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史话(子曰师说 曹雅欣)
2014/11/6 子曰师说

     古琴又称瑶琴、七弦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件乐器。在中西文化冲突的近百年来,古琴曾遭受过一段时期的冷遇,而近些年,琴又逐渐回归到大众的视野当中,自身热度不断升温,关于琴的一系列荣耀标签也在被反复强调:中国最早的弹弦类乐器、“文人四艺”琴棋书画之首、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等等。

     这些赞誉虽然确凿,但重复日久未免流于空泛。从音乐属性上来讲,古琴也不过是民族乐器的一种,为何它就能够担当起如此众多的至高荣誉?——应当更多地从社会视角、文化视角对其进行审视,穿越热闹的标语式口号,看古琴在历史的流变当中,究竟是处于怎样的位置,究竟是如何一路走来。

     在回看古琴的过程中,我们大致可以通过琴的社会功能演变,把古琴的历史划分为琴的礼神时代、礼乐时代、礼教时代、礼人时代

    

     一、 礼神时代——乐以娱神

     礼神时代,是指周代建立以前的文明时代,包括“三皇五帝”、尧、舜、禹以及夏、商时期。

     古琴,一直以来都被广泛地传说是由伏羲所制,伏羲为“三皇五帝”中的三皇之一,生活时间为公元前7000年左右。但琴的这种创制说法尚缺少可靠的考古依据,不足全信。之所以“伏羲创琴说”会流传甚广,只能看作是古人对圣贤之能的美好寄托,也是对琴之身世的神性推崇。

     虽然《礼记》等典籍上多有表示:舜作五弦之琴。但从更多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推断,原始形态古琴的创制应更早于尧舜时代。《史记》中记载了尧在嫁女时把琴赠与了女婿舜,这说明,古琴在舜生活的时代就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乐器了,更说明,古琴到今天,至少经历有4000余年的历史沧桑。

     在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中,人类生产力低下,对于自然界释放出的力量,既惶恐又崇拜,他们一方面要靠微薄的人力去抵抗自然的破坏之力、撷取自然的衣食赐予,另一方面又畏惧自然的强大主导、崇拜自然的未知之神。所以,人类凭借朴素的理解和良好的发愿,常常以歌、乐、舞的形式与大自然进行交流,如对神的酬谢与祭典仪式,以期保佑人类社会的风调雨顺、衣食无忧。音乐在此时担负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礼神,来实现人与自然的沟通。

     古琴在此时既已诞生,自然也不可避免地要在这个时代承担起娱神的责任。最为典型的反映,就是古琴曲《神人畅》的表达。

     “畅”是琴曲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他表现形式还有操(如《仙翁操》)、弄(如《梅花三弄》)、引(如《良宵引》)、怨(如《长门怨》)、散(如《广陵散》)、吟(如《秋塞吟》)等,而“兼善天下,天下通畅,故谓之畅”,可见,“畅”,是赞歌,是颂歌。以“畅”为题材的琴曲,流传至今的只有两首,其中之一便是这首古曲《神人畅》。《神人畅》表达了尧在祭祀天地时,奏琴感动上苍,乃至天神降临,与众人歌舞同庆的场景。《西麓堂琴统》等琴书更是直接表示,此曲即为尧所作。

     此曲的真正作者和创作年代虽然难以考证,但是《神人畅》的古风卓然、韵律质朴,让人感觉,它确实是携着远古的风情扑面而来。最初的古琴只有五根弦,相传是周文王和周武王又各增加一根琴弦,才形成了如今“七弦琴”的样式,而《神人畅》此曲的演奏,就只使用了宫、商、角、徵、羽五根琴弦,不用少宫、少商两弦,采用五声音阶,更为接近古乐的粗犷淳朴。

     《神人畅》声多韵少的音乐表达,使它的节奏铿锵有力,曲风苍古雄健,旋律分明,气势恢弘。当琴声响起,原始的祭神舞蹈仿佛就历历在目,人类对上天的呼唤和祈祷仿佛就响彻耳边。在2003年,文化部组织申报中国古琴入选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就曾以较大篇幅来介绍此曲。可见,一曲《神人畅》,承载的内涵、占据的地位,都不可小觑。

