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雷洋
2016/5/14 12:50:54 会飞的王动

     本来不想写雷洋案,因为媒体对雷洋案的报道已经足够多,各种专家对此案的分析和评价已经足够全面,做时评没必要跟在别人后面重复大家都知道的常识。但这个社会,很多时候立场比观点更重要,诛心之论总是有市场,所以在每一桩公案之前,都能听到这种傻逼无比又理直气壮的质问——你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

     什么立场呢?这些发出诛心之论的人,好像已经进化到非人,他们脑海里壅塞的阴谋幻想已经让他们到了“目中无人”的地步。他们从来不会想到别人的发言最可能的立场是基于“我是一个人”,却要习惯性地帮对方预设一个集团、一个阶层、一个势力、一个立场,然后问你替谁讲话,有什么图谋,想攫取什么利益,是不是亡我之心不死。可悲吧,他们就是不会想到,你是一个人,你想要人的尊严、安全和幸福。

     关于雷洋案的舆论哗然中,我们又听到了这种不管不顾不要碧莲的诛心之论。吴法天同学又出来站台了,在大家都在傻等调查结论的时候,他又放出《谁在享用雷洋的人血馒头》的阴阳怪气。按说这种倒果为因的阴谋论已经很乏很乏了,吴法天这些年愣是毫无长进,每一次都要像乏走狗一样老调重弹地“汪汪”几声。谁在享用雷洋的人血馒头?他不去问谁造成的雷洋之死,反倒抹了抹嘴角的血迹,像一匹食尸的豺狗警觉四望,看看有没有像他那样的禽兽等着分食一个年轻人的悲剧。在这种阴谋论下,雷洋案中好像又闪现出敌对势力的憧憧鬼影了。无独有偶,本以为吴法天算是无耻之中的奇葩,没想到早晨又在微信看到一篇文章《雷洋死了,谁获利了?》,作者虽是无名之辈,但险恶居心与吴法天如出一辙,同样不问雷洋之死的原因,却从冰冷的尸体上嗅出了利益的味道。要不是雷洋过于年轻,我都有些怀疑这是雷洋私生子写的,等着分雷洋遗产来了。

     年轻生命之殇难道也是有预谋的阴谋?难道对公权滥用的担忧也是敌对势力的伺机而动?鲁迅先生说:“几个学者文人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他们说雷洋不是弱势,是官员,是中产,潜台词无非要社会底层不必为雷洋喊冤——死的这个家伙是个年轻官员,你们穷人跟着瞎喊什么?连挑唆官民对立的手段都用到了,可见洗地者是何等无下限。他们说雷洋是个嫖客,好像嫖客就没有生命权就该死一般,企图以个人道德上的污点掩饰公权力滥用的事实。他们还说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件,抓嫖每天都在进行,抓嫖抓死的是极端个例。可偶然背后就没有必然的逻辑吗?每个人的遭遇都是偶然,而对于一个人偶然的生命来说,这个小小的偶然就是全部。生命尊严之前,没有偶然。况且如果联系到这些年发生的公案,我们都会发现公权力傲慢的身影,一个偶然背后隐藏着权力滥用的可怕机制。

     雷洋案之所以引发舆论的普遍关注,是因为普通人从这个悲剧中看到了自己卑微的安全感。安全感是生存的低级需求,没有安全感,幸福无从谈起。而雷洋是人大硕士、国家官员、新晋父亲,按照一般的世俗理解,他本该是一个充盈着幸福感的年轻人,可就是这样一个幸福的人,转眼间却死于非命。这样的案例还不够触目惊心吗?还不够普通人为自己的安全感焦虑和担忧吗?

     对这样一个案件选择漠视我可以理解,因为你不能奢望每个人都有勇气质疑公权力,因为在强大的公权力之前,每个人都是弱势。但我们不能接受无底线的狡辩和无原则的和稀泥。我猜想他们也许是某种特权的拥有者,但他们的权力比雷洋如何?不必继续举例比较,太多特权者的可悲下场足够发人深省。有些人当然也可以道德自负,私德没有污点,我怕它何来?我不嫖不赌,光鲜灿烂,又有何惧?然而这种思路可笑又可悲,且不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古训,即便道德自负的榜样罗伯斯庇尔在被推上断头台时也未必没有这样的疑问。历史一再证明,如果法治缺位,没有人是安全的。

     有一点必须声明,我对警察没有任何偏见,我不确定警察是否殴打了雷洋,我甚至不能确定如果我是警察我会不会殴打这个大喊大叫的疑似嫖客。雷洋案透射出的绝不是简单的职业道德和执法形象问题,而是法治对公权力约束的无力。法治不兴,才是悲剧屡屡发生的根本原因。十几年前的孙志刚之死,终结了收容遣送制度,劳教制度几年后也被取缔,然而对卖淫嫖娼的治安收容制度仍然未被取消。这种不经过法庭审判仅由执法者自行裁决的恶制度是明晃晃的违宪,可它就是这样明晃晃的存在着。

     习总书记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个制度笼子的就是法治。中国法治的进步大约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各种势力的博弈妥协。甚而至于,这个过程中要有人付出生命的代价。吾师孟子曰:“知其不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雷洋之死,也许会是中国法治化进程无法遗忘的惨痛经验,我们在惶恐之中,唯有希望这样的经验越少越好。

     没有法治,我们都是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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