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公章”原来早有传统，来看古代的契约精神!
2024/4/1 正略书院
来源 | 国家人文历史(ID：gjrwls)
苏秦身挂六国相印，脚下生风般奔走在荒烟蔓草的战后废墟之间。
在战国的大舞台上，苏秦曾一度是当时的顶级流量明星，连强秦著名的国相商鞅也没有他此刻得以步月登云的荣耀。
前不久，苏秦刚以三寸之舌，说动了燕、赵、韩、魏、齐、楚等六国将这散沙般的势力拧成一股绳，合纵抗秦。六国皆以苏秦为相，并赐与之身份匹配的证明：相印。
关于印字，《说文解字》说：“执政者所持信也。”这是表明身份的一样信物。
比如，在那个没有身份证、没有照片佐证的年代，苏秦走到某国想办事，只开口说“我是六国国相苏秦”，谁信？谁敢就此听他指令操作？而有了这些相印，效率就高多了。
除了身份证明，印的另一大作用是官方的法律效应。
古代天子有六玺，《说文解字》写：“玺，皇帝之印也。主土。”
在各种相应的文件或文件的封箱上盖上相对的国玺，就是一道生效且具有当时法律效应的文书。
而臣子们辅佐天子工作，许多公文上也需要他的签字盖章，于是，为了让整个国家机制运作起来少争议、更高效，臣子们从上到下也都基本配备相关的公印。它们共同的名字叫官印。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传国玺
来源：故宫博物院
可以说，官印是中国古代权力集中的重要辅佐道具，也是中国从“人治”走向有系统管理的“法治”的一道桥梁。
01
入门：官印初识
中国古代的官印材质有好几种，东汉初年学者卫宏《汉旧仪》记载：“秦以前民皆佩绶，以金、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自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
西周龙纽形玉玺
来源：渭南市博物馆
在秦代以前，不仅天子和官员有证明身份的官方之印，民间也私刻自己所需的印，材质有普通常见的金、银、铜、玉，也有用犀牛和大象骨头刻的，那时候大家的印都叫玺，所以郑玄注解说：“玺者，印也。”
只不过，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为了证明自己皇帝的权威，他所看好和钟爱的“玉”，要求自他以下都不能用。
秦朝虽然短折而亡，但皇帝的权威一旦加固，就再不容挑战，汉代沿袭秦朝规矩，只有皇帝、皇后等人的印才叫玺，而且也只有他们才用玉制印玺。
1968年从西汉刘邦和吕后陵寝附近主动出土的一块印有“皇后之玺”的白玉玺证明了这一规则。
“皇后之玺”
迄今发现唯一的汉代皇后玉玺
来源：陕西历史博物馆
那么汉代的其他官员呢？
西汉虽然不再如周朝是封建守土制，但依然采取分封亲戚的方式，让那些“擅长投胎”的孩子成为拥有一方土地的诸侯王。于是，从诸侯王开始，就必须配备自己的王印。诸侯王的印为黄金制，也叫玺。
诸侯王之下是功臣阶梯，功臣一般封为列侯，列侯属于外姓人，身份上有很大一个滑坡，所以他们的印都直接叫印，也是黄金制。
功臣团队之后，是朝廷主要做事的文臣武将们，丞相、将军是黄金印，名称上又改了一个说法，叫章。
年收入在两千石粮食以上的官员，又下降一个等级，为银印。
再之后的收入在两百石以上，千石以下的依次降规格，用铜作印。
东汉“广陵王玺”
光武帝刘秀第九子刘荆所用
来源：南京博物院
一套规格下来，各级别的人身份层级都体现出来了。印章一词也因此诞生。不过，此时官员的印和章尚且没有具体区别，到了南北朝时期，北魏才将印章用法区分开，刻着官职的印称印，刻着王侯等爵位的印则称章。
汉代及以前，官员的印基本都是随身携带的模式，他们的官印并不藏在袖子里，如此高贵的身份特征，怎么能藏着掖着呢？所以，当时的官印基本系在手臂上，或佩挂在腰间。
系和挂，印上必须有穿孔，而穿孔的部位就是印上面的“钮”。钮上形制的变更，同样是区分身份的一种方法，因此，只有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和皇后才是“螭虎钮”，即雕刻螭或虎伏在印上。
有了穿孔随身挂，就必须有绳子从中维系，这些绳子被统称为“绶”。整个印的配备可谓环环相扣。和以上的材质、印纽一样，“绶”也承担了区别官员大小的作用。
从细微之处着手，方方面面都在体现古代官阶的森严等级。
基本上，“金印紫绶”就是最高官员的象征，这个规则也一直沿袭到了唐代。
《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小神童李泌在历史上曾以布衣身份在唐肃宗身边谋辅，俩人同吃同住，跬步不离，白天一起巡视，晚上促膝长谈，俨然像身和影。
有一次，俩人一起坐车巡视，围观百姓指着他们说：“快看，穿黄衣服的是圣人，穿白衣服的是个隐士”，唐肃宗听了，觉得亏待了李泌，无论如何非要赐给他宰辅之臣才有的金印和紫绶，让他挂于身上，在百姓面前当个有颜色有身份的人。
所以，文头苏秦一出场就是“挂”六国相印，他们当时对相印的携带方式就是挂在腰间。
看客们如果见过博物馆中某些斗大的官印，也许不禁好奇，苏秦一腰悬挂六印，不会腰椎间盘突出吗？这倒不用担心，因为，秦汉之际，官印的大小大约只在二三厘米见方左右，齐刷刷挂一圈都没问题，威风极了。
