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信中医，做强师资，弘扬文化，突出特色——国医大师周仲瑛
2024/4/1 中医同城
周老的第一个博士生仝小林从他的文章中回忆道：“从周老家出来后，他哭了，他看到恩师老了，他不想恩师老，他舍不得恩师老，他希望恩师永远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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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仲瑛(1928年6月-2023年10月2日)，男，出生于江苏省如皋县马塘镇，毕业于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中医学家、教育家、中医学泰斗，首届国医大师，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
1955年入读于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1956年任职于江苏省中医院。1991年获聘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导师”。2007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项目“中医诊法”代表性传承人。2009年入选首届“国医大师”；10月获聘为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2020年8月获聘为“学术传承导师”；12月当选为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擅长流行性出血热、病毒感染性高热、休克、出血、中风、急性肾衰、重症肝炎等疾病的诊治，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2023年10月2日5时20分，周仲瑛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逝世，享年96岁。
中医药的希望在年轻人身上"，中医事业的发展，中医教育是基础。一直以来，周老致力于做好中医学的传承及人才的培养工作。他提出：古为今用，根深则叶茂；西为中用，老干发新芽；知常达变，法外求法臻化境；学以致用，实践创新绽奇葩，集中表达了多年的治学思想。在人才培养方面，他认为：提高学术水平是根本，加强临床实践是关键，掌握科研技术是手段。师承应成为中医教育组成部分。
主述人：周仲瑛
采访者：夏文芳，颜彦
时间2011年10月28日
地点：南京中医药大学，周仲瑛名医工作室
记录人：颜彦
整理人：颜彦 夏文芳
采访者：周老您好，我们是上海中医药大学《国医大师教育思想研究课题组》成员，我们觉得你们这一代国医大师，不仅学术上很精湛，也特别有教育思想。周老，您长期在中医教育和管理的第一线，我们想通过对您的访谈进一步了解您的教育思想或者教育理念，更好的促进我们学校的人才培养。
周仲瑛：现在我这个老人，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和(对)中医教育形势的发展，(我)也是门外汉咯。
采访者：周老您谦虚了。
周仲瑛：别客气，你们上海中医药大学是先进学校。谈到中医教育事业，一言难尽。我最近写的一个发言稿当中，最后我用了两句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来表达我的感想和看法。对中医教育的想法就包含其中。
采访者：周老能否详细跟我们讲讲您对中医教育的看法。
周仲瑛：现在对中医高等教育这件事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不相同。你们有什么问题呢？
采访者：现在用人单位反映，中医院校培养的大学生临床能力不够，我们想请教您，我们现在怎么更好的培养我们的学生？
周仲瑛：你刚才讲的那句话实际上就是问题。我们学校现在培养出来的学生既然临床能力不够，为什么我们还要按现行的思路去办中医高等教育呢？而且，我们的教育者还自认为代表现代中医、自认为中西结合，大家要不要反思呢？为什么高等院校不重新思考一下我们的办学模式？我请问你们，你说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临床水平不高，是按西医的要求来评价，还是按中医的思维来评价？我想我们应该按中医的要求来评价。如果我们中医院校培养的学生，中医不精湛，西医也不擅长，哪个单位会要呢？现在有的中医院校，不是完全按照我们中医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培养学生，这是个问题。
采访者：前段时间像山东中医药大学和陕西中医学院有这样的尝试，办一些传统中医班，现在江西中医学院，刘红宁书记他们也在尝试如何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我们上海中医药大学现在也在探索，怎么样培养中医药创新人才。