     因为,它代表了古琴的一个重要时代,那是一个文明开端的时代。

     这个时代,就是琴的礼神时代,乐以娱神,是古琴在当时最主要的社会功能

    

     二、 礼乐时代——乐以治国

     公元前1046年,周王朝建立,不久周公摄政。在周公众多的伟大业绩中,对中国历史产生最深远影响的一项,就是“制礼作乐”。从此,中华民族的礼乐文明正式拉开序幕。

     在礼乐时代,音乐奏往的对象由天神苍穹,逐渐转向人类社会,音乐承载的任务由礼神祭天,转变为治国安邦。

     “礼”是社会制度的建立,“乐”是社会制度的维护;“礼”为秩序,“乐”为和谐;加礼以节人,“礼”是对外正言行,雅乐以和情,“乐”是对内调心性。 礼乐文明,就是提倡社会秩序俨然、个人身心雅正的文明。

     在周代,“雅乐”与“俗乐”之分也开始确立,雅乐主要指用于郊社、宗庙、乡射、宫廷礼仪和军事大典等方面的音乐,也就是出现在政治、宗教仪式中的正统之声。而与之相对的“郑卫之声”即为俗乐,也就是来自民间的、流行于大众的动情之声。

     雅乐与俗乐的功能本自不同,俗乐的目的是悦耳娱情,而雅乐,担负着统治阶级维护和谐、化成天下的愿望。

     《礼记·乐记》称:“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可见,中正平和、庄严醇厚的雅乐,无论进入宗庙、还是迈入乡里、或是走入家庭,它所要达成的效果,都是令各人和睦相处、令各阶级和平相安,以礼乐来和合天下。

     古琴在此时的参与也不可称不频繁。《诗经》中《雅》的部分,就常以琴、瑟等丝弦类乐器伴奏。而诗中更是常常直言古琴,如《诗经·小雅·棠棣》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类似体现了古琴参与且助益于礼乐生活的诗句,举不胜举。

     约略可以再现周代礼乐之精神的琴曲,可以推出一首《文王操》。

     《文王操》正如其名,相传是由周文王所作。据《史记》记载,孔子向琴师师襄学习此曲的时候,起初并不知道曲名曲意,但是他在反复体会、用心感悟之中,已经能够看到,此曲的作者,正是那位形象高大、目光深远、王临天下、统领诸侯的周文王。由此可见,《文王操》表达出的精神主旨,正是令一心遵从周代礼乐制度的孔子,感到了令人欣喜的暗合。

     当代古琴家成公亮先生曾为绝响了三百余年的《文王操》打谱,将记录于明代琴谱中的这首古曲复活于人们的指间。他对此曲的风格也有所论述:“《文王操》大量使用空弦和七徽下至徽外的按音,除第七段泛音外音乐全都在中低音区活动,这在琴曲中很少见。那与时代风格相关的弦调、音阶的运用也明显地与宋、明产生的琴曲如《潇湘水云》《渔樵问答》《平沙落雁》迥然不同。”

     当然,历史烟云,几多变幻,我们不必把任何美好的传说都当作真实来看待,今天听到的《文王操》,并非就是周文王所作的那一首,但是至少,它体现的精神、传达的思想、追述的情怀,可以令人遥想周代的风范。那么,我们就暂且在这首琴曲中,感受来自礼乐时代的雅正,体会两千余年之前弥漫的情操。

     常在空弦低音的演奏,令此曲格外庄严、肃穆,而这凝重的音乐气氛中,又有着舒畅的旋律、宏伟的意境。成公亮先生还曾说:“当我凝神静虑端坐琴前,拨动那浑厚的隆隆如钟的空弦时,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庄严、恢弘的黄钟大吕即使人进入一种肃穆而神圣的氛围。”而这,正是礼乐文明所追求的效果,“乐文同,则上下和矣”,通过音乐的教化,让人安和自身、知礼自束,让社会的不同阶级各安其分、和而共处。

     《琴论》称《文王操》“其声古雅,世俗罕闻”,《杏庄太音补遗》更赞叹说“鼓此曲令人荡涤邪秽,消融渣滓”。那么,通过这一首其实还不算完全接近古老的《文王操》,我们可以看出,当古琴处在礼乐时代,它和合天下的社会责任已经尽到。

