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中国，但不保狗日的大清
2024/4/1 不贰青年2
梁启超逝世95周年 | 保中国不保大清
今天，是梁启超逝世95周年。
▲梁启超
梁启超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七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
梁启超的政治生涯曾一度追随着康有为的脚步，前有公车上书，后有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日本流亡，二人始终风雨同舟。虽后有分歧，但康梁二人携手共进的革命岁月，足以彪炳史册。
1897年，康有为派门下弟子梁启超等人来到湖南，进行变法活动。梁启超是入湘康门弟子的领袖，是康门在湖南政治活动的主要实践者，也是“湖南腹地自立”概念的实际提出者。在这段时期，“保中国不保大清”成为“湖南腹地自立”的真实指导理念。
那么，为什么选择湖南？“腹地自立”又是何意？
谌旭彬新书《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在第三十七章中进行了详尽解读——
来源：浙江人民出版社
大变局
康党入湘“保中国不保大清”
文 / 谌旭彬
所谓“湖南腹地自立”，扼要来说，指的是康有为在1897年派门下弟子梁启超、韩文举、叶觉迈等集体入湘，与湘省人士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合作，试图以湖南为基地，通过创办学堂、印刷报纸等方式，来谋求“保种保教”。
为什么选择湖南？“腹地自立”又是何意？康有为在1901年给革命党人赵曰生的书信中，留下过一段文字，可以权充解释。康说：
当戊戌以前，激于国势之陵夷。当时那拉(指慈禧)揽政，圣人(指光绪皇帝)无权，故人人不知圣上之英明。望在上者而一无可望，度大势必骎骎割鬻至尽而后止，故当时鄙见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因陈右铭(指湖南巡抚陈宝箴)之有志，故令卓如(梁启超字卓如)入湘。当时复生(谭嗣同字复生)见我于上海，相与议大局，而令复生弃官返湘。以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图此机会，若各国割地相迫，湘中可图自主。以地在中腹，无外人之干涉，而南连百粤，即有海疆，此固因胶、旅大变而生者。诚虑中国割尽，尚留湘南一片，以为黄种之苗，此固当时惕心痛极，斟酌此仁至义尽之法也。卓如与复生入湘，大倡民权，陈、黄、徐诸公听之，故南学会、《湘报》大行。湘中志士，于是靡然发奋，人人种此根于心中……
康的这段自述，包含以下四点信息：
一、梁启超等康门弟子云集湖南，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有目的、有组织的一场计划。
二、诱发这场计划的导火索，是德国强占胶州湾引发的“各国割地相迫”(也就是各国在中国建立军事据点)，让康门弟子和湖南士大夫们都有了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感。
三、选择湖南的原因，是该省既有谭嗣同这般对康有为执弟子礼的人物，该省官场的活跃人物陈宝箴、黄遵宪等，也均对时局持改革立场；且湖南的地理位置居中，既非首当瓜分之冲的沿海，也非封闭愚昧的内地。
四、康门弟子集体入湘的目的，是传播民权思想，造就一种“若各国割地相迫，湘中可图自主”的可能性，若清廷被列强瓜分，尚可留下湖南一隅作为保国保种的基地。所谓的“湘中可图自主”，即“湖南腹地自立”。
严格说起来，“湖南腹地自立”这个概念实出自梁启超之笔。
因康有为留在上海，故梁启超乃是入湘康门弟子的领袖，是康门在湖南政治活动的主要实践者。入湘后仅一个月，梁便上书湖南巡抚陈宝箴，向其含蓄提出“湖南腹地自立”这一计划。梁对陈说：当前的局势“非变法万无可以图存之理”，但已不能将变法寄托在“政府诸贤”身上。若继续依靠朝廷中枢，那真是“东海可涸南山可移”，改革也断无成功之日。要想挽救危亡，只剩一种办法，那就是：
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
梁随后向陈宝箴做了一番解释，强调“腹地自立”不是背叛与脱离清廷，而是一种特殊局势下的“独立自任”。他希望陈宝箴能效仿新莽末年的窦融，经营河西而佐复汉室；效仿清朝初年的郑成功，经营台湾抵御洋人的入侵。梁用窦融和郑成功为例来游说陈宝箴，可谓极具深意——窦融的河西政权相对于刘秀的东汉，郑成功的台湾政权相对于爱新觉罗的清廷，均拥有高度独立性，但二者皆非中央政权的叛逆。窦融后来归汉，将河西完整交到东汉政府手中；郑氏后人也归顺爱新觉罗，将台湾完整交到了清廷手中。
当然，梁的这番解释只是一种巧妙的掩饰。因为真正的“湖南腹地自立”计划，并不在意清廷的存亡。戊戌政变后，在康有为的家中抄获了一份梁启超1897年写给康有为的书信。梁在书信中说：
