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名与周氏兄弟的恩怨，是文人之间情感取向和社会立场的矛盾冲突
2022/9/19 20:14:09 笑谈先生们
于继增：废名与周氏兄弟的恩恩怨怨
废名这个名字人们比较陌生，国内出版的现代文学史也很少提到他。其实废名是五四后出现的一位很活跃的作家和诗人。他与文学大师鲁迅、周作人兄弟的交往更是非常人可比。
废名原名冯文炳，字蕴仲，1901年11月9日出生于湖北省黄梅县。周作人的新诗《小河》令他如痴如醉，认为是“一首杰作”。于是他尝试写作，有了想请文坛权威周作人指教的念头。1921年11月，废名将自己的诗文稿寄给北大教授周作人“审阅”，并表示“想把毕生的精力放在文学事业上面”。
后来废名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1923年9月7日他和周作人第一次正式见面，当时周作人大概只注意到对方的相貌，曾描述：“额如螳螂，声音苍哑，初见者每不知其云何。”
废名在周作人指导下深入领会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哈代及俄国小说等外国文学的精华，又从陶渊明、庾信、李商隐的作品中学到了古朴淡泊、灵动跳跃的诗风。废名小说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刊》上发表后引起几位文学大师的注意，周作人甚至鼓励废名出小说集，并答应为他作序。废名的成名作《竹林的故事》发表在1925年2月《语丝》第14期上，随后由北新书局出版了同名小说集，上海开明书店又推出他的第二部《桃园》。周作人欣喜地为废名的小说集作序，指出废名是“讲究文章之美”的作家，“平淡朴讷”是废名作品的突出特色。
废名对周作人的提携非常感激，在小说集前言中致谢说：“我自己的园地，是由周先生的走来。”废名以故乡为背景，描绘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田园生活，由此开创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先河，成为“京派作家”的鼻祖。
1929年，废名由周作人推荐任北大中文系讲师，他给新生上的第一堂课便讲鲁迅的《狂人日记》：“对《狂人日记》的理解，我比鲁迅先生自己了解得更深刻。”他的“狂言”让学生们愕然，而他对“狂人”性格及社会背景的解读又令学生“醍醐灌顶”。
当鲁迅受到围攻时，废名撰文《从胡须念到牙齿》以支持：“鲁迅先生近来常讲些‘不干净’的话，我们看见的当然是他干净的心，甚至于看见他的苦闷。”又说，“尤其使我苦而痛的，我日来所写的都是太平天下的故事，而他玩笑似的赤着脚在这荆棘道上踏。”
鲁迅评价废名的作品是“冲淡中有哀愁”，“常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周氏兄弟对新文学中的新诗、小说都有苛刻之评，能入他们“法眼”的都不是庸常之辈。
因此对于废名来说，鲁迅和周作人都在恩师之列，对他们同样付出敬仰之情。只是这种态度在周氏兄弟因家事失和后发生了微妙变化。从感情上来说，废名更偏向周作人，曾宣称：“凡为周作人先生所恭维的一切都是行，凡为他所斥驳的一切都是不行。”1930年初，鲁迅在上海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翼作家联盟，废名“很看不惯”，遂以丁武笔名在自己主编的《骆驼草》创刊号上发文，指出鲁迅、郁达夫等人是“文士立功”，“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又在该刊第三期发表《闲话》：“不愉快的事，因了郁达夫、鲁迅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我刺了鲁迅先生一下。郁达夫呢，那实在是一个陪衬……”
对此，鲁迅曾经给章廷谦(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秘书)写信说：“《骆驼草》已见过，丁武系炳文无疑，但那一篇评论，实在晦涩不过。”鲁迅并写了《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一文，讽刺废名说：“写文章自以为对于社会毫无影响，正如称‘废名’而自以为真的废了名字一样，‘废名’就是名，要于社会无影响，必须连任何文字也不立，要真的废了名，必须连‘废名’这笔名也不署。”这篇文章当时并没有发表。
废名给《周作人散文钞》作序，顺带说：“鲁迅先生的小说差不多都是目及辛亥革命，因而对于民族深有所感，干脆的说他是不相信群众的，结果好像与群众一伙……”鲁迅依然没作公开答复。只是在1932年11月20日致信许广平说：“周启明(作人)颇昏，不知外事，废名是他推荐为大学讲师的，所以无怪攻击我，狗能不为其主人吠乎？”鲁迅说废名是“狗”，言辞虽然辛辣，倒也说出废名对周作人忠诚不二的一面。1927年张作霖改组北京大学，解聘了周作人，本来与此毫不相干的废名却一气之下退学。由于生活困顿，他不得不借住在西郊的一个农舍里，有时连晚饭都没得吃。衣食无着、没有朋友的废名过着孤苦而寂寞的生活。后来是周作人收留了他，“废名曾寄住余家，常来往如亲眷”。周作人对这位高徒厚爱有加，作为文坛巨擘的他，出版散文集时竟让小自己16岁的学生作序，足见废名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1937年卢沟桥事变，北京大学决定撤离北平。由于种种原因周作人不想随校南迁；而作为讲师的废名按规定又不能南迁，交不起房租只好寄居在雍和宫的喇嘛庙里。此时他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便决定回家。废名拜辞周作人，师徒二人挥泪而别。
1939年元旦后周作人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学院院长、华北政务委员会教务总署督办等伪职，受到当时国内文人的谴责。隐居家乡的废名三年后才知道周作人“确已附逆”，但竟然糊涂地认为“知堂老人还是爱国的，是他特殊的爱国方式”。并撰一对联寄给了周作人：“微言欣其知之为悔，道心恻于人不胜天。”
周作人很是感动：“废名所赞虽是过量，但他实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人!”并在1943年3月写了两次《怀废名》，回顾他们相识、相知、相交的经历，不无忧虑地说：“废名太真率，只怕因我而受连累，甚至会吃亏。”担任伪职的周作人挂念远在乡间教小学的废名，曾写信力邀他回北大工作，但被废名坚决拒绝。此事在家乡传开，人们称赞废名有“崇高民族气节”。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被国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判刑，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1946年9月，废名应校长胡适之邀回北大就教职，途经南京时特意去监狱看望了周作人。北平解放后周作人被保释出狱回了家，他没有工作，生活艰难，当教授的废名热心地在老朋友中为其募捐，并自己解囊2万元相助。废名不忘春节去周家拜年，在寒冷中拉去一车煤炭。昔日故旧对周作人避之如鬼神，但废名依然我行我素。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时，废名被调到东北人民大学任教授，讲诗学，讲美学，讲鲁迅。他说：“鲁迅先生给我的教育，不是鲁迅先生生前给我的。是鲁迅先生死后，是中国已经解放了，有一天我感受了鲁迅先生很大的教育。”
1956年废名的研究专著《跟青年谈鲁迅》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迫于形势，废名与周作人很难再有什么联系。而周作人日记显示，1957年12月14日“外出购买《废名小说选》一册”。十年后“文革”风起，周作人和废名都被抄家、批斗。1967年5月6日周作人故于北京，同年9月4日废名在长春病逝。
废名与周氏兄弟演绎的恩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人之间情感取向和社会立场的矛盾冲突，也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一笔。(本文刊登于《文史博览》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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