周仲瑛：我们学校的定位是"中医药大学"，对不对？现在学校专业设置符合这个校牌吗？你说说看。定位(人才培养的定位)要根据校牌来定位，我们现在的教育既要中医，又要中西结合，又要多学科知识。你的办学定位究竟是什么？在革命年代，这就是好大喜功、夸夸其谈、不切实际。定位才能定向，我们的方向是什么？继承发展中医药学，培养中医药高层次创新人才。这才是方向!我们虽然这样讲，但是不是抓住这个主题了呢？如果这个主题明确了，你才能考虑设计怎样的人才培养模式，才要考虑完善怎样的知识结构。
知识结构要服从于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模式要服从于我们的办校方向，我们的办校方向要明确我们的位置在哪里，我们要找准自己的位置。我们不是普通综合高校，也不是西医院校，也不是中西结合院校，我们是中医药教育高校。说到这里，你就清楚了。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理念，综合性大学有综合性大学的理念，专业性的有专业性的做法，不能混为一谈。你把一个中医药大学办成综合大学模式，能办好吗？你的师资力量有多强，学科门类到底有多少，特色在哪里，优势是什么？恐怕你也答不出。我也答不出。
采访者：周老您刚才说的正是我们当前高等中医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周仲瑛：我们用中医的专长来服务社会，社会上也是需要中医的。但为什么我们培养的人在临床上反而适应性弱了呢？按道理我们培养的人才应该超过我们这一代人才对呀!因为我们是师徒传授，现在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他们的知识结构比我们强，知识面要比我们广，既有西医的知识，又有普通学科的多门知识，应该来说比我们强，但为什么我们学生的临床水平萎缩了呢？这是不是值得反思呢？这些都是大课题。大课题谁来研究？谁来思考啊？谁敢讲啊？
每类高校有每类高校的任务，综合大学有综合大学的要求，不是我们所能替代的，我们永远替代不了。我们南京中医药大学，过去办的就是中医高等教育，毕业生就是中医功底比较深，后劲足。在西医那块，我们没有你们上海那么重视。这就是各有特色吧。现在有些学生毕业后不适应临床，究竟是他的中医水平不适应社会需要，还是他的西医水平不适应社会需要，还是中西医结合水平不适宜社会需要？现在还有非常可惜的事情，学生毕业去中医医院应聘，医院要的多是西医，不用你中医。基础动摇了，没有基础，房子建到什么地方去。
现在中医发展是形势大好，方方面面都给予我们很多的关照，有政府支持，政策保障。但我们自己到底做得怎么样呢？我们中医本身不自强，基础不扎实，那就麻烦喽!
采访者：周老，那您对目前中医西化、淡化问题，在教育上有什么良策吗？
周仲瑛：现在这个问题关键还在于中医自身。我们中医对自己的信任度究竟达多少？信任度就是在临床上到底用多少中医，你不去好好钻研，又不能从临床得到启发，碰到大风大浪的时候，就依靠西医。那是加剧中医的淡化，不能处理好中西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医学西医是为我所用，驾驭不好你就被他左右，被西化。所以要处理好很不容易。你如果只会用西医，中医淡化了，就是西化。到头来中医西化，你中医还有用吗？看西医多好啊，又方便又有效，起效也快，又规范风险又小。若是你按照中医的理念来诊疗，把它概括出来，把握好，再出效果，这个过程很长啊，没有几十年的时间是不行的。
现在的中医高等教育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动荡，大分化的阶段。中医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规格，已经从单一的本科教育发展为专科、本科、硕士生、博士生以及博士后等多层次，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现在各个中医院校都开办了这么多新专业，专业分化很厉害。这些都值得我们各个高校去总结，如何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围绕这个主题，把自身定位、定向要搞好。考虑自身结构，考虑内涵建设。
当前中医高等教育的校级领导责任重大。在他们这一代，如果把中医淡化了，是否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就看他们有没有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找出自身发展的方向和出路。
有些人说，你们老中医对西医不接受，这是不恰当的。实际上中西医的并存，我们已经不是第一代第二代了，我们是第三代第四代了。西医知识为我所用有什么不好，多学科知识研究中医有什么不好。我们既要继承传统文化，也要学现代科技知识和西医知识。但专业有分工，中医首先应是行内的专才，主次不能易位。我们自身内在的认识，要好好思考，包括我们一些专家，管理中医教育的领导，这个认识问题很重要。从我们走过来的人看，中医现在表面上是繁荣的，实际上是萎缩的。这个不能参与，那个也不能适应，要你中医何用？
