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招生中，那种机械的名额限制，实际上是一种破坏人才培养的犯罪行为
2023/2/16 20:57:28 笑谈学术界
吴宗国：关于培养隋唐史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几点体会
第一，导师的水平、研究的重点和趣味之所在，对学生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学生本身的水平。过去曾经有过这样的规定，如果原来规定的招生名额招收不满的话，第二年就会减少招生名额，因此往往会降低水平录取，尤其是在硕士研究生的录取上，这种情况更多。在硕士研究生这一块，降低水平录取固然给导师无可奈何的增加了负担，但是经过师生三年共同努力，毕业论文还是可以达到通过的水平。不过这些学生的基本知识、学术视野、学习上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往往缺乏进一步从事研究工作的能力。而博士生如果降低水平录取，问题就多了。如果不是导师下大力气进行辅导，或者同学竭尽全力的帮助，甚至越俎代庖，他们的毕业论文是根本不可能通过的。而严格按照录取标准招收的博士生，导师指导就省事多了。对于他们毕业论文的指导，主要是开题论证，帮他们选好研究方向，平时则只要进行定期检查，解答他们提出来的一些问题，讨论一些相关的学术问题就可以了。从搜集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广泛地阅读文献、搜集资料、考辨相关问题，到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最后写出论文，基本上都是他们独立完成的。所幸我指导的博士生都具有很好的学术基础和科学研究能力，不仅带起来比较顺利，而且在他们工作以后，也都成长为各单位的学术骨干，有些早已开始带博士生了。因此，坚持研究生的录取标准，是我们能否培养出合格的具有研究能力的人才的前提条件。那种机械的名额限制实际上是一种破坏人才培养的犯罪行为。始作俑者现在应该都已经退休了，希望后继者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
第二，导师招收研究生的时候，最好不要一个时期只带一个研究生，最好是同时辅导三到五个研究生。理想的是一次招收两三个，几年连续招他三五个都可以，这样可以形成一个学术群体，他们可以经常在一起互相讨论，取长补短，开阔思路。这不仅对他们学术上的提高有很大帮助，而且可以培养他们的学术团队精神，培养他们为学术的发展同舟共济，互相帮助的精神，为了同一个课题各自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而不是单纯的个人名利。
第三，鼓励学生不单单听自己讲的课，还要多听其他老师讲的课，特别是一些学术尖端的和前沿的课程。例如，跟着我学习隋唐史的学生，可以选修魏晋南北朝史、宋史等断代史课程，也可以选修经济史、敦煌吐鲁番文书、中西交通史、历史文献、历史地理等专门史课程，甚至可以选修一些世界史的课程。这对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和学术视野，提高理论水平和研究水平都是很有好处的。
第四，注重因材施教。对于原本学习基础不够好的学生，要以鼓励为主，培养起他们的自信心。对于那些见多识广的学生，则提醒他们不能靠聪明做学问，要坐得住冷板凳。还要根据不同学生的基础和特点进行引导，有些学生比较注重理论，但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把握不好。又有的学生比较注重历史材料，而在分析研究上功力不够。这些都要下大功夫帮助他们。要让他们明白，理论不是研究的出发点，事实才是研究的出发点，一切要从事实出发；同时，不能停留在史料的搜集，史料的考订，史实的考辨上，还必须对历史事实进行深入的、由此及彼的分析和研究，得出理论性的结论。
对于硕士生和博士生也要有不同要求，硕士着重在打基础，可以多帮一帮，帮助其搜集资料和修改文章花的功夫较多，而博士生则是要培养其独立进行创造性研究的能力，因此要多放一放，放手让他们自己去摸索。
第五，除了广泛的、系统的、扎实的读书以外，讨论也是研究生学习重要的方式。这实际上是在扎扎实实读书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思考力，经过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独特的具有创造性的见解。因此一次讨论下来，不仅解决了一些预定要解决的问题，而且还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一位别的学校来我系进修的老师参加过我们的讨论以后，很有感慨地说，这样，每一次讨论提出来的问题都是一个新的论文题目。
第六，在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定上，一方面是某个阶段课题要相对集中，另一方面就是在不断地讨论中自主选题。有些重大的问题，经过几届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持续努力是可以逐步得到解决的。例如开元十一年(723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三省体制最后完成了到中书门下体制的过渡，这个关系到唐代政治体制和官僚制度的重大课题，从问题的提出到最后完成，那是经过了好几届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训练。问题的提出是一位本科生，他在写作毕业论文的时候提出，中书门下的设立与使职差遣的设立有什么关系？当时我也刚刚认识到，中书门下的设立是中枢体制的重大变革，至于这个变革的具体路径和意义，我还没有什么认识，无法给他具体的指导。但我还是鼓励他先摸一摸，看看能否做下去。由于当时学术界对这个问题还缺少研究，没有成果可以借鉴，加上他还只是一个本科毕业生，这个问题他摸了一下最后还是放弃了。但是他提出这个问题，我是始终放在心中，并且对后来的研究生加以介绍。最初几年的研究生，由于当时学术界总体研究水平限制，以及他们自己的研究能力，还不可能从总体上来研究这个问题，但是他们围绕三省所作的研究，却为后来硕士生和博士生冲击这个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80年代开始，在我隋唐史研究的课程中，政治制度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十几年间，由我指导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都是以唐代政治制度为中心的。而到90年代，我们更把《唐六典》作为读书课学习的重点。在阅读和讨论的过程中，对照其他有关史籍，不断发现一些问题，进而引导同学们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写出了一批颇有见地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提出了不少具有创新意义的见解。其中一部分当时已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其他成果也在进一步深入研究以后不断出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有关唐朝前期制度史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由刘后滨、孟宪实、叶炜、雷闻四位博士和我一起撰写了《盛唐政治制度研究》。虽然是由我们几个最后完成的，但是其中也包括了傅连英、陈爽、罗永生、陈志坚、张建利、祁德贵、李蓉等在他们研究生学习期间的成果，而某些思路甚至是由本科学生在课堂讨论和毕业论文中提出来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教学相长的集体创造，是教学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产物。
在研究过程中，读书讨论是我们的一个重要方式。结合对各种文献材料的认真比较和反复钻研，讨论时大家提出自己碰到的和发现的问题，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心得体会以及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主动给别人的研究提供材料和观点。通过讨论，大家受到很大启发，积累了不少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而更有意义的是，在这样反复讨论互相切磋的过程中，大家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在理论水平上也得到了提高。正如胡戟教授所云，“这种学术上毫不保守，彼此可以无条件运用对方观点材料的朋友圈，是能支持共同成功的一层保障”。
这里我想强调一点，就是同学之间这种学术上的毫不保留，在学习和研究上的相互支持，在研究生的培养中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是牵涉学生学术品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做到这一点。由于长期的坚持，我的这些学生慢慢地也就习惯成自然了。这些学生尽管毕业已经十几或二十几年了，他们之间一直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学术上也频繁交流，相互帮助。
本文节选自吴宗国《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生培养的一些做法和体会》
来源：《历史教学》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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