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和军帽（小说）
2017/4/11 18:20:34 会飞的王动
书是柏杨先生写的《西游怪记》，我在云城新华书店买的，大约不到五元钱。
那是1986年的冬季，我上初中二年级，还没有买书的习惯，准确说是没有买书的钱。当初的很多细节我都记不清了，包括哪来的钱、为什么要买书。如今想来，我更可能在新华书店门口买老王头的糖炒栗子，或者往前走100米，去二商店楼上的体育用品柜台买一双带红黑两条杠的足球袜子。钱的来路也蹊跷，肯定不会是父母给的，也许是奶奶，她在东门市场卖干调，间或会给我些零花钱。当然这些都不重要。
我15岁，除了脑袋，身体其他部分都瘦小。一些同学叫我“大头”。一个有难听外号的人肯定有点孤僻，也许因为这个，我才有了亲近书籍的念头。想象中，一个头重脚轻的少年趴在书店的玻璃柜台上，鼻子被压成一块橡皮泥，揣在裤子口袋里的左手攥着五元钱。午休的这段时间，书店里比较冷清，值班的店员靠着书柜昏昏欲睡，几个在店里转悠的顾客也心不在焉。一本书的意义对少年而言是未知的，但并不因此而显得更重要。他买书无非是为了看有趣的故事。他注意到了《西游怪记》并买下了它。自作聪明地猜想它是一个比《西游记》更怪诞的故事。
几年后我接触到柏杨先生的杂文，其嬉笑怒骂的文风对我的人生态度和作文风格都有着很大的影响。若不是15岁时那个中午，我也许不会还在发育期就留意柏杨这个名字，没准会成长为另外一个人。
当然这些都不重要。我探问事物之间无谓关联的企图，对于这篇小说而言，有点可笑。还是开始我文本上的回忆吧。
那时我们读的课外书只限于金庸和琼瑶。初中是男生的武侠时代和女生的言情时代。偶尔我也看《少年文艺》，我的同桌吴春华订的。我们在课外书的上面放着打开的教科书做掩护，或者包上教科书的书皮，在自习课上成为阅读乐趣的偷窃者。《西游怪记》的受欢迎程度出乎我的意料。也许是其戏谑的风格迥异于我们熟悉的武侠和言情小说。柏杨先生对酱缸文化和台湾社会现实的抨击如一颗糖衣片，15岁的舌头还品不出苦味。“挺有意思的。”这是吴春华的评价。她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评价应该是相当权威的。于是乎，这本书也就在我们班流传开来。一个月后，它终于回到我的手中。书页被翻得松熟，封面上有两点油污，我不无心疼地抚摩着。它有可能是我亲手买下的第一本小说，至少我现在这样认为。
军帽是棉的。帽耳朵里面的毛我们称之为“羊剪绒”，大约一指长，柔软卷曲，保暖性良好。80年代中期，在我们那样的小城镇里，军用品仍是质量和特权的象征。能在寒冷的冬天里戴一顶棉军帽是很多青少年的奢望，就象现在的少年希望穿上正宗的“耐克”鞋去打篮球一样。1986年的那天中午，我夹着新买的《西游怪记》走进校门时，看见了六班的李庆中。开始我没能认出他。我只注意到了那顶军帽。簇新的橄榄绿下，深褐色的羊剪绒从帽檐和帽耳四周翻滚而出，两条帽耳结实地翘着，随着走动微微地颤动。相比军帽的显赫，李庆中和两个伙伴变得无足轻重，他们从我身边经过时，我依旧没在意军帽的主人。这时我听到李庆中说：“操，她敢不处，不处我就天天堵她。”
对于李庆中，老师们的评价是：“又熊又不老实”。而我们则称之为“假鲁”。我们偏狭了“鲁”字的涵义，让它只意味着“勇猛”。那时学校治安状况还很差，打架斗殴时有发生。在靠荷尔蒙分泌量说话的环境中，一个“鲁”人会少受欺负，搞好了还可以赢得尊敬。滋生了一部分狐假虎威的“假鲁”不足为奇。
