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长恨歌》，陈寅恪几乎讲了两个月
2023/1/31 19:59:07 笑谈学术界
脱俗求真，继往开来——蔡鸿生教授学术访谈(节选)
访谈者：江滢河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原文链接：学术名家访谈 | 蔡鸿生教授学术访谈
江滢河：您1953年考入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培养的大学生。大三时选修“专门化”课程，包括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证史”和岑仲勉先生的“隋唐史”。可否谈谈这两位前辈及其课程对您学术之路的影响。蔡鸿生：在当年欢迎新生的例会上，从系主任刘节先生口中第一次听到陈、岑“二老”的名字。又据师兄、师姊们透露，“二老”各有残疾，一盲一聋，依然讲学著书，这就使我更加肃然起敬了。1955年夏季至1956年夏季，在求知欲和好奇心的混合状态驱使下，我有幸成为陈、岑“二老”的选修生。在陈府走廊特辟的讲席上，曾经听寅恪先生讲史论诗达一年之久。课程名称“元白诗证史”，用1955年上海版的《元白诗笺证稿》作教材，选修者人手一册，由师母署赠盖章。此外还有油印的参考资料，包括《武曌与佛教》《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等单篇论文，则由黄萱先生按期分发。事隔多年，寅恪先生的音容笑貌，仍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一首《长恨歌》几乎讲了两个月。杨玉环是不是“养在深闺”，“温泉赐浴”有什么疗效，如此等等，擘肌分理，动人心弦。所憾知识准备不足，领悟未深，有负师教。不过，细雨润物，听者是难免会被默化的。记得自己初闻“酒家胡”、“突厥法”之类的故实，即怦然心动，想作“大唐西域”的精神漫游了。有一次，也许是讲白乐天《新乐府》吧，寅恪先生顺带提及近代的汉语借词“苦力”源出古突厥语的“奴”字，点到即止，未曾细说。不才如我，竟敢悬拟传播路线，想要写篇《从库利到苦力——一个突厥词的旅行记》。似此难题，可望而不可即，一闪念过后就烟消云散了。陈先生的课堂教学，也像他的学术著作一样，是寓论于史的。他的历史思维，兼有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特点，既诗化又哲理化。三言两语，往往令人“开窍”。他教导学生“在史中求史识”，犹如“在水中学游泳”一样，是平凡的真理，并没有什么玄机，可惜我领会得太少太少了。
陈寅恪先生在中山大学寓所廊中授课江滢河：岑先生的学术研究和授课应该是另具风格的吧？蔡鸿生：是的。仲勉先生开设的选修课“隋唐史”也是一个学年。课前派发油印的活页讲义供学生预习，以后补订成书，公开发行，即中华书局1982年新版的两卷本《隋唐史》。仲勉先生自己说这套讲义的“编撰目的，即在向‘专门化’之途径转进，每一问题，恒胪列众说，可解决者加以断论，未可解决者暂行存疑，庶学生将来出而执教，不至面对难题，即从事研究，亦能略有基础”。一片传灯者的苦心，跃然纸上。当时，他正在修订巨著《突厥集史》，讲课常常论及突厥与唐朝的关系。仲勉先生是顺德人，乡音甚重，用粤语拼读“突厥”古名，沉浑浩渺，别有一番韵味。在他的熏陶下，我人在岭南，情系“漠北”竟想一探游牧民族历史之秘了。对那个体重“三百五十斤”的突厥、西胡混血儿安禄山，尤感兴趣。于是便玩起“童子戏”，写了几千字的短文，送请审阅。仲勉先生循循善诱，用毛笔批了两三百字，原件已散失无存，只记得其中有“理多于证”的评语，真是大发愚蒙，击中架空立说的要害。经过这番温和的“棒喝”，我似乎从此就较少异想天开了。在这位祖父辈的长者作古之后，我只能从他的传世之作中学突厥史了，却越来越感受到他功力之深、用心之细，以及那种罕见的爬梳史料的真本领。
岑仲勉先生(左五)与中山大学同事合影江滢河：您1957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在世界史教研室讲授“世界中世纪史”，根据学科划分，这个领域是与隋唐史有一定距离的。您在教学之余，把自己的学术研究“自留地”选择在中外关系史，为什么有这样的考虑呢？蔡鸿生：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定位于世界史教研室，从辅导到讲授“世界中世纪史”。为了教研结合，也发表过几篇有关西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历史的论文，但毕竟是“二手货”，无原创性可言。循此下去，必将与“二老”的学术领域相去日远，于是我便探求一条“业余化”之路，试图用蕃胡研究来接轨。即使只是充当一名隋唐史的“票友”，也算是重圆自己学术“初恋”之梦了。19世纪末以来，国际考古学界相继在蒙古、中亚地区以及我国吐鲁番的大规模考古，粟特及突厥文书、碑刻等遗物纷纷出土，国际学界掀起了研究的热潮，逐步形成了粟特学及突厥学两门新学科，吸引了很多国际一流学者投入。寅恪先生和仲勉先生在这些学科的研究上卓有建树，如陈先生的《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岑仲勉先生的《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突厥集史》上下册等，均成为该领域研究的必读著作。在这个方面，我们系既有学术传统，又有学术资源，我自己也有相近的知识结构，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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