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治理中医乱象：医生竟归警察局管？
2018/2/2 中医同城
晚清中医考试题目：
1、壬辰年“麻脚瘟”从何而来？
2、“ 伤寒”与“瘟病”的区别。
3、病情条件的分析。
4、“ 痈疽”阴阳何以分别？
成都中医事业底蕴深厚，源远流长。从天回镇挖掘发现的扁鹊医术和经穴髹漆人像就为这段渊源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证。清末民初以来，王朴诚、黄济川、沈绍九、童辉之、马雨农等名医在成都不断涌现，名重一时。
时代大背景下，成都中医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官方的推动。老成都行医曾出现各种乱象，“看碟下菜”，“庸医”流窜于市，行业无规范、没门槛，人人可挂牌行医，因此中医良莠不齐。自清政府实行“新政”后，开始对医疗制度改革，首先就是医生资格认证--实行执业资格考试。
改革虽算不上完美，但对医士的管理纳入了警察局的职责范围，从中医考试到执照的颁发，审核，从医馆开业到行业组织管理，都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推动了成都中医发展步入正轨。
1924年四川省会警察厅发布的内科医士考题。成都市档案馆供图严格考核
写错别字也不予录取
“考核医生，是城市近代化的重要内容。而成都在这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四川省著名历史文化学者郑光路强调，而在其所著《成都“变脸”--中国城市近代化缩影》(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披露了珍贵的历史细节：
1905年，清政府在巡警部警保司内设卫生科，职掌考核医生给照、管理清道、防疫……这也是中国政府首脑机关第一次出现“卫生”一词，标志中国近代化医疗卫生事业的创始。1906年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卫生科升为卫生司，设保健、检疫、方术三科。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初一，成都警察总局正式挂牌，周善培为首任总办。1905年扩大为通省警察总局，管理全川警政兼管成都市区警务。1908年，改设为四川通省巡警道。属下综理全省警政，兼管省城警务，并增设卫生科。
当时没有国家统一考试规则，于是周善培曾把成都所有医生800多人，集合一起进行考试，不合格者取消行医资格。考试题目如下：
1、壬辰年“麻脚瘟”从何而来？
2、“伤寒”与“瘟病”的区别。
3、病情条件的分析。
4、“痈疽”阴阳何以分别？
考试时周善培参加监考，标准严格，谁写“别字”马上取消考试资格。
1905年，贺伦夔任四川警察总监(又称总理)，又令成都医生“赴局考验，分别给凭，无凭者不准受医”。1908年高增爵接掌巡警道，对医生更严格考核。考核结果有“优等”24名，“中等”40名。其中内科如沈绍九、张子初、陈心甫等，儿科如谢跃衢、王朴诚等，外科如黄雅亭、吴介诚等良医。
成都档案馆保存的众多《警察考验医生卷》中，不乏王朴诚等名医的答卷。据成都市档案馆编研人员介绍，王朴诚从事中医儿科工作六十余年，造诣颇深，主张防重于治。在1914年参加考核之前，早已行医多年。
档案显示，王朴诚居住在西顺城街。“西顺城”，顾名思义即在街道的西边就是城墙，这道城墙就是明代蜀王府外墙的东墙，王朴诚开设的荣丰堂也就在顺城街上。
民国时期江湖卖“大力丸”。
评判灵活，考生不服成绩可补考
官方医士考核主要有哪些？由成都市档案馆提供的1924年四川省会警察厅发布的考试题目来看，早期考试没有要求分科，考题比较笼统，缺乏专业性和针对性。这样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医生的水平：看似“全能”，但术业无“专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西医的进入，政府对医士的要求越来越高。
这份档案详列考试内容涉及阐述中医理论、养生之道、病理推论、经络、五官、小儿牙病以及西医用药知识等。