采访者：我同意您的观点。但现在怎么办呢？
周仲瑛：不是没有办法，听说上海中医药大学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尝试。采访者：提高教学质量，师资队伍建设很重要，对师资队伍的培养，周老您有什么高招？
周仲瑛：是啊，现在评上副高职称的医生，有些也不能开出个像样的、有思路的、有辨证的方子，这也是个问题。师资要培养啊，直接培养。没有好的师资队伍怎么培养出人才。但是现在真正有经验的老师，也很难有时间在临床带教，倒是年轻的带教老师比较多。他们不带教，谁来带教。我们中医院校的教师团队应该是老中青结合，有组织的逐级传帮带。现在国家对学校的投入根据招生的人数拨款，是不是这样啊？中医也要学，西医也要学，所以我们投入的精力和财力比西医要高。但我们的产出呢？我们的就业到底怎么样？
采访者：这些年我们中医院校就业总体还可以，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周仲瑛：是呀，现在中医高等教育困难很多。解决这些困难首先要在行业内形成一个共识，就当前的中医教育现状向上级提出合理的建议和要求，自己要解放自己。在学生培养过程中，医院实习是很关键的一环。现在的中医医院能够说得上中西医结合医院就不错了。
采访者：据了解按照传统的中医来办医院，医院的生存可能有问题。
周仲瑛：对啊，这就是重点，中医医院应该国家重点扶持，增加投入，而不是自负盈亏。西医的治疗本身有优势，现在来个病人用西药再加点中药，这不是在用中医的办法解决问题。治疗一般的疾病，你中医要用中药，西医要用西药，你不能合二为一，西医也用中药，中医也用西药。
采访者：(笑)这怎么办呢？现在大家都为了这个着急，又没有好的办法。
周仲瑛：在人才培养方面，不要唱高调。有的人，一谈中西医课程比例就唱高调，认为中西医课程比例不是主体问题。西医课程超过中医课程就是西化，这就是唱高调。你给他什么知识，就是什么知识。拿西医课程来说，应以传授临床三基为主，实用即可，以需要为主，不需讲的过多过细，尚待研究的新知识少讲，不能从一门课程着眼。课程要重新组合，不能太细。这个问题60年代曾经搞过，搞不下去。中医院校的西医要从全局出发，要紧凑，要压缩，要解决实际诊疗问题，这是关于西医课程的问题。
中医的经典教学现在也存在很多问题，怎么讲好中医的经典，必须要结合临床，而不是照本宣读。只有把经典结合临床，才能起到启发作用，真正开阔学生的思路。像我们学习的时候，先学经典原文，而现在学生主要靠课本，然后再联系点经典。学习经典结合临床实习很重要，要结合案例，打开学生的思路。对中医经典，还有一个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问题。我们不是单搞语译、搞训诂，而是要实用的。有时一句话解决一个问题，这就是经典的作用!
采访者：现在中医经典教学一些老师理论联系实际不够，影响了教育效果。
周仲瑛：对，这样的教学说明缺少临床经验。单纯的讲语译、讲训诂、讲注解，干巴巴的，也不容易记住。根本的问题就是要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现在的师资队伍水平参差不齐，有很好的，很认真的，也有马马虎虎的。要通过多层次的培养，先把师资队伍建设好。我们这里过去老一批师资队伍比较好，都是从各个地方调过来的。当时我们南京办中医进修学校，像我本人就是从进修学校过来的。进修学校把各个地方的医生通过考试招收过来，再集中培训。经过培训，网罗和培养了一批人才，这个办法很起效果。因为这些人本身有一定的临床实践经验，自然能够选出人才来。
另外，老师要手把手地带教学生。我们这里七年制，实施导师制，很好，但是要落实。导师应是业务性的，而不是行政性的。你们那里研究生教育怎么样？我们这里，学生一放到临床，学西医的就多了，也没人带。导师多在医院科室里，与实习的学生脱节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把师承教育纳入中医高等教育的轨道》，文章就是说我们现在缺少的是师承教育这一环节，没有安排好。没有安排好的原因有主客观的。客观原因是师资太少，可能全部开展师承教育培养有困难。我们现在培养的学生量大，把师承教育融入高等教育可能力不从心。
主观上可能是不重视，不理解，培养数量与质量有矛盾。但是我们中医是实践性医学，必须要实践。比如我们讲八纲辨证，你不看病人，阴阳寒热虚实搞得清楚吗？你看过了就一目了然了，就这样一回事。我们要把学生带在身边教，就很起作用，导师就能按照中医的一套诊疗系统、思维模式来指导学生。问题是目前做不到。如果人手可以的话，应该加强师承教育。去年，学校重新让我带博士生，当时我有个想法，要把学科内的老师组织起来，搞个导师组，我为什么有这样的设想呢？因为这样，可以组建教学团队，共同讲课、带临床、做科研，发挥多位老师的专业特长。这样比离开老师单独在临床轮转要好，而且也能充分发挥老师的作用。因为一个导师的智慧、能力和知识是不全面的，建立导师组，很有好处。但是现行的研究生体制不是这样安排的。如果能够这样做，综合老师们各自的优势，可能对研究生人才培养的质量有提高。现在研究生上临床轮转，跟导师难得见面的多得很，面都难见到，徒有其名，难以落实!
