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部门本应为学术工作提供支持，但事实是侵占学术工作时间的恰恰是行政部门
2023/4/14 21:03:49 笑谈学术界
学术工作所需的是一种有深度、有边界、少冲突、慢节奏、缓轨迹的时间观，管理要求体现的是一种碎片化、无边界、多冲突、快节奏、陡轨迹的时间观，两种时间观之间存在巨大的冲突与矛盾。大学教师的日常实践在这两种时间观中挣扎，由此导致身心健康、职业认同和学术创新都面临危机，可能使整个学术工作进入一个畸形发展的怪圈。
大学管理要求体现的时间观是当前加速发展社会背景下的缩影，大多行业和领域都体现出相似的时间特征，再空谈“闲逸的好奇”已经是对不可逆转的学术时间环境的一种乡愁式留恋，大学教师也需要顺应时代发展，提升多任务处理和时间协调能力，提高工作效率。但大学这一社会机构的特殊性在于将知识本身作为其目的进行探究和传播，当整个社会都屈从于时间的规训与焦虑之时，大学里的学术人员应该保持清明和冷静，建基于自身的专业知识，思考和引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未来。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大学教师的时间观还面临如下独特困境。1.大学行政部门的时间观亟需调整大学行政部门本应为学术工作提供支持，缓冲管理要求对学术工作的时间压力。但在本文的被调查对象看来，侵占学术工作时间、加剧学术时间压力的恰恰是行政部门。大学通过年度和聘期考核等多种方式对学术人员的时间效率进行了严密监控，但对行政人员的时间效率和时间成本缺乏关注，行政事务占用学术人员的时间也没有上限，使得形式化、重复性、繁琐化的事务泛滥，行政事务成为制约大学时间效率的短板。因此，有必要增强行政工作的计划性和协调性，减少时间冲突并形成时间协调的预约机制，减少行政权力对时间优先序列的任意干扰。行政权力对时间优先的任意干扰使大学中所有个体失去对自己时间的掌控而陷入焦虑，严重影响大学组织运行的效率。2. 学术制度设计应尊重学术发展的时间规律，摒弃“生理年龄”这一政策工具知识创新的积累性、随机性、偶然性特质要求学术制度的设计遵循学术创新的自然规律，形成和保护学术工作所需的有深度、有边界、少冲突、慢节奏的时间。此外，在学术制度的设计中应摒弃将“生理年龄”作为政策工具，对职业初期学者的支持，以“职业年龄”或“职业发展阶段”作为划分依据，对职业中后期的学者不设年龄限制。首先，生理年龄是一种人力无法改变的先天特征，作为政策工具易形成歧视，不利于吸引各年龄层的优秀人才进入学术职业，西方一些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明确禁止年龄歧视。以对职业初期学者的支持项目为例，与我国普遍按照年龄划分各类“青年课题”不同，美国的资助对象是终身轨的助理教授，香港资助从事全职学术工作三年以内的学者，澳大利亚资助获得博士学位五年之内的学者或者因为一些事件中断、又欲回归学术职业的学者 。其次，当前学术制度中的低龄偏好违背学术工作需要一定职业准备期和职业成长期的特征，还对个体的家庭组建期形成压力。最后，在当下劳动力人口迅速老龄化的中国，需要充分激发所有年龄阶段学者的学术活力，避免对职业发展中后期的学者设立年龄限制。大学教师挣扎于学术工作的时间特征与外在管理的时间要求之间。管理制度通过时间来规训大学教师群体，使大学教师或不堪重负而出走，或无可奈何而将这种时间的规训主体化。长此以往，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其后果可能不是生产大量“时不我待”的产业化学术工人，而是在未来某个时间使我国大学和学界“时不我待”地亡羊补牢。本文节选自《时不我待：中国大学教师学术工作的时间观研究》作者 | 李琳琳来源 |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ID：bjdxjypl)
原文链接——时不我待：中国大学教师学术工作的时间观研究
蔡元培曾说：“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
如今，我们或许可以加一句：要有良好的教育，必先有良好的大学；要有良好的大学，就要先有良好的大学校长。
说真话，是大学校长的底线。当下，能守住这条底线的校长已非常罕见。然而，在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们，不仅守住了这条底线，更以他们的灵魂和骨气捍卫了大学的尊严，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其中四人尤其值得称道，他们四人不仅是一所大学之校长，更是深刻影响了那个时代的思想者，他们是——
◎ 蔡元培：他践行以培养健全人格为目的的教育，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赋予北大新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青年。美国哲学家杜威说：牛津、剑桥、哈佛等校长中，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以一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找不出第二个人。◎司徒雷登：没有他就没有燕京大学。从零到一，从无到有，司徒雷登自己筹钱，建成一座世界一流学府。他秉承“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认为大学的核心就是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大学就是给学生以选择自由。他生于中国也葬于中国，一生做“中国人多于美国人”。◎胡适：胡适1946年7月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离开北平。胡适温和而坚毅，为了反对蒋介石干涉学术自由，他曾对蒋直言：“总统，你错了!”这样的胆色与风骨，即使在民国也绝无仅有。史学大家唐德刚说：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傅斯年：傅斯年曾任北大代理校长，抗日战争后的北大早已面目全非，他“尽一切的办法，正是非，辨忠奸”，重振了北大风气。后任台湾大学校长，爆发学潮军警包围台大时，傅斯年强硬警告：“不能流血，若有学生流血，我会跟你拼命!”胡适评价傅斯年：他坚持原则决不妥协，他方正刚直，他能把正义感直接化为责任感，使伸张正义成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不是没有过好的大学校长，而是人们太善于遗忘。这些民国时期的校长们，或温和，或血气，只讲是非，不问利害；他们秉持学术自由，守住了大学的尊严。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一代知识分子的灵魂与风骨——而这，正是当代社会最缺乏的。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民国四大校长传记”，想要完整全面地了解蔡元培、司徒雷登、胡适、傅斯年的真实人生和性情、风骨，这几部作品堪称当下的首选：《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为司徒雷登亲身回忆而成；唐振常《蔡元培传》、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均为几位近代史名家的代表性经典。《再造文明之梦》甚至被称为“中国学人写的最好的胡适传”。四书均为最新版本，其中两本为先知书店独家好书。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还可一并选购独家好书“四十年来最好的大学校长”刘道玉的《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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