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录像有关的记忆碎片
2017/6/21 20:37:07 会飞的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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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这个词，如今已经没有引申义了。单指用某种很现代化的办法把连续的图像记录下来，被记录下来的图像文本都不叫“录像”，而叫做视频。这个词正在失去温度，也远离审美，它已退化为一项功能，一种操作。
现在的年轻人对“录像”这个不会有什么特殊感情。而在我苍老的记忆中，“录像”不是一连串与光学有关的动作，也不是磁粉上记录的影像，也不仅仅是电影的代名词，曾经的“录像”，是流行文化和生存方式，与一代人的青春有关。
塔可夫斯基将电影比作对时光的雕刻。我对录像的记忆，也好像要从一大团旧时光里琢磨出一点存在的意义
我第一次看录像还是在小学。小学时我一直住在奶奶家，临近驻军某部的机关大院。军人俱乐部每个周末都会放一些影片，通常是过期几年的片子。有时我会偷偷溜进去看，把门的军人看我是个热爱电影的天才少年，也不十分阻拦。印象里我在那个俱乐部，除了用“画石”在空座上画小王八之外，还看了很多爱国主义影片，比如什么《牧马人》《红牡丹》《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之类的。现在想来，我之所以有点闷就是小时被闷片害的。有个罗马尼亚电影我记不起名字，只记得一个男人和一帮坏人在冷库车间一扇扇吊猪肉中枪战。那几年我常常梦到这个刺激的画面，每次都被吓醒。大约从未见过那么多猪肉，兴奋异常。
有个周末的晚上，大人们奔走相告军人俱乐部要放录像。八十年代中期的录像，还有一点内部的、特供的，腐朽阶层专用品的意味。我们身为军队大院附近居民，自带沾光的优越感。大家草草吃过晚饭，扶老携幼理直气壮杀奔俱乐部。幸亏去得早，那天晚上俱乐部的放映厅空前爆满，可见老百姓对腐朽生活都缺少抵抗力。播放录像的两台十六吋的彩电，被放置在主席台前端，台下的走道早已被自带马扎的人们占满。我们没抢到最前面的位置，只能踩着座椅坐在靠背上。后来我游荡在录像厅时也经常采取这个高瞻远瞩的坐姿。我至今记得那天晚上看的两个片子。一个是成龙的《笑拳怪招》，一个是李小龙的《死亡塔》。其时我对这“二龙”毫无概念，我只认得梁小龙，他在《霍元甲》的扮演的陈真角色深入人心。成龙的“喜怒哀乐拳”逗得满场笑声不断，李小龙那个则无趣得多。我也记不起哪个角色才是李小龙。坏人们不知何故都聚集在一座塔里，好人不知何故非要一层层打上去，似乎是为了救人，总之全程哼唷哈依的打。看完录像我人生第一次失眠了，躺在被窝里反复回想看过的画面，为了第二天去学校向同学们吹牛。这也渐渐变成我的一个乐趣，向别人讲述电影故事。光讲电影故事不过瘾，我又自作主张添油加醋，终于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成长为一只文学青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的文学创作观就像现在流行的喊麦一样，用一种傻逼的方式来假装自己很牛逼。