李庆中是独生子，家境优裕。像很多娇生惯养的孩子一样，他的学习成绩很差，以和学校内外的小流氓混在一起为荣。不过他不打架，只在别人打架时跟着己方一伙的后面咋呼，相当于摇旗呐喊的喽罗角色。喽罗也不好做，一方面要有零花钱供哥们抽烟，一方面又要有好的口才吹嘘自己及其一伙的光辉战绩。经常能看到李庆中在下课时躲在学校小花坛后面，边给哥几个发烟，边手舞足蹈讲自己的历险：“操他妈他要是跑慢一步，我那一刀就剁他身上了......太他妈险了，完事儿我也挺后怕，别弄出人命来了。”“别鸡吧吹了，给你刀你也不敢砍。你除了跑破鞋没别的能耐。”往往有人不留情面地戳穿他，李庆中也不以为忤，嘿嘿傻笑几声：“不信拉倒。操，搞对象怎么了，小姑娘稀罕我你眼红呗。”说着去呼噜人家脑袋。
李庆中搞对象的确很厉害，搁现在就是所谓的“少女杀手”。各班的漂亮女生都被他追求遍了，而且斩获颇丰。我们班的林宜据说就是跟过他之后转到外校的。他们的说法很恶毒。一个同班的小子这样告诉我李庆中和林宜的事：“李庆中嫌她‘眼儿’太小，才跟她黄的。他在大桥下把林宜的裤子都扒了，弄了半天也没弄进去，林宜哭得眼睛都肿了，第二天也没消。”印象里，林宜是个发育较早的女孩，身上有一股子说不清的腥味儿。李庆中关于林宜的说法，对我刺激很大。我甚至怀疑我初二时学会手淫与此有关。
那天中午，李庆中用戴了军帽的脑袋冲我点了一下头。我还没来得及回应，他就凑到面前，突兀地伸出胳膊搂住我的脖子，把我领开一些。他比我高半个头，略弓着背脑袋和我挤到一处。“哎，利军，我问你个事。”他白嫩的脸上绽开习惯性的讨好笑容。我之所以对李庆中还有一些好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从不叫我的外号。“你是不是和吴春华同桌？”“啊，是。”“那你觉得她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学习挺好。”我诚恳道，那时我只习惯用学习成绩去判断一个人。李庆中想了想，用绕过我脖子的手掀了一下帽檐，央求道：“你帮我送个纸条给她，行不行。”我顿时紧张起来，面露难色。“你就放她桌子上就行，假装你什么也不知道。帮哥们个忙呗。”“那好。”我答应着，还是很紧张。“谢谢啊。”李庆中满脸堆笑，拍了我一下肩，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叠成长条的信纸塞到我手里，“你可别看啊。”“我看什么。”我不耐烦。
我忐忑地把纸条放在吴春华的课桌上，嫌不显眼，拿她的文具盒压住一半。本想躲出去的，又担心被别人无意看了纸条，只好守护在座位上假装读书。快上课了吴春华才来，教室里闹闹哄哄的。她短发，瘦小，白净，一贯在脖子上系一条黄色纱巾。我反正看不出她哪里好看。她座位靠窗，我在外座向前倾斜翘了椅子让她进座，可能是由于心慌，我翘了两次都不成功。“干什么啊你。”吴春华嗔道。我赶忙站起身让路。她白了我一眼，扯下脖子上的纱巾。是了。她身上有股淡淡的雪花膏味道。这让我着迷，每当我靠近她时，总是暗自吸气。“这什么。”我听见她小声嘀咕。我抬头看黑板，黑板一角有我的名字——吴春华写的，因为我没按时交作业。上课铃响时，吴春华用胳膊肘碰我，我转过头。她的脸红了。“这谁放我桌子上的。”她绷着脸。“什么。”我视而不见她手中的那页信纸。“你说什么!”她把信纸摔在桌子上。我探头去看，好象很热闹，有字有画的，没看清，被她一把按住。“这谁放的？”“我不知道啊。”“你怎么不知道，你天天中午来那么早。”她小声急切地说。“我今天来的不早。”“嘁——”吴春华能够娴熟运用这个语气助词，以表达不屑、怀疑、气愤以及无奈，“好啊，张利军，你欺负我，等我告老师去，把你这个黄色纸条也给老师看看。”教政治的孙长脖鹤立鸡群地进了教室。“告呗，反正不是我写的。”我有点心虚，天知道李庆中写了什么吓人的话。“就是你，就是你。”吴春华低声恶狠狠地说。回味一下，又像在撒娇。
