未闻。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特点，但是未必就是优点。”何黄淼老师继续对我说，“它有得有失，并非万应灵膏。有时候的确会出现大而不当的毛病，承认缺陷才能改进与发展。对于中医药不能正确治疗鲁迅的牙石病一事，大家感到遗憾是应该的，但为此苛责中医药学，那就大可不必了。”
后来，我把有关鲁迅反对中医的话题，跟阿骅表兄交换了意见。他对其中鲁迅因为牙病对中医的批判倍感兴趣。
中年的阿骅表兄是一个容貌儒雅，志性刚烈而具有问题意识的人。他那修长匀称的身材，宁静温和的气质构成了现代知识分子典型的形象。然而他那严肃、困惑的表情，结结巴巴的表达能力，使人不敢恭维而且也难以接近。然而在我的眼里，他的不善言辞也已经成了他思想力量的一部分。阿骅表兄比我大十五岁，青年时代学过西医，近几年来一直在研究中医针灸。他凭借其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知识方面的素养，在中医理论方面比我遥遥领先，所以我经常找他求教诸多问题，并常常得到意外的收获。
阿骅表兄沉思了半天，说：“鲁迅先生牙病诊治并不是中医学的一个孤本，这一事实的确击中了中医学的软肋。这是一个中医学中一直无人触及的重大问题，中医学为了维护大而全的理论系统，强调的是抓大放小，重视整体而忽视局部。不惜把一些局部的问题，一些技术的问题，勉强拉进几大系统分类之中。
鲁迅在作品中正面提出向中医学挑战以后，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医界没有人做出回答，这是为什么？实质是讳疾忌医，拒绝批评。这是中医学的悲哀，说明中医学匮乏自我完善的纠错能力。我认为这一个难以忘却的事例值得每一个中医师好好地反思。”
他讲到关键时刻总是咬文嚼字，闪烁其词，让人不得要领。
“鲁迅先生的中医观正确吗？”我直截了当地问。
“鲁迅先生的中医观是错误的，”阿骅表兄说，“他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但是他的一些意见并不都是空穴来风。那个时代的精英大都菲薄中医，这不是他们的错误，而是他们的不幸。譬如大名鼎鼎的陈独秀也是持类似的观点。他说：‘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唯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
“像鲁迅先生这样聪睿的人，为什么会犯这种以点代面的错误呢？”我问。
“老鹰有时候飞得比鸡还低，”阿骅表兄把自己的右手自然地伸直，放到接近地面的位置，随后又把它高高地举起，“然而没有人怀疑老鹰搏击长空的能力。”
阿骅表兄的比喻真的很恰当，使我对整个问题有了一个明确的看法。
“这是一句俄国民间谚语，”后来阿骅表兄告诉我，“伊里奇·列宁用它来评议过卢森堡的历史地位，我引用它时已经做了改动。”
有关鲁迅的中医观的讨论，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至今还在中国的文化界时不时地搅起几番风雨。
从病人家回到何老师家，一路上我不断地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何老师不厌其烦地作了回答。
“何老师，我国政府为什么在政策上大力支持中医的发展？与民国时期的政府对中医的态度为什么不一样。”
“民国时期的政府对待中医学的态度也很暧昧，也不光是反对，一些上层官员如陈立夫等人也是鼎力支持中医的。”何黄淼老师流露出一种不置是否的表情，“现在的中央领导人从实践出发，相信中医针灸能够治好病，甚至能够治好许多西医治不好的疑难重病。”
“中央领导人怎么知道中医针灸能够治好病的呢？”
“我想与他们在延安的生活经历有关联，”何黄淼老师的眼睛发光，提高了声调，说：“当时许多领导人与部队将领在那一种缺医少药的艰难的环境里，生病时都接受过中医针灸的治疗，亲身临受过中医针灸的疗效。有一个名字叫朱琏的针灸医师，抗战初期在延安师从任作田先生学习针灸，后在部队推广应用并举办训练班，听说董必武在延安生重病就是被中医针灸治愈的。后来朱琏医师写成了《新针灸学》一书，在董必武的支持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董必武还为本书作序，朱德为本书题词，云：‘中国的针灸治病，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它在使用方面，不仅简便经济，且对一部分疾病确有效果，这就是科学。希望中西医团结改造，更进一步地提供其技术与科学原理。’从实践的角度，感性的角度你就会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会支持中医针灸了。”
我心里担心没完没了的提问会打扰何老师正常的休息，所以就想早点离开。何黄淼老师好像早已经发现了我的心思，把我的手紧紧地拉着不放，和蔼、亲热地说：“不走啦，不走啦，今天不走啦。今晚就住我这里，等会儿请建寅、时觉过来，大家聚一聚，交换交换临床心得。”何师母更为热情，跑上跑下准备晚餐，把家里平时舍不得吃的菜肴与名酒摆上了饭桌。几十年过去了，然而我一想起这个情景，鼻子就会发酸，流下了又冷又咸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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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中医人生》，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授权中医书友会(微信号zhongyishuyou)连载。尊重知识与劳动，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医书友会第212期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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