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标榜的新儒学基本是伪命题、伪儒学
2022/3/17 捍卫人文学

     刘泽华：儒家坏就坏在守成(节选)

    

    刘泽华(阎振铎画)

     凤凰评论《高见》：在不少人看来，中国古代的统治是外儒内法，儒表法里。王权专制主义的罪魁祸首在法家，而儒家是好的。而你在《中国的王权主义》中认为，儒家也是王权专制主义的帮凶。那么，在王权专制主义的统治体系之下，儒家的坏作用体现在那些地方？

     刘泽华：其一，外儒内法，儒表法里，是人们常说的话语，但古代没有这个词。汉朝汲黯说汉武帝：“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可能由此而引申出外儒内法等，其实汲黯的评价并不准确，汉武帝何尝外不多欲？儒法不是内外问题，而是结合和相互补充。法家突出讲法，但也不是不讲礼；儒家讲礼，也不是不讲法。特别到了荀子，礼法就结合为一体了。秦承继、充实了李悝的“法经”，张苍制定汉律有承继、充实、调整了秦律。汉代在行政上进一步落实了礼法结合。

     其二，儒法都主张君主专制，表面词句有所不同，思路也有不同，但主旨没有原则的差别。

     其三，说外儒内法，似乎儒家只是表面的东西，真正的实行的是法家，这岂不是说儒家成了摆设？

     其四，是否有“外儒内儒”？哪个朝代、哪个帝王实行的是“外儒内儒”？汉元帝真的是“外儒内儒”？

     其五，外儒内法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儒家宽松、温和，法家残酷。可是孔子主张宽猛并济，为鲁司寇，上台七天就杀了不同政见者少正卯，孔子的“猛”是法家还是儒家？孟子骂墨子是“禽兽”，又主张对辟草莱、言战者用“上刑”，他没有当权，如果一朝权在手，开杀戒，这算什么？《五经正义》主张“圣人作法，以刑止刑，以杀止杀”，这几乎是从《商君书》抄袭而来，这是儒家公开的主张，是“内法”还是“内儒”？一批理学家论证“典礼爵刑，莫非天理”，主张“严刑以威”，声称“以辟(刑)止辟”，“虽曰杀之，而仁爱之实行乎中”。历代王朝的刑法及基层社会组织的私刑，均依据儒典制定并实施，违逆纲常名教属于必杀之罪。为践履儒家之礼而大开杀戒的儒者难道少吗？

     其六，把秦始皇的暴政简单归于法家，是不准确的。“以人为本”就是法家提出的，法家也主张爱民、从民心、赋税要适度、刑罚要适中等，韩非是第一位提出“均贫富”的人。法家的重罚与重赏是问题的两端，这些主张与儒家大体相同。许多帝王的纵欲胡来很难说是法家或儒家，应该说是“昏家”，我看倒与道家中纵欲派相近。商鞅变法十年秦民大悦，秦国坚持了法家的改革与法治，秦能统一六国，难道民众的生活比尊尚儒家的东方六国更坏？

     儒法之间历来有争论，互相对骂，都具有理论的专制性，搞一言堂。儒家借着秦的速亡，把法家搞臭，连小孩与脏水一块给泼掉了，不可取。贾谊说，攻守之势不同，秦始皇做了错误的判断，招致速亡，这点是很恰当的。法家以改革、进取见长；儒家以守成见长。其实两者都有大用，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王霸杂之。王霸杂之与“外儒内法”是不同的，“杂之”是结合起来混合用，这才是政治艺术。

     说到儒家的坏作用，我看主要是守成，这个“守”了不得，一直到清末才出现了转机。

     阴阳组合结构成为儒家的思想牢笼

     凤凰评论《高见》：你提到过，“两千年来的政治体制，其基本模式均因秦制；帝王观念，大抵亦袭秦也。”那么，历代沿用的皇帝制度，在王权专制主义体系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刘泽华：皇帝制度是王权专制主义的中枢和最高权威。皇帝制度有很多内容，几句话很难说清楚。要之有如下几方面：

     一，皇位的取得，开国皇帝基本都是马上得天下，禅让也是以武力为后盾。其后由其子孙世袭，终身制，形成家国一体，在皇帝制度下没有独立的国家概念，皇帝就是国家；

     二，皇帝之下有庞大的官僚机构，但我从来不用“官僚政治”，因官僚不是政治主体，要听命于帝王；

     三，我曾用“五独”概括王权：天下独占；地位独尊；势位独一；权力独操；决事独断。也就是帝王“纲常独断”，或对天下人有“生之、任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之权。天下人都是他的臣民、子民。

