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母亲的自述（连载之四）
2015/9/20 党建网微平台

    

     作者丨齐心

     齐心(左)与习仲勋

     调回抗大

     1940年1月，我们被调回抗大一分校留守处，不久即和总校合并。当时抗大总校也已经转移太行根据地，校部驻地先是在武乡县蟠龙镇，后移到黎城县霞庄，罗瑞卿、滕代远先后担任总校副校长，何长工担任总校教育长。抗大总校后期，徐向前任代校长，何长工任副校长兼教育长。

     一天，何长工通知我到他处，对我说：“你父亲作为阎锡山派来的代表到八路军总部谈判，态度比较好，他说他是受骗的。”我马上表态说：“我和他断绝父女关系。”因为我认为我和父亲是两个阵营，决不能含糊(父亲后来随傅作义将军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人民政府的工作，于1956年逝世)。

     1940年夏，八路军在华北对日军进行百团大战时，天天有捷报传来，校部经常召开军民联欢会，开展拥军爱民活动，我和机要员小段合演拥军爱民小节目。

     我还教驻地群众唱拥军的歌曲，歌词是：“青天呀蓝天，这个蓝蓝的天，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了前线？叫一声老乡听分明，这就是坚决抗战的八路军!这就是坚决抗战的八路军!”

     我在抗大总校校部总务科当文书时，曾住在一个观里，观里的住持是一位老道士，我常帮他扫院子，他还给我吃过当地最好吃的焖面，那是把豆角切成丝，和面条放在锅里焖熟，当地叫炉面。

     1940年夏秋之交，我被调到卫生处当文书。秋季日军又要“扫荡”了，为此，抗大总校也做了反“扫荡”部署，决定去山里背棉衣。我们卫生处整队去山里之后，因棉衣少，去的人多，我也没背得上棉衣，就跟着前面的几个人往回走。不料前面的人一转眼走进一个村庄不见了，我还以为他们仍在我前面，其实是到老乡家去买柿子了，我不知情，就更加快脚步往前走，越走天越黑，我的确有些心慌了，因为随时可能遇上武装汉奸，另外路也不熟悉。正在着急地走着，突然遇上校部总务科管后勤的许股长(是一位老红军)，正在忙于备战布置粮草。他惊讶地发现了我，忙把我带到他办公室去，让人给我做了烙饼炒鸡蛋，还让我先在热炕上睡一会儿，等天快亮时再归队，以免黑天半夜遇上武装汉奸。我在热炕上睡至天将黎明，才向这位敬爱的老红军告别返回驻地。回去后天已大亮，我因为中途掉队违反了纪律受到批评。掉队途中路遇老红军这件事在我记忆中是永不能忘记的，使我深深地感受到革命队伍的温暖。

     我们抗大一分校在1939年冬曾唱过一首反“扫荡”歌曲，歌词十分雄壮：“烈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愤怒充满了我们的胸膛，鬼子们各路进攻来‘扫荡’，杀人、放火、奸淫又抢粮。山川震惊、林木震荡，展开游击战争，打到敌人后方，兄劝弟，儿别娘，来一个反‘扫荡’!”然后重复唱“展开游击战争，打到敌人后方，兄劝弟，儿别娘，来一个反‘扫荡’!”

     反“扫荡”开始时，在行军途中，曾遇见抗大一分校女生队同班同学绰号叫“李逵”的刘勇(因她说话嗓门大而起此绰号，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农业机械局副局长，于2006年去世)，她在1939年初与八路军炮兵团(当时八路军只有这一个炮兵团)政委邱创成结婚。她看到我时，从马上下来，掏出一把炒豆子给了我。我还看到彭总爱人浦安修穿着缴获的日本军大衣，站在马前，目送着我们的队伍过去。在急行军中，前面的同志传来一碗带泥汤的小米稀饭，前面的同志喝一口，再传给后面的同志，每人喝一口，一个接一个地传送下去，直到把这一碗稀饭喝完。

     在这次秋季反“扫荡”中，抗大总校分两个梯队突围，我们是晋冀鲁豫边区，回旋余地很大，时任总校教育长的何长工，实战经验丰富，由他率领校部等单位组成的第一梯队，较顺利地突围，由山西经涉县过漳河转移到冀西河北邢台地区校部驻地浆水镇；由总校训练部长王智涛率第二梯队(训练部、卫生处等单位组成)在山西黎城县小卧铺山上与敌周旋了40多天，我当时在卫生处当文书。王智涛部长留学苏联学过军事，对军事条例比较熟悉，但实战经验少，使我们经常处于紧急状态和急行军之中，且大多是在秋雨绵绵的夜间转移，在转移前要把白天的饭吃了，吃不太熟的玉米碴子饭。有一天白天在山底下遇到敌人追击，我看到背小孩行军的女同志艰难地走着，伤病员发出令人心碎的呼叫：“我要死呀!我要死呀!”那情景真让人心痛。夜行军中，秋雨淋淋，背的背包被淋，连背包里的衣裳都湿透了。天亮后，看到每个人都是一副泥脸，大家相视而笑。行军没有敌情时，前面的同志摔倒了，后面的就小声唱《国际歌》中的“起来!”在这种艰苦的战斗环境中，同志们都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和革命友爱。在行军途中，尽管肚子饿，也吃不上饭，但树上的柿子掉了下来，地下长的萝卜就在路旁，没有一个人去拿，我们牢记八路军的群众纪律，一刻不松懈。

     在百团大战中，日军伤亡惨重，从此，日军把它在中国的主力调到华北频繁“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妄图把抗日根据地变成“无人区”。我根据地军民则针锋相对，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

     在1940年秋季的反“扫荡”中，关家垴战斗是八路军炮兵和步兵在黎城关家垴配合作战的一次激烈战斗。我们在小卧铺山上，亲眼目睹了这一战斗场面。我们所在山头的天是蓝蓝的，战场那边的山却是硝烟弥漫，枪炮声惊天动地。第一道防线上的伤兵一下来，我们马上拥上去致敬、慰问。敌人非常残暴，我们的野战军战士由于连续作战体力下降，拼刺刀时有时两三个人与一个敌人拼，那情景真是气壮山河!

     百团大战后，我们和敌人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敌人的频繁“扫荡”，加上“三光”政策，使根据地军民处在极端困难的境况。后来，我们经过40多天和敌人周旋的战斗生活，终于突破包围圈，经涉县渡过了漳河，向冀西邢台目的地前进。

     冬天脱棉衣渡河，全身麻木，不觉寒冷，过了河就跑步前进。快到目的地时，校部宣传队迎了上来，用快板热烈欢迎，唱道：“同志们，辛苦了，胜利了，前面不远就是目的地!”鼓励我们战胜疲劳奋勇前进。到达邢台抗大总校卫生处驻地一个距离总校驻地不远的村庄，我们终于和总校会师了。

     卫生处王指导员做了这次反“扫荡”的总结报告，表扬了一些同志，其中也有我，并正式宣布我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我时年16周岁。

     在这段时间我睡的是石板炕。晚饭后，就搂树叶烧炕，前半夜烫得睡不着觉，后半夜冻得睡不着，这使我腰部疼痛，并留下了后遗症。当时环境艰苦，群众以柿子糠充半年口粮。我看到房东家里一大锅清水煮很少的小米，多以蔓菁或是萝卜充饥。

     (来源：《百年潮》杂志)

     监制/徐能毅 责编/郭慧 编辑/王仁锋 制作/王仁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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