整个下午我心神不定，担心我们班主任会突然喊我去她那阴森的办公室。吴春华却好象很得意，下课出去时哼着《酒干倘卖无》，回来时脸蛋红扑扑的。一瞬间，我竟莫名地嫉妒李庆中。下午放学前，我把《西游怪记》推荐给吴春华，“我买的，还没看，不知道好不好看。”老师刚离开，教室变成了养蜂场。吴春华斜着眼瞅我，我眼神游移在她的脸庞四周。她扑哧一声笑了。她笑得很好看，小鼻子上皱皱着，眼波荡漾。我傻呼呼的看着她笑，心尖火烧火燎。
想起来，吴春华也许是我第一个喜欢的女孩。纸条事件后，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格外亲密的阶段，经常借自习之机悄悄唠嗑。对于同桌的记忆，我最深刻的就是那种压低声音说话时的私密语气和神态。一切语言都在轻声吐露中略掉了亲昵之外的含义。或许是李庆中的纸条起了意料不到的副作用，让我和她共同发现了一个秘密：我们长大了。那时电力供应不足，晚自习时常停电。我和吴春华的桌前立着一根蜡烛，脑袋凑在一起，她的脸在烛光里红晕摇曳，左眼下有一颗芝麻大的红痣，嘴里的气息扑到我的脸上。有一个印象很清晰，吴春华把手放在我的腿上。应该是左手放在我的右腿上。我在烛光里给她讲一道代数题(我数学很好)，她一听不懂就掐我的腿。多年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上，我提到这个细节。身为律师的吴春华笑着说：“文人啊，就能瞎编，再瞎编我告你。”我嘿嘿地笑，其实她说“我告你”时的神态和上学时说“我告老师去”的神态如出一辙。
吴春华很快知道了是李庆中写的纸条。倒不是我出卖了他，是他自己主动暴露的。吴春华座位窗外是栅栏围起的花园。夏天时会有一些天牛、蜘蛛、马蜂一类的昆虫从敞开的窗口溜进来，每每把吴春华吓得大叫。可没想到冬天也会有这样的事。一天下午，一只巨大的四腿蜘蛛爬到吴春华临近的窗子上，是李庆中。我们正在上自习，惊呼声中都扭头看窗子上这只蜘蛛精。李庆中四肢伸展伏在窗户上，向我们做着鬼脸。吴春华涨红了脸低头看书。李庆中居高临下地轻拍窗户，喊，吴春华，吴春华。吴春华依旧充耳不闻地低头看书。脸红的还有我，我当时激动得浑身打颤，为是不是该英雄救美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操你妈，你给我下去!”我多希望这话出自我口，可惜不是，是我们班的赵云冬。他有三个哥，其中两个杀人在逃。可想而知，他在我们学校小流氓中的尊崇地位。“怎么了，冬子。”隔着玻璃也能看出蜘蛛精的表情多尴尬，还在企图挽回面子。我相信我一辈子也学不了真正好勇斗狠者的那种无畏神态。赵云冬站在一片屏声静气的同学当中，随便地伸出一根手指点住窗子上的蜘蛛精，冷酷地大声重复道：“再说一边啊，操你妈，给我滚下去!滚远点!”李庆中没再敢答茬，跳下窗子走了。我感激地望向赵云冬，他神情漠然，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重新趴回桌子睡觉。
那之后，我偶然问吴春华对赵云冬的印象，她厌恶得皱眉道：“他们都是痞子，你可别跟他们一样。”也许还是吴春华说的对。就在赵云冬赶走蜘蛛精的那堂课后，我看见他俩和几个小子在单杠下吸烟，李庆中比比划划地像在埋怨什么，赵云冬撇嘴一乐，嘴角尽是不屑。
前面说到了。我本来对李庆中怀有一些好感的，单是恶心他追求吴春华。公平地说，他是我们那个年级男生里长得比较漂亮的一个，身材瘦高，细眉大眼。而且他待人时有种嬉皮笑脸的亲热，颇有一点魅力。我们两家离得不远，都住在学校的后面。学校傍河而建，我上下学要么走学校南门经过300米的大河坝，要么走正门绕过一大片居民楼。前者比较近，可大河坝上没有路灯，下晚自习走有些吓人。尽管如此，我还是贪图近便，天天走大河坝。李庆中跟我面临一样的选择，但他有自行车，所以晚上他宁愿绕远。上学和放学路上，我常能够碰到李庆中。他骑着一架没有车瓦的“光腚”26式自行车，从我身边摇摇摆摆地经过，每次都喊“我先走了啊。”有几回还要用车大梁带我，被我谢绝了。虽是天天打招呼，我和他却没有什么来往，除了送纸条那事儿。
