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号机密”档案守护者是谁？
2016/4/16 党建网微平台
中央文库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从1927年中央文库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长达22年的动荡岁月中，中共“一号机密”就秘密存放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隐匿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眼皮底下。22年中，十余位地下党员接力守护着党的“一号机密”。这是共产党人忠于使命的接力，是生命和鲜血的守护。
“备交将来”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共中央机关被迫转入地下，秘密工作委员会在上海成立，并下设文件保管处，中央文库就此建立。
时任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周恩来，直接领导着中央文库的工作。瞿秋白受命起草了一份《文件处置办法》，在草案最后，瞿秋白加了一个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在“将来”两字旁边，瞿秋白打上了着重的圈点。
中央文库的首任主管“张老太爷”
中央文库的第一位保管人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的科长张唯一，代号“张老太爷”。张唯一保管中央文库时才30多岁，只因办事沉稳才赢得了“老太爷”的尊称。
到1930年底，文库已经集中了20多箱文件。当时同样的文件共有三份。中共中央秘书处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一份送交共产国际，一份送中央文库，一份经中央领导人批办，由中央特科处理。恰恰是与中央特科的横向关联，引发了中央文库最大的一次惊险。
1931年4月，时任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的顾顺章被捕叛变，使中央文库岌岌可危。幸好，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中共地下党钱壮飞截获，及时通知了周恩来。周恩来派人紧急通知张唯一携带文件转移。张唯一连夜将二十余箱文件分几次运往自己家中，中央文库躲过一劫。
不久，张唯一奉调为中共上海执行局、后上海临时中央局秘书处的负责人。中央文库交到了第二任保管人陈为人的手中。
为“特殊机密”献出生命的陈为人 陈为人是老党员，曾两次被捕受尽严刑，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后经组织救出，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同志。他和妻子韩慧英是从假扮夫妻作掩护而最终走到一起的革命伴侣。
1932年正式接手文库后，陈为人将“张老太爷”家的文件，秘密搬至自己家中——一栋独门的三层小楼房：他将第三层改为阁楼，靠里墙做了一堵木板墙，两墙当中存放文件。
阁楼中间放了一个不熄的大火炉，平时整理过的文件碎片、书籍随手烧掉；一旦出现问题而又无法挽救时，一根火柴就可以实现夫妻俩“定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的誓言。
1935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张唯一被捕。两天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芝按原计划前去接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妻子没在规定的时间内回来，陈为人明白一定是出事了，可是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营救亲人，而是如何安全火速地转移文库。
党的秘密条例规定，存放档案必须是单幢房子。此时，陈为人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断了经费来源，但他仍咬牙坚持租下了月租高达30块银元的一幢二层楼房。为了文库的安危，又不能出去工作，陈为人只好典当衣物，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到最后，他把二楼上的家具几乎变卖一空，可一楼的摆设仍维持着一个老板的“表面文章”。全家每天以两餐红薯或山芋粥充饥。为了不让房东察觉他家生活艰辛而引起怀疑，他常常盖上一片干鱼端到楼上吃，快到楼门口时怕孩子们看见，又把鱼片藏起来。就这样，那片干鱼片足足用了一个月之久。
1935年底，韩慧英出狱，一家人终于团聚。1936年秋，陈为人也和组织重新接上了关系，并将保存完好的“中央文库”移交组织。
那时，陈为人身体已虚弱不堪，大口吐血。1937年3月12日，38岁的年轻生命戛然而止。新中国成立后，陈为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在白色恐怖中不停辗转的徐强、刘钊、缪谷稔 从1937年起，中央文库由上海地下党情报系统保管。
首先接替陈为人管理中央文库的是徐强和他的妻子李云，但徐强是中央特科上海情报系统的负责人，对外联络频繁，为尽可能降低中央文库的风险，他将这个机密任务交给了地下党员周天宝。周天宝的姨夫是招商局官吏，法租界顺昌里整条弄堂20多栋楼房都是他姨夫的私产。他姨妈独自住在顺昌里7号带花园天井的楼房里，档案箱就存放在她家的二楼。周天宝则就近保管。
1939年，主管中央文库的徐强、李云奉调延安。文库交由负责情报工作的吴成方领导，委派刘钊临时管理中央文库。1940年秋，老地下工作者缪谷稔接任文库保管人。
1942年的，吴成方忽然赶到缪谷稔家，带来一个坏消息：他们之间的交通员小郑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了。后来小郑牺牲，文库因此没有暴露。不久，缪谷稔因严重的肺病卧床不起，1944年病逝时还不到40岁。
迎来曙光的最长守护者陈来生
陈来生接手中央文库的时候只有23岁，是历任中央文库保管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保管时间最长的一位，前后长达7年之久。
陈来生接手保护中央文库时，正是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统治最严酷的时期。如何把20多箱文件从缪谷稔家安全运出来？陈来生采取了“小鱼钻网眼”的办法。
陈来生动员亲戚，扮作小商贩，利用竹篮、面粉袋等暗藏文件，每人每次只带几份。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转运，才将所有文件安全转移。中央文库被存放在陈来生亲手改造的阁楼里。档案被沿墙整齐地从地板一直码到顶棚，外面钉一层木板，糊上报纸，看不出任何改动的痕迹。而且夹壁墙被塞得严严实实，即便用手敲，也听不见空心层的声音。
因为组织上困难，保管经费要靠陈来生自己解决，他就借钱开了一家面坊，解决了经费来源。
完璧归党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南京开始国共谈判。期间，周恩来派代表团成员刘少文亲去上海转运中央文库。
刘少文带来两只皮箱，装下5000余份档案，把四分之一的中央文库送到延安。不久，国共谈判破裂，内战开始，中央文库暂停转移。陈来生照旧将文件封存在夹壁墙中。这一封，直到1949年解放。
1949年9月初，陈来生亲自押着一辆胶轮车，将全部档案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由市委转交华东局办公厅。上海市委组织部当即开具证明：“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16箱”，“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1950年2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将再次清点登记、分装16箱的中央文库文件送至北京，上交中共中央秘书处。至此，中央文库全部移交给中共中央。
如今，这批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原始档案，这段珍贵无比的中共早期记忆原貌，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无言地诉说着那段充满了血与火、奋斗与牺牲的峥嵘岁月。
(据人民网)
总监制/徐遥 责编/刘文韬 编辑/陈蓉 制作/温婉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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