     四，在观念上是天、道、圣、王四合一。

     凤凰评论《高见》：中国社会的宗法、族权制度，与王权专制主义制度具有同构性。一方面，在王权专制主义之下，它有稳定基层社会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遏制了个人权利。五四运动从批法转向批儒，固然是转移了目标，放过了法家，但是，从个性解放来说，又有其合理性。不过现在也有人认为，农村的宗法制度，有温情脉脉的一面，甚至对之理想化。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泽华：“五四”把主要矛头对准儒家，因为它是帝王体制的意识形态，合乎历史逻辑。有些人想重建宗法制度，历史大势不会支持，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化，人口流动加速，农村人口的减少，农业集约化的发展，公民意识的成长等等，宗法制度只能走向衰退。即使有些地方还可能长期保存宗法制度，如祭祖、编写家谱等，但其内容和形式都会有大的变化，比如原来的族长制就难于继续，原来女性不能入家谱，现在男女都收，等等。

     凤凰评论《高见》：另一方面，儒家的理想主义一直存在，到现在也未绝迹。儒学现在很热，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儒家必须经过怎样的转化，才能适应于现代社会？

     刘泽华：前不久《马克思主义研究》记者与对南开大学张分田教授，有一篇很长的对话，题目是《科学认识儒学，正确判断本质》(见该刊2016年第四期)，专门讨论历史上儒家与当前“新儒家”对历史上儒家观念的现在意义的阐释。张分田教授把历史上儒典定义为“帝典”，即“天子之典、皇家经典及帝王法则。”他广征博引，资料充实、无误，令人信服。他的论述与“新儒家”可以说针锋相对，我基本同意。我建议“新儒家”应该面对张分田的证据进行反驳，如能驳倒，“新儒家”才能有立足点；如果驳不倒或视而不见，那就只能说“新儒家”没有底气。现在有许多说法，如“综合创新”、“返本开新”，关键是一个“新”。借着某一个命题或一句话，说下去，固无不可，但说古代的儒就是如此，这怎么行？“新”已脱离了原来的儒家思想体系。我提出古代政治思想是一种“阴阳组合结构”，包括儒家的思想都是“结构”性存在，这些组合结构如：

     1、天人合一与天王合一；2、圣人与圣王；3、道高于君与君道同体；4、天下为公与王有天下；5、尊君与罪君；6、正统与革命；7、民本与君本；8、人为贵与贵贱有序；9、纳谏与独断……

     我开列了一串，为了说明这种组合命题的普遍性。这里用了阴阳组合结构，而不用对立统一，是有用意的。在上述组合关系中有对立统一的因素，但与对立统一又有原则的不同，对立统一包含着对立面的转化，但阴阳之间不能转化，特别是在政治与政治观念领域。居于阳位的君、父、夫与居于阴位的臣、子、妇，其间相对而不能转化，否则便是错位。我上边罗列的各个命题，都是阴阳组合关系，主辅不能错位。比如在君本与民本这对阴阳组合命题中，君本与民本互相依存，谈到君本一定要说民本；同样，谈到民本也离不开君本，但君本的主体位置是不能变动的。又如“道高于君”、“从道不从君”只是组合命题一面，还有更重要的一面，这就是“君主体道”、“王、道同体”、“道出于王”。

     阴阳组合结构是我的概括，但其内容则是古代政治思维的普遍事实，这种结构性的思维应该说是极其高明的，它反映了事务的对立与统一的一个基本面，也可以说是“中庸”、“执两用中”思想的具体化。这种“结构”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路线对把握事务非常有用，也非常聪慧，正是所谓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思想来说，这种结构的容量很大，说东有东，说西有西，既可以把君主之尊和伟大捧得比天高，但又可以进谏批评，乃至对桀纣之君进行革命。由于有极大的容量，以致于人们无法从这种结构中跳出来，至少在政治思想史范围内。直到西方新政治思想传入以前，先哲们没有人能突破这种阴阳组合结构。最杰出的思想家黄宗羲虽有过超乎前人的试跳，但终归没有跳过去。

     在政治实践上，这种阴阳组合结构的政治理念，具有广泛和切实的应用性。以古代的君主专制体制为例，一方面它是那样的稳固，不管有多少波澜起伏，多少次改朝换代，这种体制横竖岿然不动；另一方面，它有相当宽的自我调整空间和适应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政治思维的阴阳结构，及其相应的政治调整。

     儒家作为思想资源大有用处，但无需标榜什么新儒家、新道家等，尤其不能把古典儒学现代化，更不能改铸古典儒学，只说辅助面，把主导面抛去，那还是古典儒学吗？如果个人在生活中践履古典儒学，只能把自己变成古董。张分田教授说，现在标榜的新儒学基本是伪命题、是伪儒学，值得思考。

    

     作 者：刘泽华(1935—2018)，著名史学家、中国思想史研究名家、南开大学荣誉教授。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出版有《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九卷本、主编)、《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集》(三卷本)、《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中国的王权主义》、《专制主义与中国社会》(合著)、《洗耳斋文稿》、《士人与社会》(先秦卷)、《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合著)等学术著作，出版有个人回忆录《八十自述》，在《历史研究》、《哲学研究》、《政治学研究》、《红旗》等刊物上先后发表百余篇高质量论文，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被誉为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南开学派”(王权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

     来 源：凤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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