因为这套印绶系统不只表明官员身份，也是荣耀的象征，因此，每当官员犯罪受罚时，最象征性的一个处罚就是要追收回朝廷赐予的印绶。
已知了官印大体“长相”，那么，它的使用方法是怎么样的呢？
秦汉之际，文书多用竹帛篆刻，官印难以直接盖在上面，必须采用间接接触的模式：将重要的信件和密令封在匣子里，用绳子捆好，再以封泥涂在上面，最后盖上官印，点火烘干。
所以，早期官印底下的刻字都在封泥之上。东汉蔡伦造纸之后，又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汰旧换新的过程，昂贵的帛书和难刻的竹简被替代，官方的文书都以纸作为载体呈现，此时，官印才不用借助“中间商”，可以直接加盖了。
而且，随着朝代更迭，官印的方方面面也在发生改变。
02
进阶：官印七十二变
到了唐代，虽然继续沿用官印制度，却和汉晋以来有了本质变化：唐代的官印不再是个人的官名印，而变成了官署印。
什么意思？
在汉晋期间，官印底下所刻的字一般都是官名，如“左丞相印”“假司马印”“西安丞印”等，而到了唐代，官印的刻字都改成了如“尚书省之印”“安西都护府之印”等官署的字眼。
这种改变，反映的是官员制度的改革。
“官名印”更多时候所代表的是担任职务的官员个人，所连带的相关权威也基本是当事人的；“官署印”代表的则是整个朝廷的部门，部门内的职位，无需再体现。个人在其中只是部门中流水线上的一员，流动性极大。
唐铜高鼻钮“中书省之印”
来源：故宫博物院
这样一来，“人治”的功能弱了，取而代之的是制度和体系的运作。
据说，甲骨文将“印”写作“抑”，其意义或许正和“官署印”背后统治者所寄寓的作用相同。
变成“官署印”后，官印不再由官员个人佩戴，而是另设专员保管，称为“监印官”。又因此，官印的体积越做越大，同时，使用方法也更加严格了。
比如，某项国家文件需要唐代中书门下的“堂印”盖章，必须先由“监印”官审查无误，然后取出官印，交由主持加盖的“知印”官具体操作盖章事宜。每一道程序都不止一个人经手，分化宰辅大臣权力的同时，也让朝廷文书更谨慎细致。
北朝铜龟钮“安西将军章”
来源：故宫博物院
在唐朝之前的南北朝时期，官员的官印制度就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比如，北朝的北魏就规定，在同一个部门内，只有长官才有印绶。
这种只有长官给印，部门其他官员无印的规制，正是“官名印”过渡到“官署印”的重要过程。朝廷上下政务的运作，机构的职能才是主要的，而非秦汉时期的个人及个人魅力。
除了卸任解印，官印还会在什么情况下离开曾经的主人呢？当然是被偷。
03
官印丢了官位也没必要留着了
中唐名相裴度从地方调回中央任中书省长官，不久又加平章事，是名副其实的宰相。
二月，天气乍暖还寒，裴度在中书省办公，红泥小火炉，就着小酒，正惬意着呢，左右的人忽然报告说：“官印找不到了。”
其他僚属都大惊失色，丢失官印可是大罪呀，唯独裴度面色不改，也不指挥手下做出应对措施，只是继续喝着自己的小酒。手下都禁不住想，相爷不会醉了吧？也不敢有所行动。
清殿藏本裴度像
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
结果，没多久，左右的人再次来报：“奇了，相印又回盒子里了。”
裴度听了，依然不发一言。
周围的人一边佩服裴度不愧是宰相，有处事不惊的风度，一边好奇，怎么他丢了官印就能如此淡定不作为呢？裴度不紧不慢地答道：“这肯定是小吏们偷去盖他需要急于生效的书券了，我们要大张旗鼓地抓贼，他必定情急之下把印烧毁或丢水里，让大家再也找不到。而咱们不着急，他办完事自然就把官印放回来了。”
众人更加佩服裴度的气度，因为，官员丢失自己的官印，也是犯法行为，他却丝毫不紧张。
汉朝对伪造“官印”的处罚也是根据伪印的级别，或者说盗用后将会产生的危害加以量刑，比如，伪造皇帝的各种玉玺，处以腰斩；伪造西汉二十级爵位中最高一级的彻侯印，犯人将被拉到热闹的集市当场斩杀……
考虑到丢失官印会给官员带来巨大麻烦，且他们不敢声张，而技术高超的偷盗者则不一定被抓获，因此，偷盗官印有时甚至成了对官员的一种报复。比如，明代李浚的官印就因为小人挟私报复而被盗，幸亏他自己机敏，略施小计就让偷盗者乖乖地将官印自动归还，反倒成了一段佳话。
这小小的一方印，既是古代的契约精神，又是保证了官方的信誉。官员们文书交往中，看到末尾所戳的大印，也就没有疑虑了。
对后世而言，官印的变革也让我们认识到了中国古代政府机构的进步和演变，以及各朝代的组织和运作形态，它也是一部微型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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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Fat Deer责任编辑：Little J本文授权转载自原作者，如对文章版权归属有任何异议，请联系正略书院小秘书(ID:zldsh1)本文图片基于CC0协议引用，如若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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