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些说谎告密、出卖老师或同门的人,坚决不能录取,否则会终生后悔
2023/2/5 16:31:36 笑谈学术界
赵敦华:回忆我的导师陈修斋先生
1982年考研,我被录取为陈修斋和杨祖陶两位先生合招的出国公派研究生,负责指导我的导师是陈修斋先生。1982年2月到武汉大学报到,陈先生专门找我谈话,安排出国留学学习计划。
陈先生对我说,我们搞西方哲学的,要懂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英文,你要出国了,条件比较好,你一定要先在语言上下工夫。陈先生还说,他今年招出国研究生,专门为此向国家教委打报告,要培养一名中世纪哲学的专家,因为我们国家现在中世纪哲学是一个薄弱环节。
古希腊哲学我们一开始比较重视,当然也还不够,然后就研究近代哲学,现代哲学也开始慢慢重视了,但就是没有人研究中世纪哲学。
北大编的那套“西方哲学原著选辑",有四本:《古希腊罗马哲学》《十六至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德国古典哲学》,这是北大外国哲学教研室集体编译的,实际上陈先生也参加了编译。
这套书是影响很大的,培养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整整一代哲学工作者,不仅仅是搞西方哲学的人读,哲学的其他专业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的学习者,要了解西方哲学,都从这四本原著资料开始。陈先生讲,你看,中间就是缺了一本中世纪哲学,一下子就从古希腊罗马时期跳到了16世纪,现在要加强中世纪这个薄弱环节。陈先生帮我选的留学地点是比利时鲁汶大学。
鲁汶大学是一个天主教大学,中世纪哲学研究的国际重镇,特别是研究托马斯主义的中心。我填好鲁汶大学的申请表,很快就被录取了。
1982年10月,我到鲁汶大学报到入学。我一进校以后,就发现事情和我所预想的不一样。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学习语言,直接攻读中世纪哲学。鲁汶大学是研究托马斯主义的中心,是20世纪初教皇亲自钦定(因为它是天主教大学,是直接归教皇管)将托马斯研究中心放到这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这个托马斯学院里成立了胡塞尔档案馆。再后来,分析哲学也进来了。鲁汶大学虽然还是天主教大学(它是世界上第一所天主教大学),但后来变成了由政府管理,资金全部都是由国家来支付的,就和其他的公立大学没有区别了。所以它的教会的色彩就慢慢淡了,它在哲学上是多元的。当然托马斯的传统也还在。但是现象学、分析哲学、康德研究、黑格尔研究都很强。它要求学生,全面掌握各派哲学。
我是刚进校的,按要求必须从本科开始读起,然后读硕士,最后拿Ph.D。我一开始就要应付繁重的本科课程,还是用英文教的。它的英文课程专门是给外国学生开的,人很多,也是大班授课。我刚刚去,英语听课、写作业、写论文,都要重新开始,首先要把英语搞过关。要想再读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其实就很困难了,没有时间读。
鲁汶大学有一个本科一年毕业的项目,一年之内,必须拿到本科学位;这个是专门为外国学生设的项目,一年要学16门课,并且还要写2篇论文。课业是非常重的,都通过以后,才能进入硕士阶段。硕士阶段就是2年,每一年的课业都非常重,还要写一篇硕士论文。硕士你要得到优秀,才能进入博士学习。进入博士阶段不需要考试,但它有一个要求,就是你的硕士阶段的总成绩,包括你的硕士论文,总平均成绩必须优秀。这个要求也很高,卡掉了很多想读博士的人。
所以我就觉得,三年时间必须进入博士阶段——但是当时教育部给我们的年限就是五到六年,这也就意味着,我进入博士阶段后,只有两到三年的时间,就必须拿下Ph.D。这在鲁汶基本上是没有先例的。我是公派读博士的,一般是五年时间,有特例可以延长到六年,但是第六年不算工龄。
在留学期间,陈先生有次到巴黎开会。1983年7月12日—16日他顺便到鲁汶,我陪他到卢森堡、鹿特丹、海牙等地转了一圈,和他一起度过终身难忘的四天时间。在这几天,我向陈先生汇报了学习情况。
我讲在鲁汶马上进入中世纪哲学专业,不大可能,我要学那么多的本科和研究生的课,本科和研究生的课里面有中世纪哲学,但它只是很多必修课当中的一门。我又讲了语言的问题,鲁汶的条件当然非常好,我们这些拿比利时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学语言,包括古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都是免费的,但那是自选的,没有学分。陈先生听了这些情况,指示说,你的学业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取得Ph.D的学位,在语言学习上量力而行。
三年之后进入博士阶段,我的Ph.D的论文井不是写中世纪哲学的,而是写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之间的比较。选这个题目呢也是因为语言的要求。我那个时候英文已经过关了。鲁汶有一个规定,你要写哪个哲学家的论文,你必须读他的原文原著,写中世纪哲学的博士论文必须掌握希腊文和拉丁文。这个语言要求我达不到,必须要读原著,在哲学语言上真正过关,不是我凭借词典查查资料就可以应付的。为了尽快地能够在三年之内拿下Ph.D,我就写了一个英国分析哲学的题目。
回国以后,我的第一本书是《基督教哲学1500年》。一般来讲,学者的第一本著作以他的博士论文为题,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修改,再增加一些内容发表。我没有这样做。我的博士论文是用英文写的,我没有把它译成中文出版,现在也没有这样的打算。我的第一本书,是为了完成陈先生交给我的任务,加强中世纪哲学这个薄弱环节。
我刚回国的时候,王太庆先生帮助商务印书馆审校傅乐安先生主编的《西方哲学原著选辑·中世纪哲学》的译稿,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陈先生组织的武汉大学团队翻译的,我看了一二篇,就没有下文了。
10年之后,商务的北大系友陈小文博士要重新启动搁置多年的译稿的出版,我当然义不容辞。我和段德智教授承担了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重大项目《西方哲学经典翻译(中世纪卷)》,整理原译稿,请同行翻译了一些新资料,我的原则是,凡是陈先生审阅过的稿件,一律原文照抄,一是翻译质量确实高,二是尊师传统,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我看师之道不止三年,老师传授的学脉应该终身传承。需要交代的是,傅乐安先生也到鲁汶大学当访问学者,我在鲁汶认识了这位精通拉丁文的可亲可敬的学者,这本书的总审校是我回国后选派到鲁汶专攻古希腊中世纪哲学的吴天岳博士。可以说,这本书的问世是三代人的接力,与陈先生1982年选派我去鲁汶大学留学有不解之缘。
我在鲁汶全面地接受了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包括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的训练,回国后写了从古到今的哲学史教程,最初参与朱德生先生主持的三卷本《西方哲学通史》,我写了第一卷古希腊中世纪部分,后来写了《西方哲学简史》和《现代西方哲学新编》。
能够写出这些教程,底子是在国内打下的,国外只是加强、补充和扩展。准备考研时,仔仔细细读了陈先生和杨先生的《欧洲哲学史》。30年后,我被指定为中宣部“马工程”《西方哲学史》课题组的首席专家,我把陈先生和杨先生写的《西方哲学史》再次拿出来,驾轻就熟,顺利完成任务。在西方哲学史教学和研究方面,我也可以说是不改师道。
陈先生录取我当出国研究生,据说是看我考试成绩名列第一,我想这不是唯一原因。研究生录取要政审,邓晓芒师兄谈到陈先生得知他的坎坷经历,鼓励他报考,以伯乐的眼力挑选了千里马的人才。我不知道陈先生是否知道我的坎坷经历,我也没有和他谈过。