比如牙科题内，就出了“髓溢之状况”。李时珍曾引张锐《鸡峰备急方》的一则案例，记录到“察见牙齿日长，渐至难食，名曰髓溢病。用白术煎汤，漱服即愈。”意思是牙齿长到一定程度就定型了，怎么会越长越长，以致进食都困难。牙齿为骨之余，由肾所主。肾主骨生髓，骨与髓乃是异名同类的东西。牙齿日长，就好像是髓满了在往外溢一样，所以，叫做髓溢病。
答题卷在经由当年经验丰富的名医组成的考试委员会批改后，成绩张榜公示，然后才通知实习。若是发现作弊，一律不予录取。
这一规定也得到了档案佐证。成都市档案馆至今保存了一份1925年四川省会军事警察厅卫生科报告医生录取情况的呈文，其间注明了有4份答卷雷同，因此不予录取。
不过，若是落榜者认为是考官的水平不够怎么办？只要有勇气和实力上诉，相关主管部门会同意补考。
一份1918年的档案显示，当时年岁五十五的考生倪汉清考试落榜，但他认为考官“嫉才”，因此“被屈难甘”，一气之下上书警察厅，字字控诉，甚至大胆呵斥第一名“医学糊涂，不辨优劣，竟列首名”。上书中，倪汉清要求与第一名比试医学知识，并立誓如果第一名赢了，就永不行医。
意外的是，四川省会警察厅接到此呈后，竟然做出了“定期补考”的批复，也可见当时医生考核制度的灵活，以及对优秀医生的重视。
王朴诚呈请注册履历书。成都市档案馆供图
医德缺失 坐地起价乱开药方
清末民初进行医士考核，实行医疗改革，其实是对当时社会医疗乱象进行整治的尝试。
医林奇形怪状、恶习很多。一些医生打着所谓“名医”的招牌，上门治病时十分张扬，总要“招摇过市”。“非要乘坐三到四人抬的大轿，在街上耀武扬威一番。而且这轿子钱还得病家给，一二百文到五六百文不等。”
民国时成都“普渡堂张医卦坛”的江湖医生。
郑光路介绍，除此交通开销，就这“脉资”(即诊疗费)也相当不“亲民”。“以二百文起码，或四五百文至一千文或银元一元。”当时劳苦打工族每月收入不过一千文至三千文，所以“贫人每每一病倾家，故病者愿死，不愿求彼等医也”。
尤其可恶的是，有些医生还耍派头：不管病者为急病、老病，往往要提前一夜礼请，他们还每爽约不至，或直到次日晚上才故意姗姗而来，病人此时已转为危症了……其实，这些“名医”是故作忙态以增身价，表示病人在“排班站队”等他。
排上号了，医生的方子似乎“故弄玄虚”，字迹“龙飞凤舞”叫人难辨，常导致药铺抓错药而伤害病人。还有的医生借诊病推销自己的药物不惜使出卑劣手段，违背医德，“希图得价，多方要挟”。有的中医外科医生“祖传恶习”更坏透：倘有索不遂，便故意用药使疮溃痛或久不收口，以便任意索要药资……
1914年王朴诚的考试答卷。成都市档案馆供图
门槛较低 人人可挂牌行医
此外，清末成都，作为医学界主力军的“中医”，成才之路也是各式各样。
郑光路告知，有宦途或经商失意后“半路出家”的，也有家传师授还算有点底子的，以疮疡外科为多。“还有的出身”抓抓将“(药铺配药小工)，后升格为“大夫”。除此“草药医生”，挑担走街串巷，或固定开铺摆摊的也不在少数。
为多挣钱，有些医生沽名钓誉，甚至发动亲朋好友制送“华佗再世”之类匾额、锦旗装门面，或打虚假广告“假托病家登报颂扬”。
郑光路告知，“中医”开业地点也不固定，家境宽裕的，或者不靠行医吃饭的，就把医馆安在家里。所谓悬壶在市，租铺面行医的，还有的干脆依附药铺行医，俗称“坐堂医生”。此外，也有开药铺兼行医，或者摆流动摊卖药的，以治骨伤、疮疡等外科为主，俗称“四平摊子”，但“摆摊、跑街者，价廉，然亦有中肯之方，高出于坐轿及官医者。亦有送诊贫苦，不索脉礼者”。
比如上述提到的大夫王朴诚，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医者仁心。对病重而无钱买药的患者，王朴诚总是免费施药诊治。在其创办的荣丰堂内，悬挂着许多牌匾，以“医非营业”和“药以治病”著名。每年春秋两季，他都要为群众接种牛痘疫苗，并且在慈惠堂义务坐诊，免费提供治疗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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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华西都市报，作者/ 杨晨，编辑/半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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