采访者：现在个别导师基本上是对研究生"放养"的，只有在开题、毕业阶段关心一下，余下的时间都不管。
周仲瑛：对，过去我们的培养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先给研究生定向、定位，要给他(她)一个研究课题，把自己的课题和他的课题结合起来，或成为课题的一分子。现在你没有给他一个课题，要他自发解决，没有明确的要求，是开放的多，但是效果呢？目前研究生教育，老师心也静不下来啊，可能你们上海中医药大学也碰到这种情况，这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你说中医人才培养有何规律呢？中医人才确实成长难。像我，很不好意思，变成国医大师，这也是我想不到的。但是，中医稍微做得出色的，没有六、七十岁出不来，很难。
说明中医实践性强，积累实践经验，到了一定的程度，他才能融会贯通。要达到融会贯通程度，需要积累。比如"审证求机论"，那就是我几十年的经验，长期思考实践提炼的结果。可知中医的人才是晚成的。加上中医科学地位不断被怀疑，中医的理论价值难以理解，难上加难。现在的学校党政领导对中医人才的成长规律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对教师的使用和安排要多思考。许多老师培养较成熟了，但时间到了就要退。退了，就不一样了。现在我退了，我现在心情就不同了，不可能像在岗位上那么较真了，这是不在其位，不谋其职，这是自然规律。
采访者：我们还在说，像您这样十几岁就学中医，我们二十几岁才学中医，又在成长的道路上延后了十年。中医人才成长周期与其他学科不一样，要更长一些。
周仲瑛：我们都是家学，家传，然后再出去读书，现在就不同了。我们读的不是现代科技知识，而是古典文学。读的是古典，然后再读医书。
采访者：周老，您曾提出学习中医的门径有两条。一条是从源到流，即以四部经典为根基，然后再下溯到历代医著；另一种是从流到源，就是首先从后世稍浅显实用的读物着手，加以背诵记忆，然后进一步溯源。
周仲瑛：对，记忆还是年轻时好，学了就能记住。现在我虽然记不全小时候背诵的经典，但大体都还记得。现在再让我学英语，我哪里会记得住。年轻人学英语学的好，(就是)记忆力好啊。我说把学英语的毅力用在读《药性赋》、《汤头歌诀》肯定会学的好。你说学《药性赋》、《汤头歌诀》好还是学英语好？恐怕从实用角度来说，还是《药性赋》、《汤头歌诀》好。但是事实上高校和学生都不是这样选择的，为什么呢？这就是中医教育的悲哀。
采访者：周老你们学医背《药性赋》、《汤头歌诀》和经典，并从小时候就开始，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这样的要求。说老实话，学校对英语和计算机方面的要求更多点。
周仲瑛：现代化啊，谁能反对。但是从实用来说，学中医小时候要打好基础。各人见解不同，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比如说英语，我的观点是对外交流是中医教育的一部分，对从事这方面的人的就要重点培训；如果是一般的学生，普及教育即可，不一定强求一致。有的人英语本身比较好，记忆力又好，那么就在英语方面重点培养；有些人不是这样的不必强求。这是理念问题。我们培养的学生不是百分之百的从事对外交流，就不要千篇一律。这些问题要思考，领导更要思考。
现在中医高等教育困难是比较多的，但总体来说，得到很大发展，要肯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到高。这也证明了任何一门科学技术，得不到政府领导的支持和保护就不会得到发展，中医也不能例外。如宋朝的《太平和剂局方》就是得到当朝的支持，对中医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有些人说，要排除中医在主流医学之外，这是非常狭隘的。中医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难道我们传统的文化、科技、艺术不要了吗？一个民族没有传统的东西，你说行不行？有些人崇洋媚外，中国什么都不好，对中医不屑一顾，其根由还是民族虚无主义。
采访者：中医如果离开了传统文化的沃土，就失去了灵魂。
周仲瑛：政府要用政策支持保护中医，但要遵循中医自身发展规律，不要强加个人意见。中医人自身要努力，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代人要比一代人强。建国以来，中医得到政府的支持，明确中西医并重才有今天。但有些中医人不晓得中医的艰难，中医的曲折。自我否定这是最大的悲哀。你培养的中医自我否定中医，你还培养什么中医？你提的问题大致我就这么回答。还有什么？
采访者：我还想了解一下当时您为什么会选择中医急症做研究，现在您觉得中医急症用的地方多吗？