但我相信,他对77级毕业生的人品在整体上是信任的,出于公心为国家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我被录取为陈先生招收的出国研究生,很多人以为我有什么关系后门,其实完全没有,我们在开学典礼上第一次见面。
我非常感激陈先生,知道最好的感激方式是像他那样公正公道,绝不做有辱师风的事。多年之后我也有权录取研究生了,我不管是不是什么985、211,只要考得好就优先录取。当然,也要德才兼备,对那些说谎告密、出卖老师或同门的人,坚决不能录取,否则会终生后悔,对那些违背师道的小人,我一向很鄙视。
陈先生对贺先生、洪先生等老师的维护和尊重,与汪先生、王先生之间的同门情谊,这些言传身教的事迹,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陈先生不幸于1993年逝世,离开我们26年了,我有时夜晚扪心自问,在哪些方面可以告慰他,哪些方面有负于他。我的学术良心的回答是三个告慰和一个有负。
三个告慰是:完成了陈先生交代我的加强我国中世纪哲学研究,继承了陈先生和杨先生在武汉大学共同开创的西方哲学史的学风,秉承了他们公正公道的品格;一个有负是没有掌握研究西方哲学的另外四种语言。
我现在反复地用陈先生的这句话教育我的学生。我给全系研究生开的一门公共课,叫“西方哲学经典导读",后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讲义稿。那本书的第一讲,就是讲为什么要通五种语言,然后才能在西方哲学领城里成为一个真正的专家。
有人问我,你一方面讲要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待西方哲学,另一方面又讲研究西方哲学要靠五种语言的原文原著才能弄懂弄通,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我想这两种说法起码不是形式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如果说矛盾的话,那是历史辩证法意义上的矛盾。陈先生等西方哲学的老一辈学者一方面极其重视西方哲学原著的研究和翻译,另一方面始终面对中国人、按照中国人的语言和学术传统,根据中国现代文化的需要,普及和深化西方哲学的道理。
这就是历史形成的辩证法,也是吾辈学生要发扬光大的学脉。我个人没有完成陈先生的要求,能使用五种语言表述的原汁原味的西方哲学。这个任务只有交代给我们的学生、学生的学生去完成了,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但愿陈修斋先生的老师陈康先生所说——以后外国人研究西方哲学要以不懂中文为憾——这个夙愿能够成真。
2019年清明于复旦大学光华西楼2507室

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知识”俯拾即是,人们几乎随时随地都在阅读,无论是一段文字、一篇文章还是一本书。然而,读书未必有用,开卷未必有益。读书的数量固然重要,但质量更重要。 叔本华说:“真正独立思考的人,是思想上的君主。”要站在这样的思想高地上理解世界,需要长期的训练,或者丰富的生活经验。对于快节奏急行的现代人来说,其实并不容易。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能够指点迷津,让我们茅塞顿开的前辈老师,和他们作为资深读书人用一生经验所提炼总结出来的读书心法。
因此,《南方周末》特约一百多位人文学者,包括余英时、杨奎松、张鸣、吴思、刘瑜……请他们向读者介绍自己的读书经历与心得。这些学界大咖的读书“谋心”的文章,汇集成一本书——《我书架上的神明》。
他们选书、读书,不是人随书转,而是书随人转,书为己用。就如刘瑜在书中说: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应该是有多少人赞美过它,而是它真的能帮助你认识当下的世界与自己。
书中学者,不仅是学有所成的学者,更是懂得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书的读者。138位学者,138个角度,138条选择之路,足可让读者视野大开,少走许多弯路。
他们如何在懵懂读书中,寻找和确认自己口味,如何通过读书复苏沉睡的思考能力,更值得读者去发现,去思考。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购买收藏《我书架上的神明》(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我们的经典》):

源网页 http://weixin.100md.com
返回 笑谈学术界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