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添回忆《东方风来满眼春》的采写过程
2018/12/22 6:54:48 党建网微平台
1992年，在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头，邓小平视察南方，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改革春风从此吹遍华夏大地。1992年3月26日，陈锡添采写的长篇新闻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深圳特区报》头版刊发，将改革的讯息、伟人的声音传遍全世界。
转眼间，改革开放已过去40载，陈锡添因1992年的这篇文章，和改革开放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今天，党建网微平台带您一起来了解陈锡添当年是怎样采写《东方风来满眼春》这一经典文章的。
“邓小平选择这个时间点来深圳有特殊意义”
1992年1月18日，深圳特区报社的陈锡添接到通知前往深圳市委宣传部，被告知邓小平将来深圳视察，并指定他为唯一一个随行采访的文字记者。
“通知说，明天上午8点钟，你坐市委书记李灏的车，到车站去接邓小平，小平同志在深圳视察5天，你要全程陪同，进行采访。”陈锡添说，通知时还强调“责任重大，任务绝密”。 陈锡添回忆，当时上级领导说得非常清楚，这项任务，老婆都不能告诉，回到家就跟家人说有公务。
对于这次历史性的机遇，陈锡添说，有偶然有必然。
陈锡添时任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辑。9年前，42岁的他来到深圳，因为表现突出，他只用了4年半时间，从一名普通记者晋升为副总编。1987年，广东省新闻界第一次评职称，陈锡添是深圳唯一被破格评上“副高”职称的记者。陈锡添在深圳特区报工作期间，中央领导每到深圳视察，市委通常都指定他去采访。
以一个职业记者的敏锐嗅觉，他意识到此次采访的意义非凡。“这次通知绕过了报社，直接由市委领导传达，通知口径也比以往更严格。”他当时也有预感，这次南巡不是一次简单的视察。“邓小平选择这个时间点来深圳有特殊意义。”陈锡添说，在当时姓“社”姓“资”的争论中，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首当其冲。“有人说深圳除了红旗是红的，其他都变了样；也有人认为深圳是在搞资本主义复辟。导致大家开始迟疑，不敢闯、不敢试，改革开放事业止步不前。”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光是‘邓小平到深圳’这六个字，就已经是当时最大的新闻。”陈锡添说。
“我着重写他平凡的一面”
采访结束以后，陈锡添一直没有放弃准备报道的想法。
当年3月12日，《深圳特区报》曾编发半版邓小平的独家照片，陈锡添趁机撰写了500字的图片说明，但最终没有通过，仅保留了“1月19日邓小平在深圳”的字样。
“直到3月22日，当天是星期日，中午我穿着拖鞋到办公室取报纸，看到《南方日报》一版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陈锡添说，邓小平在深圳时，《南方日报》的记者并未随行采访，而是事后采访了先科公司的亲历者写成稿件。
“看到这篇文章，我意识到，自己不能再等，必须要行动了。”陈锡添说，他立即赶回家，开始写作。
书桌前，陈锡添铺开稿纸，几乎没有停顿，挥笔写下标题：东方风来满眼春。
这七个字来自唐朝诗人李贺《三月》的诗句，在念大学的时候,陈锡添就喜欢李贺的诗。
“邓小平来的时候是春天，之后在深圳发表了这番谈话，势必在全国引起改革开放的春潮。”陈锡添说，“用这个题目是最合适不过，我觉得是点睛之笔。”
“因为材料烂熟于心，书写情绪也心潮澎湃，整个过程犹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从22日下午到24日，陈锡添用了2天半的时间，写下11000字的长篇通讯。
25日，陈锡添把稿件拿到市里送审，当时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立即拍板：“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但要注意，你们要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
1992年的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头版刊登了陈锡添的11000多字的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