     古琴的七弦之音,曾作为以乐治国的重要部分,保持着社会的安定和谐。

    

     三、 礼教时代——乐以养德

     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系统而完备,对于中国国情最具有普适意义,西汉以后,儒家便在社会思想领域占据了正统地位。这使得中国古代社会从进入封建时代起,也就是自春秋战国的奴隶制瓦解始,儒家提倡的礼教思想,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逐步开始了长达两千余年的主导。

     “德”的概念成为这个时代的首要标准,“德”既是社会理想,也是个人追求。而音乐在整个礼教时代背负的功能,也就由针对阶级治理,具体落实为针对个人修养。乐以养德,成为音乐的教化任务。

     还是要从孔子说起。孔子被称为“至圣先师”,这并非是后世的一味拔高,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将“六艺”引入教学,设置了科学而全面的教学体系,甚至比我们当代的教育系统还要完备。“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礼乐是礼仪和艺术培训,射御是体能和军事训练,书数是人文和自然科学学习。其中“乐”,自然是音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无乐教,就无以成人。

     《论语》中说,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月不知肉味”。那是因为,韶乐是尽善尽美的音乐,入耳悠扬动听,入心中正平和。受到这种音乐的教化润泽,孔子得到了精神的升华,遗忘了感官的欲望。

     这验证了“乐者,和也”的理论,在实现社会和谐之前,“乐”首先实行的德育,就是实现个人的身心和谐。

     不独教育他人,古琴之于孔子个人亦十分重要,不仅有前面所讲到的,孔子向师襄学琴的记录,《史记》说“《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诗经》的内容孔子都能够以古琴弹唱,说明琴是孔子育人和育己的良伴。

     逐渐,“琴有德”的观念也就相应而起,到明代《琴书大全》中,终于定型为琴有九德:奇、古、透、静、润、圆、清、匀、芳。

     那么,相应而生地,具有修身养性、正心养德之教化作用的琴曲,也就多不胜数。我们现在听到的知名古曲,很多都承担着古人以琴养德的寄托。《幽兰》以幽谷兰花为对象,喻指独善其身的道德操守;《梅花三弄》以寒梅为榜样,歌颂不屈不挠的气节风骨;《欸乃》以山水之景,助人淡泊名利;《鸥鹭忘机》以自然之情,劝人忘却机心。

     古琴,在这个跨度最漫长、影响最深远的礼教时代,突出地表现出了它的文化功绩和历史地位。

     乐以养德,在琴曲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便是一首《平沙落雁》。《天闻阁琴谱》中对此曲的解说为“极云霄之飘渺,序雁行以和鸣,倏隐倏显,若往若来”,写天地之物,绘自然之情,舒人心之畅,融人景于一。

     曲目开篇,极轻的几串泛音缓缓奏响,书写芦苇轻拂、沙远天高的水淡云清;而后顺滑的按音袅袅渐响,似有水漾云动,生机偶现;其后翩跹的旋律婷婷荡起,如水流荡漾而来,一波一波冉冉拉开天与地的画屏,展开一幅秋光散淡的闲远。画面中群雁上下往来,盘旋起落,有忽远而清鸣,有忽近而翩落,将天与地的界限涂抹得模糊浑成,恍若天地随雁群飘来荡去,雁群与天地淡成一色。

     而人,在这自然之中独立观景,又在自然之中融为一体。这首琴曲,表达了中国人最高的道德追求:天人合一。

     所谓“大乐与天地同和”,《平沙落雁》就正是这样一种大乐。它用万物同乐的醉而陶然,徐徐淡淡地诉说着:是人书写了雁落平沙的生趣,是人歌颂了天地共融的恬淡,是人介入了其中,才把这本不出奇的单调景色,调画成为经典,成为永恒。

     但是,作为万物灵长的人却又把自己隐去了,隐于沙间水畔,隐于天高地阔。人将自然界的美隆重地推出,又把自己无限地退后,隐到一个沙粒一般不起眼的位置上,乐在其中,并不打扰大自然的歌舞。