看录像很快流行起来。可录像机贵得离谱，录像带又很难搞到，所以起先看录像是特别奢侈的事。有次我在我二叔家看录像，十平方的卧室里挤了十几个我家附近的不良青年。在叔叔家我受到了优待，坐在离屏幕不足一米远处。应该是史泰龙的《第一滴血2》，我们称之为《第二滴血》，其后还有在阿富汗的《第三滴血》，再后来大家对这个总滴血的家伙就审美疲劳了。兰博的脸用油彩画得花里胡哨，在越南丛林中疯了一般逮谁杀谁。当时中国正在南方边境打越南小朋友的屁股，越南小朋友不乐意被打屁股。屏幕上的兰博让我们出了一口恶气。每当他拿出一件武器，小屋里就爆发出一片助威般的惊叹声。感叹语通常是“我操，这个牛逼”“我操，这个厉害”。不过那个带子质量一般，画面上有些闪烁的雪花点，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史泰龙还是打赢了。我正意犹未尽地傻等换带子。我老叔从后面拎着我脖领子把我赶了出去，理由是下一个片“小孩不能看”。
总体上我是一个听话的小孩。对于“小孩不能看”的录像虽然心存好奇，但猜想那一定是无耻下流的东西，也怕玷污了我的幼小心灵。直到高三毕业，我已经成熟得恨不得雌雄同体时，还没有正经看过黄片。有次差点看到了。高考后的假期我们天天百无聊赖。万松说他借到一盘带子。孙鹏说他表哥家有录放机，且他一人在家。我们一拍即合去拜访表哥。表哥刚起床，他大不了我们几岁，却一副纵欲过度的恹恹表情。他把我们让到客厅沙发上坐下，大家一时无语分食“良友”。带子插进去，画面还没出来，就传来一阵怪兽般粗重的喘息声。接着我们看到一副不可描述的画面。倒不是我们现在网上常说的那类“不可描述”，而是真的不可描述。那个画面是个非常近的特写，在构图上完全忽略了辨识度。似乎是身体的某个部位，而且有人在津津有味地舔舐，就像我们啃到了传说已久的红烧蹄髈一样。我们刚经历了人生最残酷的复习和考试，还处于那种应激作答的状态中。一瞬间我脑海中闪过一万多条生物知识，仍旧无法对上眼前的拼图。接着我们听到一个女声说“欧耶”，不，是“欧......耶.......”。这句我听懂了，是“是的”或“好”的意思，鉴于她说得比较陶醉，建议翻译成“哦，太好了，就是这样.......”还没等我在心中做完答案，只觉眼前一花，屏幕开始下雪。原来表哥关掉了录放机。真没想到刚才还懒洋洋的他有这么快身手。
“这是黄片。”表哥做出了权威认定。我们几个大眼瞪小眼，好像考试作弊被抓现行，茫茫然转向罪魁祸首。万松脸上的几颗晚熟的粉刺顿时红艳起来：“我真不知道........”“我一看这个带子有四个小时就怀疑是黄带。”表哥很有经验道，“一般黄带都录得比较长。”我们几个惶恐地点头，对表哥的见多识广钦佩不已。孙鹏不无殷勤地发第二圈“良友”，众人叼着烟，心怀鬼胎地打量房间。客厅的布置装修堪称豪华，因为所有的家具上都贴着两个金字“豪华”。还好大错未能铸成，表哥云山雾罩地表示这个带子“小孩不能看”，吞吞吐吐地表示他要把带子“留下看几天”。表哥已经有了女朋友，看黄片有很现实的意义。我们无意间做了件好事，被驱逐也并无不平，只在内心里有些模糊的骚动。我们一路假意埋怨着万松，一路庆幸表哥及时挽救了我们。如果表哥不在场呢，天知道我们的纯洁身心会受到怎样的毒害，保不齐就此走上犯罪道路。“像孙鹏、万松之流，早对我班几个丑女垂涎三尺，一旦被黄片摧毁理智防线，后果不堪设想。”当晚在日记中，我写下这句话，漂浮了一天的心才算放下。一年后，我在录像厅第一次看到了真正意义的黄片，才发现这玩意没我们想象得那么可怕，单是看完有点小肚子酸痛。
憋得!老马很肯定地说。说这话时他已不是处男。因此结论令人信服。那时我们刚刚大学毕业，时常聚集在老马独居的小屋中鬼混。他竟然没有看过黄片，这怎么能行呢？提起这个话题他简直义愤填膺，径直去供职的派出所拿了罚没的录放机和三本黄带回来聚众观摩。所谓聚众就是加上我和刘洋。我们三个人很认真地将三本带子从头看到尾，耗时共计六个多小时，期间我们一人吃了一碗泡面。整个观摩过程中，只有老马在一直说话。“哎，这样也可以啊？”说完他把自己逗笑了，躺在床上打滚。我和刘洋基本没搭茬。实际上是不知如何搭茬。刘洋我不知道，反正我是没经验，如何会懂得哪样可以不可以。比较诡异的是刘洋，他是个海员，去过日本、菲律宾、印尼等流氓国家，还跟我们吹嘘看过脱衣舞表演。按说是见过世面的家伙。可他一晚上都沉默无语，一副孜孜以求的样子。第二天出现时，他小脸煞白，没有一丝血色，显然前夜做了不可告人的勾当。看着他那张惨白的小脸，我和老马时不时要笑一会。关键问题来了。你肚子疼吗？我和老马都说看完黄片肚子疼。刘洋无辜地摇摇头。老马把喝到嘴里的啤酒喷在地上。