报纸印刷前一晚，陈锡添一直守在报社，直到版面送到印刷厂。回家后尽管已是深夜，但陈锡添睡不着觉，“我不是怕丢官受处分,是怕弄错邓小平的话。邓小平的形象、国家的大事，才是最重要的。”
报道见报的当天下午，《羊城晚报》转载了这篇文章；香港媒体反应迅速，编发消息；28日，上海《文汇报》《中华工商时报》也转载了；30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全文转载。
3月30号晚上，陈锡添值夜班，突然听到接收新华社通稿的机器“嚓嚓嚓嚓”打个没完，原来新华社发了他的稿子。新华社的转载只改动了一个字，去掉原文中“时针正指9点正”后面的“正”字。陈锡添这才如释重负。
《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能引起强烈反响，和陈锡添当时观察仔细、记录详实是分不开的。“这篇文章最主要的两点，一是原汁原味地传达小平的讲话，另一方面是用很多细节去描绘去表现他的人格魅力。”陈锡添说，邓小平集伟大与平凡于一身，“他伟大的方面，很多人都知道了，所以我着重写他平凡的一面。”
“几乎成了小平的贴身保镖”
1992年1月19日上午9时，列车准时驶入深圳站，邓小平走了出来。“我从旁观察，邓小平身穿灰色夹克，与慈祥的普通老人并无区别。”
然而，第二天陈锡添就接到通知，邓小平自己提出“三不”：不题词，不接见，不报道。接到这则通知后，几家中央媒体记者没有继续跟进。陈锡添倍感失落，“这是党重要的历史事件啊”。而且，他听了邓小平的谈话，觉得这些内容非常重要，“他是有感而发，不吐不快，而且针对性非常强”。因此，陈锡添没有放弃，而是继续记录和采访。
在采访的时候，不准录音，陈锡添只能靠笔记录，边走边拿香烟盒大小的纸片记录梗概。有时不能跟邓小平一辆车，到站下车后，他会立即找到同车的领导，反复采访，以此记录下邓小平在车上的谈话。
为了防止错过谈话的内容，陈锡添尽可能的向邓小平“靠近”。“站的时候，我拼命往前挤，几乎成了小平的贴身保镖。坐的时候，首先打听邓小平坐在哪里，然后先坐在他后面。”陈锡添说，“反正是想尽办法靠近他，他谈话的细节，他的表情、动作，我都会记下来。”
白天记录，晚上回去开始整理笔记。当时陈锡添和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吴松营住一个房间，他们一起拟出提纲，然后回忆内容，趁热打铁把谈话记录下来，尽量还原邓小平说的话。
1月23日，邓小平离开深圳去珠海。当晚，他和吴松营将邓小平的谈话记录全部整理完毕交给市委，5天记了70多页笔记。这份名为《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谈话记录》，共一万三千多字，成为一份珍贵的记录。这些文字后来成为《邓小平文选》第3卷的最后一篇文章——《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的组成内容。
发稿时正值全国两会，刊载这篇报道的《深圳特区报》送到北京广东团驻地后，马上被抢光。“别的省市代表团知道后，也都来抢这张报纸，第二天又送去一批，又被抢光了,期间报纸还加印过。”陈锡添说，因为这篇报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精神开始被参加两会的代表们所知晓，“代表们根据这个谈话精神对政府工作报告提了很多修改意见，政府工作报告修改了许多地方。最重要的修改是经济发展的指标，速度从6%改为9%。”
这篇文章在海外同样引发关注，几大通讯社分别转发了稿件。国内《参考消息》在4月2日将各个通讯社发的内容摘要发出，“小平的声音一下子就传遍了全中国、全世界。”
“我作为一个记者，有这个责任，把小平的谈话报道出去。”陈锡添说，邓小平的谈话针对性强、指导性强，可以破解社会上种种不正确的舆论。把邓小平的话传达出去，会扭转当时整个局面，拨正中国前进的方向。“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小平同志提出的“在姓‘资‘姓‘社’问题上不要争论” “发展才是硬道理”等论点以及“三个有利于”标准，极大地解放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改革春风从此吹遍华夏大地。”
(来源：中国网 原标题为：《改革关键时期将小平南巡讲话传向世界》 本文有删节 作者：王国平、薛维睿)
监制/徐遥 责编/刘文韬 编辑/郭庆 制作/王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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