     《平沙落雁》体现出的,是人与自然最好的相处,是天人合一的最佳德行。

     古琴在构造上,也充分体现着这种天人合一的价值观念

     古琴的基本构成,是由琴面和底板两块木头合精而成,琴面拱圆,是为“天圆”,底板平坦,是为“地方”,天圆地方,阴阳相合;琴长约三尺六寸五,象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琴宽六寸,象征“六合”(东、西、南、北、上、下),容纳宇宙天地洪荒;琴面上十三点琴徽,代表一年中十二个月及一个闰月;七弦中,最初成型的五根弦是五行的象征,分属金、木、水、火、土,从音乐属性讲又是五音,宫、商、角、徵、羽,同时还表示了君、臣、民、事、物五个等级;而第六弦、第七弦相传为周文王和周武王后加,是文、武之声,也是君臣合恩的化身;七弦悬于琴上,亦是北斗七星挂在高空的象征。

     琴头上部称为“额”,额之下,一条架弦的硬木称为“岳山”,它在整个琴面中位置最高,确似山之高岭。根据《易经》,山泽必相对,而在古琴的构造上也充分印证着古人的这种宇宙观,“泽”既是琴轸部位的“轸池”,也是琴底部的两个音槽,也就是两个发声孔,其中位于底板中部、较大的一个称为“龙池”,尾部较小的一个称为“凤沼”。山泽相应,龙凤相对,这便是万象天地。

     如此看来,小小一具琴身上,有天、有地、有年、有月、有山、有水、有龙、有凤、有君、有臣、有文、有武、有时间、有空间。天地之道,万物之和,便是古琴的化身,亦是古琴的精神。

     更具深意的是,古琴琴型中最有代表性的“仲尼式”,以孔子的字来命名,那正是一个人直身而立的样式。因此可以说,整架古琴,就是一个人;而整个世界,又都融合在人身里。琴所表达的融合精神,是中国人最理想的道德境界。

     “乐者,天地之和也”。在古琴和古琴曲上,以和为贵的德育作用表现得极为充分,所以古人会有“君子无故,不撤琴瑟”的说法。

     君子为学,“六艺”中的音乐修养不可遗落;君子为人,“文人四艺”琴、棋、书、画,古琴亦居之首位。古琴艺术,因此是礼教时代里文人必不可少的道德修养。

    

     四、 礼人时代——乐以怡情

     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改换翻天覆地,封建体制结束了它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历史,新的政体开始在这片土地上探索和成长。历经动荡,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社会思潮才逐渐趋于稳定。而古琴在上世纪初到如今的这个百年里,经历着前半期的退隐,即1911年辛亥革命至七十年代文革结束,以及后半期的新生,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至今这一段宝贵的黄金岁月。

     这个百年,也是中国社会思想文明、价值观念重整的时期,个体的“人”得以解放,“人”的本体不断被肯定、被鼓励,“人”的需求和价值,前所未有地成为一切物质和精神产品服务的重中之重。我们姑且称这个新兴的时代,为一切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礼人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古琴曾经的那份至关重要,一度被我们长久地遗忘。

     是从何时开始失落了这份文明呢?清末民初,社会制度变迁的最显著特点就是教育制度的改革,以“六艺”为系统的礼乐教育被西式学校的专业化教育所取代,传统民乐也被认为是落后腐朽的封建符号而遭到排斥,音乐课程几乎全部设置为西乐内容,古琴就此失去了固有的土壤。

     而社会对传统乐器的偏见在文革时期达到顶峰,六、七十年代的古琴,已经沦落为“音乐化石”,频临灭亡。这段艰难的岁月,可称之为古琴艺术的退隐。

     但是,具有九德的七弦琴终究不会永远湮没在历史的一时错步里。八十年代后期,古琴长时间面临的严酷态势逐渐回暖,恢复发展古琴艺术的工作从此时起,一步步走向明朗。

     而社会大众真正将目光越来越多地投向这一沉寂多时的艺术,还是自2003年古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之后。喜讯从国门外传来,国人才渐渐意识到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失误,我们的知识缺失造成了多少文化资源的浪费!我们错过的是自己。经“非遗”的春风一度,各类古琴事业更是如雨后春笋般不知不觉遍布在大地各处。