我第一次去录像厅就是老马带我去的。你的人生总会有这样的朋友，教你吸第一支烟，分你第一瓶啤酒，帮你追第一个女孩，带你去各种不良场合，都是些“勿以恶小而不为”的快乐。录像厅一直没有好名声，从诞生之日到最后消亡，录像厅都似一个藏污纳垢的所在。在车站或地下通道的某个黑暗角落里，亮着暧昧的灯箱，窗口用红笔歪歪扭扭写着片名，那些电影我保证你从未听说过。老板一般都是一个猥琐大叔，穿着短裤和人字拖，在小煤炉子上煮着茶叶蛋……事实上，录像厅也有主宰影像市场的辉煌时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集体所有制的影院在电视普及的打击下纷纷倒闭，现代院线还未能建立，录像厅见缝插针地兴起，弥补了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视听需求。
那时录像厅是怎样的破烂不堪啊。三四十平方米的小屋子，码上几排长椅，加上一台电视和录放机就是全部家当了。由于基本没有门槛，录像厅一时间遍地开花。而且家家生意红火。人民群众都有种久旱逢甘霖的饥渴，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看的电影。电影院门庭冷落，干脆撤掉椅子改作大舞厅。录像厅则赶上香港电影的黄金十年，彩色屏幕上涌现出无数经典。我看过的香港老片几乎都拜录像厅所赐。
录像厅放映的影片类型有一个有趣的变化过程。最开始各家都放武打片，邵氏武侠老片子一统江湖。但好景不长，新出品的香港影片源源不断走私而来，其间还夹杂着007系列和史泰龙、施瓦辛格的动作片。武打片很快过时，大家的口味也渐渐芜杂起来。港片仍是录像厅的主打，有以周润发、李修贤为代表的黑帮英雄片和赌片，有以成龙、洪金宝为代表的谐趣功夫片，有以林正英为代表的僵尸片，有以黄百鸣、黄百祥为代表的生活喜剧片，有以胡慧中、李赛凤为代表的警花片，还有以李丽珍、舒淇为代表的艳情片。艳情片是后来的事了。起初几年录像厅并不需要放女人脱衣服的影片，只要有史泰龙之类的肌肉男光着膀子，人民群众就嗨了。然而虚假繁荣过后，除了一小撮影像爱好者，大部分观众觉得还是回家躺在沙发上看《渴望》比较舒服。为把他们召回，录像厅老板只能拿出“食色性也”的古训。其时南巡讲话刚过，社会氛围宽松，“艳情片”三个大字勇敢地走上了录像厅门前的大幅水牌，淫靡的风气迅速传播开来。有时我踅到录像厅一条街，想找个好片子看看，结果发现满街录像厅门前牌子上都写着“艳情片”，场面那叫一个壮观。气得我一跺脚，随便找家就钻了进去。
1994年中国电影第一次同期引进美国大片，萧条的影院开始复苏，录像厅的生意则江河日下，直到被降到白菜价的影碟机彻底击垮。
有一年我放暑假，在沈阳南站倒车，看到街角有一家录像厅，门口挂在一块小黑板，上面用彩色粉笔写着“艳情片”三个爆炸字体。一部是《春梦了无痕》，我记得是苏轼的句子：“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当初言情作家岑凯伦还写过这么一本小说。另一部叫《夜夜伴肥娇》，我费了点劲才读通顺，想不到还可以这样造词，汉语太奇妙了。从此将这个片名当成我对狐朋狗友的祝福语——祝你夜夜伴肥娇。颇受欢迎。
作为看录像长大的一代人，我至今还能在很多道貌岸然的同龄人身上，发现那种曾经混迹录像厅的粗糙的文艺气质，比如热爱B级片，喜欢买硬壳的盗版书，只听网上免费的老歌，偶尔打黑八台球，还有一请吃饭就钻到小巷深处隐秘的小馆子。他们身上弥漫着一种落寞又装逼的气息，让我心生旧日重现的恍惚。