谭服(复)生才识明达，破例绝伦，所见未有其比，惜佞西学太甚，伯里玺之选也。
“谭服生”即谭嗣同，“伯里玺”即President(总统)之音译(晚清常译为“伯里玺天德”)。显见康党有意在大局崩解之际，在湖南另立以谭嗣同为首脑的新政权，而非与清廷所任命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合作去效仿窦融经营河西。梁启超在其《戊戌政变记》中还曾承认，康党在湖南期间先后成立了南学会、新政局等若干机构，这些以维新面目出现的机构俱有深意：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
以南学会为众议院的雏形，以课吏堂为贵族院的雏形，以新政局为新中央政府的雏形。显见康门子弟与谭嗣同、唐才常等湘省士大夫所谋求的绝非清廷的存续。相反，“保中国不保大清”才是“湖南腹地自立”的真实指导理念。所以，梁启超等人主持湖南时务学堂期间，曾在学生当中大力鼓吹革命：
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师生)日夕以此相鼓吹。
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抨击无完肤。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
以民权革命为时务学堂的主要教学内容，是来湖南之前，谭嗣同与梁启超、康有为等人商量好了的决定。梁的教学批语，与谭嗣同《仁学》中关于“君民关系”的理念高度一致：
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国之义。
除了在课堂上宣扬民权，谭嗣同、梁启超与唐才常等人，还曾私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反清书籍，添加批点按语，广为散播，并利用《湘报》为《明夷待访录》等书做广告。
至于“保中国不保大清”之说，则见于康门弟子何树龄与康有为的通信。内中有“注意大同国，勿注意大浊国……大浊国必将大乱，为人瓜分，独夫之家产何足惜!” 等语。所谓“大浊国”，显然是“大清国”的隐笔。及至戊戌年，监察御史文悌弹劾康有为等人，又特别点出其将忠君与爱国割裂为两事，完全不在乎大清国的存亡。戊戌政变后，清廷宣布康党及谭嗣同等“六君子”罪状，其中一条赫然正是：
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
为什么大清的改革50年，每一步都走在灭亡的路上？
很多年来，研究者基于时人的批评，大致都强调晚清的政治变革宛如儿戏。但这样的分析并不准确，只会忽略历史转型中的关键细节，也就无从谈“历史的教训”。
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复盘。只要把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历史脉络一一捋顺，许多历史问题的答案就会清晰呈现——晚清并非一无是处，50年改革其实也为中国积攒了一些家底，留下了一些制度性思考。
马勇所写的的《叠变》和谌旭彬所写的《大变局》这两本书，就是于细微处透视清王朝灭亡真相，自切片中剖析大清改革历程的好书。透过这两本书，看清50年的晚清改革史，就能理解大清走向灭亡的每一步。
◎马勇《叠变》签名版——从文明史、社会史视角，揭示近代中国变革的内驱力与政治逻辑
本书把1840-1915这75年里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历史的细节一一呈现给读者，捋顺75年的关键事件：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庚子之难、皇族内阁、辛亥革命.....清晰呈现晚清的历史脉络及其内在因缘逻辑，时至今日仍有借鉴意义。马勇教授的这部史论结合之佳作，非常值得一读。
◎谌旭彬《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签名+钤印版——将晚清历史逐年切片，呈现大清走向灭亡的每一步本书是《秦制两千年》作者谌旭彬的重磅新作。从1861慈禧和奕?开启改革之路，到1911清帝国土崩瓦解，书中按年份一一叙述，娓娓道来，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令人耳目一新。它比以往同类图书更清晰地呈现了这段历史，并让我们思考，在中国3000年历史长河看，这段历史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实实在在的遗产，留下了什么值得汲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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