周仲瑛：不是随着潮流搞，而是实实在在搞。中医急症不是不可以搞，而是大有可为。要有一批有毅力、有水平的人，齐心齐力去搞。我成长的年代在解放前，跟着父亲临床，大病见得多，如疟疾(就是用青蒿素解决的这种病)。1947至1948年，天花大流行，看到过天花二、三百例，还有登革热、麻疹这些病。当时没有西医，只能用中医治疗，也比较有效。我是从乡镇来的，在长期行医过程中，接触急病比较多，当时乡村很少有西医，不看也得看。到了南京以后，根据工作需要，搞过麻疹、乙脑等。当时我在临床一线，我们在病区接触过许多传染病，积累了一定经验，所以对这类问题还能适应。
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这个阶段，我们这个地区出血热大流行，当时我们医院的领导叫我到疫区去搞治疗。开始连西医也不清楚这是一个什么疾病，对中医也是新问题。我们与中医研究所两家一起合作。当时情况非常困难，我觉得担子很重，没有经验、没有看过出血热啊。经过查房、观察研究，提出中医辨证治疗思路，制定方药，处理病人。这样经过一两年，按照出血热的病期再辨证、治疗，系统性地把五个病程，一个个突破，最终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攻克的第一关是肾衰期，发热期是很顺利的(解决了)。发热期是早期，发展到肾衰期就很危险了。慢慢地我从实践过程上升到理论，从整个发病机理，提出了五期中医辨证，制定了五期理法方药。连续十多年研究，完整治疗了一千多例病人，写了总结然后上报。
后来国家授予了我们学校和医院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虽然当时，没有像现在那么重视，也没有多少科技基金，只当作很出色的科研成果来看待，但是也觉得很不容易得到，很受启发。最大的感受是中医治疗急症要实践。像我当初，虽有基础，对这个病却没实践经验，但是只要按照中医理论去思考、去实践，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可以攻克下来的。这证实了中医理论不是虚无缥缈的，对实践的指导性很强。为什么，因为中医本身是实践医学。
另一个问题，我们的科研应该立足于临床，按照临床医疗实践展开和总结，而不是按照现在的思路和方法先设计后研究。什么大样本、多中心，1:1的对照，这些教条式的东西并不真正适合中医科研。这也是一个思维方法问题。首先应理解，中医的科研是实践经验的总结。经过实践，上升为理论而且深化了理论，提升了辨证思维能力，提高了临床疗效，并借助实验来证明。
那种先验论式的研究方案很难切合实际。所以现在做了那么多的科研，真正能解决临床问题的有多少，不多。青蒿素则是一个特例，一味药可以解决很大问题，但也是继承性的创新。所以中医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一句一言都会有启发。这是你问我的急症问题。我为什么讲这么长得一段话，就是说中医对急症的开发不是不可为，而是大有可为。按照中医自身规律去实践去研究，这是很重要的。
我曾开创中医内科急症研究所，后来更名为中医内科急难症研究所，为什么更名呢？因为急症有的也是疑难病，疑难病的某个阶段又是急症。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疑难病越来越多，急症接触的比较少，所以我觉得急难症这个领域的开发学术意义比较大。虽然体制原因、认识问题，并不是很好的持续下去。但到了近几年，因为国家要搞名中医工作室、传承研究，现在又把这个研究所恢复了。目前研究所他们倾向于搞难治病，对急症病没有明确提出的原因是我们中医对急症第一线抢救越来越少。
另外，研究也很难开展。搞中医急症，需要其他学科配套；搞医学研究，不形成大协作不行。当前的医患关系和规章制度的约束，也是影响急症研究的要害问题。中医急症研究，不是个人问题，是中医学术兴衰问题。现在要求大家安心搞科研，是需要付出的。特别对一些疑难病，要从医理上研究、临床上实践、现代方法上阐发，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问题。现在有的人搞科研弄虚作假、急功近利，必将自毁。
采访者：现在感觉社会风气都比较浮躁，您有什么应对的秘诀吗？
周仲瑛：没有什么秘诀，大概我以静为主。把事情想得开一点，多一点，开阔一点，人老了嘛，无所求，随遇而安，不求什么功名，顺其自然，是养生。年纪大了，放不开不行。放开了并不代表不关心，你还得关心。比如说中医高等教育和中医整个发展，这个大事，不是我们个人所能左右，让我操这个心也没用。那我就寄托于自有后来人。中医界总会有优秀的、承先启后的人。中医现在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分化的时代，也可能是历史的必然过程。我说过两句话：求同存异，各行其道。这就是我说的怎样处理这些问题。
采访者：谢谢周老。听了您的话使我们对中医教育有了进一步认识。
周仲瑛：承蒙夸奖。
I 版权声明本文来源"《中医教育忧思录》——国医大师十老访谈实录"，作者/王群，夏文芳 ，版权归权利人所有。 · END ·编辑｜景天 校对 | 桔梗 视觉｜花椒-商务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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