初中二年级过年时，老马带我第一次去录像厅，同行的还有一个女孩。那个女孩脸型本不难看，却用香粉拍出一张大白脸，还画了两道斜飞入鬓的剑眉，一副不好惹的样子。果然，她开口必说脏话，每句话都带啷当，比现在小剧场的二人转演员还喜欢爆粗口。我惊悚地笑了一笑，老马则一脸慈眉善目。男孩们的气势完全被她压住了。那年冬天雪很大，满街都是高过人头的巨大雪堆。我们三个穿着军大衣，叼着被风刮得烟气寡淡的“红塔山”，在雪堆间骂骂咧咧地走着。其实只有她在骂骂咧咧，我俩一左一右沉默地陪着她，好像她身边两个忠诚的保镖。
老供销商场对面有两家录像厅，两家都满员。“操，怎么这么多人。”女孩一开腔，录像厅里的回头率达到百分之百，那里极少有女孩光顾。满脸横肉的老板把门口堆放杂物的一条长椅倒出来给我们，我们在最后排，只能爬上椅子坐在靠背上，不过要小心保持椅子的平衡。女孩坐在中央，我和老马继续保镖的位置。突然间，椅子向后一歪，女孩尖叫一声抓住我，转头骂老马：“操，你吓死我了。”原来是老马在捣鬼。看录像的男人再次齐刷刷地回头。老马好像爱上了这个小把戏，时不时故意向后用力，让长椅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惹得女孩大呼小叫。我也有些魂不守舍，她一直死死地抓住我的胳膊。不出意料，我们的嬉闹惹恼了一位好汉，最前排站起来一个身影，向我们喊道：“别吵吵了。看录像呢!”还没等我和老马反应过来，女孩当即回骂道，“操你妈，要你管闲事!”她干这个简直太得心应手了。老马一跃跳下长椅，高叫道：“你妈逼你出来来。”我和女孩也在长椅上挺身站立，居高临下顿觉胆气十足。那厮见我们人多势众，没吭声矮了下去。屏幕上，周润发正发出英雄末路的感慨：“能打的兄弟都老了。”多少年之后，我还喜欢卖弄这句出自电影《英雄好汉》的台词。
能打的兄弟都老了。说的多了，我都以为自己曾混过江湖。
那天到底相安无事。除了这一句台词，我什么都没看进去。一来担心一会要开打，自己默默地做着思想前戏；二来女孩重新坐下后，不再抓着我胳膊了，令我怅然若失，但她的香粉味熏得我晕晕乎乎，有一会，我觉得她靠住了我，也许并没有。
此后我没再见过那个女孩，也许见过也不认得了。我根本没敢正眼看过她的样子。
我又何尝不想在这篇无聊的回忆中添加一点赏心悦目的爱情故事，可这个真没有。如我所言，破烂不堪的早期录像厅里是直男的天下，极少见到女孩的踪影。在录像厅时代的末期，出现了环境相对舒适，幕幅比较宽大的投影录像厅，更适合情侣结伴而去。我这种不讨女孩欢心的家伙只能专心在家刷影碟。我也带过一个女孩去过那种情侣雅座的录像厅，过程却不堪回首。那天录像厅里放的是黄片。我们进门之前就知道是有点颜色的，但没想到颜色那么重，就像情色片和色情片的差别。那女孩坐了不到五分钟，就愤然而去。这很像《出租车司机》里的一个桥段。不同的是，我并没有追出去。我如一个真心热爱电影的青年，心无旁骛地盯着那些活色生香的画面，眼睛都懒得眨一下。有人说我年轻时就像现在这样温不囵吞，实际不然，那时我蛮酷情的。我冷酷到底地看完了色情片，然后一个人晃晃荡荡回家了。
我似乎又犯了滥情的老毛病。像《美国往事》或《天堂电影院》的脑残粉一般，一唠叨起从前的种种，就不知不觉地带上缅伤的腔调。在这个功利的时代，怀旧也是要讲资格的，我这种无足轻重之辈，最不适合在前尘旧事里开启抒情模式，那很容易被视为今不如昔的伪饰。
起先我为省几个小钱，想去看午夜场电影。转而又放弃了这个孟浪的念头，午夜场似总与青春爱情相关，我混进去未免有点老黄瓜刷绿漆的感觉。由此我想到自己竟没有看过午夜场电影。我向以文艺青年自居，没去过西藏、不喜欢岩井俊二和王家卫、说不出好几国英语也就罢了，连午夜场电影都没看过，让人情何以堪!可一提到午夜场，我的脑海就很不文艺地浮现出阴暗破败的小录像厅里的通宵录像，成长记忆如此，我也无可奈何。于是鱼目混珠，聊以自慰。
