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胡适之先生：真正地自由民主未实现以前，所有的书生，都是悲剧的命运
2024/4/1 哈哈镜V

     徐复观：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

     ——哀悼胡适之先生

     编者按：徐复观(1904-1982)，中国现代思想家，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1961年12月，台湾文化类刊物《文星》杂志第12期，刊登胡适同年11月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上发表的英文演讲中译稿《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号召人们重新接受西方近代的新文明。此一观点引起较大反响，其中以徐复观批评最为激烈，言辞几近谩骂。此后不久，胡适即因病去世(1962年2月24日)，徐复观复作此文，以为悼念。

     本文原载一九六二年三月一日《文星》第五十三期

     刚才从广播中，知道胡适之先生，已于今日在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的酒会后，突然逝世，数月来与他在文化上的争论，立刻转变为无限哀悼之情。台北《文星》杂志三月号，将有我和胡秋原先生，答复二月份向我们攻击的文章，里面自然会牵涉到适之先生。我除了急电《文星》的编者，请其将此类文字，一律停刊，以志共同的哀悼外，更禁不住拿起笔来，写出于于这一个伟大书生悲剧的感触，稍抒我此时的悲恸。

     胡先生二十多岁，已负天下大名。尔后四十多年，始终维持他的清望于不坠。今日以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身份，死于其位，也算死得其所。可以说，他是这一时代中最幸运的书生。但是从某一方面说，他依然是一个悲剧性的书生。正因为他是悲剧性的书生，所以也是一个伟大的书生。

    

     ▲胡适(1891-1962)

     我于胡先生的学问，虽有微辞；于胡先生对文化的态度，虽有责难；但一贯尊重他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也不怀疑他对自由民主的追求。我虽然有时觉得以他的地位，应当追求得更勇敢一点；但他在自由民主之前，从来没有变过节；也不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为了一时的目的，以枉尺直寻的方法，在自由民主之前耍手段。不过，就我的了解，即使是以他的地位，依然有他应当讲，他原意讲，而他却一样的不能讲的话。依然有他应当做，他愿意做，而他却一样的不能作的事。他回到台湾以后，表面是热闹，但他内心的落寞，也正和每一个有良心血性的书生所感到的落寞，完全没有两样。或者还要深切一些。即使是与他关系最深的朋友，在这种地方，对他也无所帮助。有一位胡先生的后学曾经和人说:“胡先生只和我们讲讲学好了，还谈什么自由民主，和许多不相干的人来往干什么?”其实，作为中国的一个知识分子，把自由民主的问题，能放在一旁，甘心不闻不问，而只以与世无争的态度来讲自己的学问，这种知识分子，他缺少了起码的理性良心；他所讲的学，只能称之为伪学，或者是一钱不值的之学；在这一点上，胡先生会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然，这种意思，越是对他亲近的朋友，越是无法讲出；真正讲出，表面的热闹，也不能变持了。他之所以依然是一个悲剧的伟大书生，原因正在于此。假使他死而有知，会和活在的人是同样饮恨的。

     我常想，胡先生在五四运动时代，有兵有将，即是：有青年，有朋友。民国十四、五年以后，却有将无兵；即是有朋友而无青年。今日在台湾，则既无兵，又无将；即是既无青年，又无真正地朋友。自由民主，是要面对现实的；因此，这便更削弱了他对现实发言的力量，更增加他内心的苦闷乃至痛苦。我曾写文章，强调自由民主，是超学术上的是非的；所以主张大家不应以学术的是非争论，影响到自由民主的团结。我曾很天真的试图说服胡先生，今日在台湾，不必在学术的异同上计锱铢，计恩怨；应当从民主自由上来一个团结运动。我自己也曾多少次抑制自己，希望不要与胡先生发生文化上的争论；当四十一年他返台时，我曾函香港的《民主评论》编者，在胡先生留台期间，不要发表批评他的文章。这几年，有几次拿起笔来，又把它放下。但结果，在文化问题上，依然由我对付他作了一次严酷的谴责，这实在是万分的不幸。

     前两三个月，有位日本朋友，在一篇文章里面，再三推服我的一篇文章。其实，我写那篇文章的动机，情绪，岂仅是异国的朋友无法了解，即使是我自己的朋友，现在假使看到那篇文章时，也同样的不能了解。因此，我常想到，生在历史专制时代的少数书生，他们的艰苦，他们内心的委曲，必有千百倍于我们；所以我对这少数书生，在他们的环境中，依然能吐露出从良心血性里涌出的真话，传给我们，总不禁激起一番感动，而不忍随便加以抹煞。我深切了解在真正地自由民主未实现以前，所有的书生，都是悲剧的命运；除非一个人的良知心丧尽，把悲剧当喜剧来演奏。我相信胡先生在九泉之下，会引领望着这种悲剧的彻底结束。

     一九六二年二月廿四日深夜于东海大学

    

     王鼎钧：我在工作中深受胡适语言风格的熏陶......他有些话含蓄委婉，依然震撼人心，他明白流畅而有回味。

     徐复观：我深切了解在真正的自由民主未实现以前，所有的书生，都是悲剧的命运……正因为他(指胡适)是悲剧性的书生，所以也是一个伟大的书生。

     唐德刚：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

     作为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学者，对胡适本人的评价，事实上早已超出学术本身。在胡适身上，可以看到为人处世的态度，做学问、看世界的方法，中国现代史的缩影，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对现代文明的追求。

     胡适的一生，都是在追求一个“梦”，一个东方民族的“再造文明之梦”。这个“梦”至今未能完全实现，仍需无数后来者的继续努力。胡适就像一个标尺，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胡适，也就预示着未来能拥有多少的自由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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