     在人的需求成为绝对主宰的新时代,古琴作为精神产品、作为音乐艺术的一种,已经而且也应该,从高古的神坛和教化的宝座上走下,实实在在成为服务人、陪伴人的一种乐器、一个良伴。不能说这就是文化艺术今不如古、降低格调的没落,也不能说古人付之于琴的那些高贵品质都流于庸俗了,琴依然修身养性,依然清微淡远,依然内涵丰富,依然价值不菲,但是琴也该还原为“琴”了,作为只是一件出众的乐器、一门精彩的艺术,肩负起它活在这个时代的使命

     在当下这个时代,缓解焦虑、陪伴孤独、改善气质、提高修养……这些是古琴之于当代人最切实的作用。一言以蔽之,乐以怡情,这体现着古琴在当代、在未来,最重要的寄托。

     以琴怡情的形式也应当多种多样。既可闻曲悦耳,也可自弹兼自唱;既可追述古曲,也可移植新歌。

     其实,古琴之所以保存有这么多古曲,正是历朝历代的琴人不断创作新曲、又能兼容并蓄移植当时民间流行曲调的结果。延续古琴艺术的这种精神,当代不少琴人也在做着有益尝试,将许多当代音乐融入古琴的七弦,与时俱进,演奏出新的活力。例如,中国风流行歌曲《龙文》《青花瓷》,民歌小调《茉莉花》《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地方戏曲《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天仙配》,以及红歌、昆曲、佛曲乃至其他器乐演奏曲等等,它们都可以在新时代与古琴相逢甚欢,共同愉悦着人们的耳朵和心灵,洗涤着生活的疲惫和尘埃。

     影视插曲也不例外。比如,由作曲家谭盾谱曲的电影《夜宴》插曲《越人歌》,可谓名副其实的新曲,但它就可以与琴声完美融合,感动着众多的琴者与听者。

     《越人歌》的曲词出自西汉刘向所作的《说苑》,本意表达的是一个男子对另一男子的欣慕之情。但更被广为接纳的说法、同时也是电影中所借用的情感,是在传达一个越国女子对楚国王子的暗恋情怀——“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知不知”,那是越女面对心爱之人时,一种爱不能言的寂寞。

     当古琴在演奏《越人歌》时,会让人感觉,旋律性的连贯偏少,而间隙性的留白偏多,有些曲不成曲的滋味。就如同越女,她那些口不能言的心事,话不成章的倾诉,溃不成军的慌乱。

     这种空音,也恰是古琴的味道所在。琴曲从不推崇急和重,而旨在情和味。它在弹拨之间可以从容间歇,宛若是留待手指的呼吸、心情的释放。而在这瞬息的无声之际,恰恰正是弦外之音冉起的时刻,用短暂的静默给听者留出一个空间、一份余地、一种不确定性,让人的心扉开启,在独属于自己的精神花园里,勾画翩翩的景象,释放款款的律动。一首琴曲,往往是一份灵魂的洗礼体验。

     于热闹中听安静,古琴携带着它的幽古、高远、安详、深刻,以及善于融合的品格,在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里,体现着它独特的怡情功效。

     除此以外,《长物志》里还说:“琴为古乐,虽不能操,亦须壁悬一床。”这样不奏琴只赏琴的爱琴方式,其实是减弱了古琴的音乐功能,而强化了琴的美学价值。同时也给我们当今的时代以启示:今人亦可效仿《长物志》的情趣,不必人人都要操琴习练才算修养,只要是美的享受和表达,那么,不拘是以琴做装饰、还是做乐器,不论是以琴怀旧调、还是赋新声,——只要能怡情养心,即是琴的精魂所在。

     乐以怡情,当今时代,古琴的任务简单实在了,却反而可以亲切长久了。

    

     古琴在过去,被看作是极雅的艺术,在声乐齐轩的庄严庙堂上领衔而鸣,在文人四艺的排行中稳居榜首,在历史传说的动人篇章里频频现身。

     古琴在今天,应被当作是一种与生命气韵相连的生活方式。怡情养性调理身心,提升修养优化人生,平等对话左右相伴,是朋侣,是益友,是良伴。

     古琴,只不过是凡人的雅器。或者,是雅人的凡器。雅俗共赏,才是琴的终极意义。

     不吝七弦之美予众生,这将是古琴不负历史重托,铿鸣在今天的文化使命。(子曰师说 曹雅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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