大学时隐约看过午夜场，不过仍旧是录像。我们野大管理严格，一到十点宿舍就关门断电，根本不给文艺青年自甘堕落的机会，更别说午夜场电影了。某年的新年夜，图书馆资料室搞了个午夜场。去图书馆资料室看录像，是我大学期间的主要乐趣之一。其放映的影片类型迥然于小镇录像厅的趣味，几乎全部是外国经典影片。我在这里甚至看过丁度巴拉斯的《罗马帝国艳情史》和帕索里尼的《索多玛120天》。如今想起有些不可思议，要知道我们的图书馆是连《金瓶梅》都不借给本科生的，却在放映这种禁片。
那天晚上我一气看了四部片子。其他三部我都记混了，唯一印象深刻的是莎朗斯通演的《本能》。正看到莎朗斯通咔咔脱光衣服的关键处，一阵内急袭来。我一忍再忍，忍无可忍，直到脑门沁汗，才不得不故作优雅地夺门而出。倒不是贪看莎朗斯通的屁股，而是我压根没带手纸。我小步碎跑从四楼转到一楼，又寻寻觅觅从一楼大厅溜回二楼阅览室，寻思找个熟人要点纸，可每间屋子都关着门。那场面还真挺诡异的，整个图书馆的天井大厅灯火通明，愣是一人没有。无奈之下，我打算回宿舍楼方便，一抬头却发现二楼走廊墙壁上挂着很多书法作品。原来是文科系学生会联合搞的迎新年书法展。我哪有心思细看，觑着左右无人，顺手扯下一副未装裱的作品，快速团在手中，奔向卫生间。在腹中疼痛稍缓，理智情感恢复之际，我蹲在坑位上将那副作品展开。是临摹《灵飞经》的小楷。不知道有没有心怀感激的成分，我觉得那是我看过的对《灵飞经》的最棒的临摹，灵秀不失劲道，柔美中透着筋骨。我注意到落款，是历史系同年级的一位同学，看名字似乎是女生。“永保五灵，日月齐光”，我心中默念刚看到的经文，玷污了那副伟大的作品。
总之，用宣纸擦屁股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录像厅没有什么午夜场，只有通宵录像的叫法。通常都是两三部片子全天循环放映，有的录像厅到深夜就收工，有的则继续加开通宵录像。一般在车站码头等旅客集散地附近的录像厅都会放映通宵。人流匆匆，世事漂荡，谁会在意录像厅到底播放什么片子，不过是为短暂的停留消磨一点时光。因此那里的录像厅是不值得一去的。唯有那种开在穷街败巷的录像厅，才聚集着上个世纪最后一批官能粉丝。午夜降临，小录像厅里散落着几个抠脚大汉，腻腻歪歪地看着屏幕上的打打杀杀，永远会有人及时喊道：“老板，没意思，换个好看的。”老板在电视微光中鬼鬼祟祟地将前门后门闩好，把通宵录像的灯箱灭掉，然后，十八禁开始了。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黄片质量都糟透了。大部分来自港台地区的小作坊，镜头角度不专业，画面也不够清晰，男女演员从外表到演技都缺少可圈点之处，就连最关键的爱情动作，也仿佛漫不经心。与随后网络时代带来的色情工业下的优质A片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深入我记忆中的，是那种观影的诡秘气氛，宛如某种淫邪的、阴暗的仪式，让人荷尔蒙骤然激增。有一度我只要一闻到录像厅里那种霉烂木料的气息，就会莫名的兴奋。
我最后一次去录像厅是在1998年的三月。我在一个哥们家睡觉，睡到半夜被噩梦魇住，可能扑腾出了很大的响动，把哥们也惊醒了。我俩一商量，反正也睡不着，干脆去看录像吧。在友谊商城对面公厕楼上，有一家小录像厅还在营业。我记得放映的是《铁达尼号》，也就是《泰坦尼克号》，字幕组估计是台湾的。那个片子搁现在讲话就是TC版，画面质量勉强能看。我那哥们看了十分钟就坚持不住了，毅然决然地溜走了。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录像厅里坚持把电影看完。天色熹微时，我一身疲惫表情木然地走出录像厅，心中充满难言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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