快期末考试的一个下午的课间，我正在教室里看书，忽然听到有人在走廊喊我的名字。我抬头一看，窗户上漂浮着一顶簇新的军帽，不看脸也知道是李庆中，因为全校也没几个人戴这种正宗的军帽。为了吴春华的事，我懒得理他，又不好不理，磨磨蹭蹭出了教室。“利军啊，听说你有本书挺有意思。”他这次没笑，反而显得有点羞涩。“什么书。”我明知故问。“听说叫什么《西游怪记》，借我看两天。”“哦。”我望着他，有些发愣。他为什么想看这本书呢？我隐约感到不快，“谁说这本书好看啊，没意思。”“都这么说......可不像你啊，利军，看两天就给你。”他在我肩头亲热地推搡了一把。“真没什么意思，你要看就看呗。”我沉着脸转身进教室把书拿出来。那时已是1987年的一月，天气很冷，我耳朵有冻疮，天一冷就红得透明，这也是我常招人取笑的一个原因。我一手搓着耳朵，一手把书递给李庆中。“谢了啊。”他接过书翻了翻，居然有一丝兴奋。“你把帽子借我戴两天得了。”听到自己这么说，我脸颊发热。“啊？”他呆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摘下帽子扣在我的脑袋上，“拿去，咱哥俩——你就戴吧。”他的头发被帽子压得贴紧头皮，看上去愣头愣脑。他答应得如此痛快更让我羞愧：“我就戴着试试，合适我也弄一顶。”“戴吧戴吧，戴够了再给我。”他夹着书，好像特别心满意足地走了。
我拿下军帽端详了一下，果然是正宗的，优质的羊毛触手温暖。帽子里面还戳有部队和军用物资编号的红色印章。重新戴上，立时神气许多。帽子小一号，所以戴得有些象征性。回到教室，引来了一阵哄笑。捣蛋鬼刘阔笑嘻嘻地喊：“大头，你戴这个帽子显得脑袋更大了。”几个女生应声笑起来。我突然间血气上涌，指着刘阔骂道：“你妈逼，你再说一遍。”我站在走道中央，戴着不合适的军帽，坚定地指着刘阔。大概没人想到温顺的“大头”会生气，连我自己也没想到会如此勇猛。教室里瞬间鸦雀无声。刘阔的笑容僵在一半，慢慢站起身，把桌椅搞得咣咣响，强笑道：“你妈的你还来真的啊，大头。”“我操你妈!”我抓起身边的一个空椅子砸了过去。由于距离太近，没来得及发力，椅子没脱手就被刘阔抓住，旁边的女生尖叫着跑开。我和刘阔共同把椅子举在半空，看样子不像是打架，而是合力接住了一个从天而降的椅子。“干什么你们!”吴春华扑过来抓住了椅子腿，“上课了!要打放学打!”她冲刘阔大叫。刘阔青着脸松了手，捞起一本书摔在桌子上，“行啊，你他妈的来真的啊，等放学的。”我在吴春华的推搡下，收起椅子，梗着脖子回到座位，身子还在颤。“你怎么也打架啊。”过了一会，吴春华小声说，眼里满是泪水。“没事，你别管。”我悲壮得鼻子发酸，浑身顿时充满了力量。“你还是别打架吧。”她嘟囔一声，趴在了桌子上。
下课时我戴上军帽就出去了。这回再没人笑。我也极端敏感，梗着脖子，横眉立眼，好似随时准备和角落里扑出的敌人生死相搏。冷风中，我摸了摸自己的肱二头肌，它们石头一般坚硬。正在走廊门口遐想战斗场景，有人从背后搂住我的脖子。“我操，你戴这个军帽有点小，不过还行，还行。”李庆中的头发梳理过了，显得很精神。我笑一下，没吱声。“听说你要干刘阔？小逼养的就是贱，要敢跟我起痞我早就干他了。”“谁说的。”我挺惊讶。李庆中沉吟着，话锋一转，“不过都一个班的，还是拉倒吧，真打起来了也不好，一会我跟他说说。”“算了老庆，你别管。”我是第一次喊李庆中的外号，叫起来挺顺口。“打什么打啊，要打让他跟我打，我干不死他。”李庆中说着转身走了。上课铃响，我回教室时，看见李庆中和刘阔在我们班门口说话。瞥见我，李庆中一把把刘阔抱住，喊：“利军你快过来干他，踹他裤裆，把他废了。”刘阔假装奋力挣扎着，“别废我，我还没耍过流氓哪。”几个女生忍着笑，轻巧地从扭在一起的两人身边跑过去。这下刘阔喊得更欢了。我讪讪地笑了笑。刘阔直起身，抻着衣服上的褶子，冲我笑道：“等哪天的啊，咱俩找个没人的地方，单挑。让老庆做裁判。”我歪着脑袋，说：“好啊。”
