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治吏“三句话”
2015/12/16 党建网微平台

    

    

     雍正皇帝

     雍正帝认为，“治天下之道惟用人，除此皆末节也”。在选拔任用内外百官的问题上，除考察是否清正廉洁、公忠勤慎外，还形成了一套重实际、求高效的用人风格。

     没有成绩 就是失职

     雍正帝把守国法、无过错的官员分为两类，一种是听话顺从但平庸无为之辈；另一种是有才干、有主见但不免常有不同意见的人。在这两者之间，雍正帝的态度十分明确：“去庸人而用才干。”

     雍正帝认为，为官者干不出成绩，不能有所作为，本身就是失职。他说：“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恐误事。”山东曹县知县王锡玠，在到任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对20多起命盗案件没有一件审完，也没有拿获一名人犯，虽然没有什么贪赃枉法之事，但雍正帝认为不干事本身就是失职犯罪，不仅摘掉了他的乌纱帽，还让他坐了五年的大牢。在雍正帝手下，平庸无为的人是难以混下去的。

     雍正帝清除庸官毫不手软的同时，倍加爱惜有才干的人。他常对文武大臣讲，凡是有些真才实学的人，因为有才识有主见而敢于顶撞，难以驾驭，这些人也有恃才傲物不拘小节的毛病，但治理国家最终要靠这样的人，对他们应当爱惜、教诲，决不能因为见解不同就抛弃不用，甚至加以迫害摧残。

    

     清·万寿苑赐宴图

     万不可拘泥

     雍正帝反复强调，要大胆选用有才干的人，不能循规蹈矩。他曾对广东总督郝玉麟讲，在用人问题上，“万不可拘泥一法一策也”。

     为了造就一支高效的官吏队伍，雍正帝大批选拔新人，但保守势力反对，说这些新人经验不足。对此，雍正帝说：“未有先学养子而后方嫁。”此话出自《大学》，经验不足完全可以在实践中学习。

     因才用人是雍正帝的一贯主张。他认为，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也难以效力，虽贤者或致误公；用当其可，则为官者各施所长，政无废事。江苏吴县人惠士奇，才学出众，朝廷派他到广东担任学政。他在地方主持科举考试“一文不取”，在当时的考官中难能可贵，以清正廉洁闻名。对这样的有德之员，雍正帝命两广总督杨琳详加考察，因才致用。杨琳奏报说，惠士奇的特长在于司文弄墨，至于行政吏治则显得能力不足。据此，雍正帝将惠士奇召回京师，迁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专掌论撰文史。

     雍正帝任用官员从实际出发，注重操守才识与实际需要，而不拘泥于已有成例。清朝用人原有资格、出身的规定，以及旗人、汉人的界限。按定制，在中央各部同一级的官员中，满员地位高于汉员。雍正帝却不拘满汉界限，谕命将兼管吏部、户部事务的汉人大学士张廷玉的班位，排在另一兼管部务的满人公爵傅尔丹之上。雍正四年(1726)，陕西三边地方的驻防军队中出现职务空缺，在该省一时又没有合适人选，川陕总督岳钟琪上奏说，四川武职官员中多有屡经战阵堪任要职者，但按制度不能隔省调用，所以不敢越例调动。雍正帝指示他“不必拘例”，并说“部议不准，朕可特旨允行”。

    

     雍正行乐图

     为国家做官还是为自己做官

     雍正作为一个务实的皇帝，常常训导臣工要灵活用谕，因时因事贯彻朝廷旨令，而不可一味迎合，生搬硬套。他要求内外大吏，不要因为朝廷的谕旨而影响了自己的主见。这一点，他在给湖北巡抚马会伯的亲笔手谕上说的明白：朕平时颁发的谕旨，都是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事而下达的，有的适合这里却不适合那里，有的在这里可行在那里就不可行。因此，文武百官不能“随朕一时谕他人之谕，来惑自己主见”，只有秉公报国，才会有“根本主见”。

     雍正帝早就发现，有些地方官员凡事都要请皇上指示一番，自己不拿主意，没有明确指令宁可等待也不动手。对于这种现象，雍正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实际是在推卸责任。

     雍正后期，清廷连续六年在西北用兵，军事统帅岳钟琪曾就如何进军等问题请示皇上。雍正帝严厉批评他说，朕在数千里之外，怎知道当地具体情况，这都是你大将军因时因地酌情办理之事，朕怎么可能神机妙算、给你下命令？

     雍正帝认为，凡事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只知道遵旨而行，不一定就是好官。云贵总督鄂尔泰对不完全适合本地情况的谕旨敢于变通执行，提出不同意见，雍正帝称赞他说：“鄂尔泰是为国家做官。”而云南巡抚沈廷正则一味迎合谕旨，雍正帝严厉斥责他：“沈廷正乃为沈廷正做官。”

     (来源：《中国文化报》)

     监制/苗遂奇 责编/刘文韬 编辑/贺绿原 制作/王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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