“不打了。”我想了半天，还是决定告诉吴春华。她在做题，没瞅我，对着课本上的一个立体三角形说：“谁管你打不打的，打死才好呢。”过了一会，凑过来问：“真不打啦。”我低头无声地笑，她使劲地杵了我一拳。又过了一会，她轻声说：“不过，你戴那军帽真的不好看，特别不得劲。”“你懂什么。”“嘁——”吴春华撇嘴，“是李庆中的吧。神气什么。”“你怎么知道是他的？我也就是试着戴一会。”我比较难堪。“谁不知道，大傻个子，戴个军帽，天天晃来晃去的，最讨厌了——学生哪有那样的。”吴春华转过头，不再理我。
那天晚自习前，我把军帽还给了李庆中。他挺不乐意地嚷道：“戴着呗，戴着呗。”我说有点小，箍脑袋。他点点头，不知所谓地感慨说：“脑袋大聪明，我这臭脑袋就是不行，什么也学不会。”接过帽子戴在头上。他戴着确实帅气多了。晚自习上又停电。半小时后，老师宣布放学，我因给吴春华讲一道代数题，晚走了一会。走廊里，有人还在玩那种古老的吓人游戏。“鬼来啦——”一个声音呜呜地叫，一听就知道是李庆中。接着是女生的笑骂声。
第二天上午第一节课刚下，有人在走廊里喊：“死人啦。大桥下死人啦。”我们都跑到大河坝上看热闹。距离太远，看不真切，似乎有雾气未散尽，一个灰色的身影伏在桥下干涸的河床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死人，不觉得恐怖，反而有点兴奋。大家都很兴奋，七嘴八舌地猜测着谁是凶手。我转头对刘阔说，：“要不是上学时天还没亮，肯定是我第一个先看见的。”他恍然道：“可不是嘛，你走这个道儿，你要看见非吓死你不可。”哧溜哧溜地笑，好像真看到我“撞鬼”的情景。“老庆也走这个道儿啊，老庆——”刘阔伸长脖子在人群里东张西望地喊，“老庆哪去了，是不是被鬼吓死了。”“公安局怎么还没来。”有人问道。“来了来了。”远远地传来警笛声。
李庆中真死了。不过不是被吓死的，他的上腹部被刺了一刀。刀子很锋利，穿过了他的棉衣、毛衣，刺中了他的肝脏。直到中午，我们才知道，桥下的死人是李庆中。“是李庆中啊，是六班的李庆中死了。”宣布这一消息的女生像是传捷报的通讯兵一样边跑边喊，奔进教室，声调异常亢奋。“别鸡吧瞎说，我上午还看见他了呢，哦不是，是昨天。”“谁瞎说？是李庆中，六班学生说的。公安局都把他们老师找去了。”教室里像炸了马蜂窝，好事者奔出去打探消息，很快把重复的信息带回来。更多的人议论纷纷，认识李庆中的同学说话的兴致格外高涨，努力回忆起最后一次看到李庆中的时间和有过的交往。我的惊讶也大过悲伤，实际上我根本察觉不到有什么伤心。许多年后，我才明白，那种兴奋更接近于恐惧。我看看吴春华，她脸色苍白，表情呆滞。
公安局来学校排查，我们都被单独调去查问。我实在没什么线索提供，把赵云冬骂李庆中的事说了。一个老公安点头道，这线索很重要，不许和外人提起。赵云冬被查问了一节课时间，回来后把教室门踹得山响，又被老师请去教训。吴春华请了病假，一个星期没来上课。我没问她什么。我想肯定是李庆中追求她的事也被公安知道了。
案子很快破了。凶犯是本地重点高中的一个学生，他抢了李庆中的军帽。我还记得市报报道这一案件的标题——“区区一顶军帽，毁了两个少年”。
http://weixin.100md.com
返回 会飞的王动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