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区，为什么不适合建立宰制历史、统合疆域的帝国？
2023/2/10 10:00:00 勿食我黍
作者｜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
澳大利亚历史学家，英国皇家学会院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东南亚史
东南亚一直都是个独特且多样性无穷的地方，有湿热的季风气候、密集的丛林、广泛的水系，还有周期性的自然灾害，这些特殊的环境保存着极为特殊的多样性，同时抵制大规模一统势力之出现。其他地区那种高度宰制着历史叙事、整合并统治广大疆土的帝国，并不适合东南亚。东南亚地区的一致性，事实上便在于它的多样性，以及掌握此多样性的才能。东南亚的法律─官僚国家(legal-bureaucratic state)到很晚才出现，而且这种国家要成为东南亚历史主流，已然是二十世纪的事情。保持多样性与独特性两者之间的平衡，却不要让二者之一掩盖了另一者，是一本东南亚史的挑战所在，也正是本书的挑战。
就常情常理来说，东南亚的历史应该受到东南亚后裔的注意，而且东南亚大部分的历史，可以为许多东南亚教科书中稚嫩的民族主义思想提供某种指引。东南亚历史也应当受到世界其他地区的注意，除了众所周知的多样性之外，还有三项重要的理由。第一：东南亚危险的地壳交界处，对于世界气候与人类生存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第二：相较于历史上其他社会的女性而言，东南亚女性在经济与社会方面更具有自主性；第三：与主宰其他地区的那些国家相比较，东南亚的社会则拥有更多具备文化与经济连贯性的机制。以上这些因素，都有助于这个区域成为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现代以来这个世界上最严重的两次火山爆发，分别是公元一八一五年松巴哇岛的坦博拉火山与一八八三年的喀拉喀托火山，这两处分别位于爪哇岛(Java)、峇里岛(Bali)、龙目岛(Lombok)这片高喷发地带的两端，这片地带同时也以肥沃度著称。火山爆发让整个地球变暗、变冷，并且造成欧洲的“无夏之年”，这个因果关系是到很近期才为人所发现。自从人类(智人，Homo sapiens)的非洲始祖出现以来，唯一一次严重危及全人类生存的灾难就发生在苏门答腊岛(Sumatra)，那次的火山喷发在七万四千年前造就出多巴火山湖(Lake Toba)，并且导致长达六年的全球性冬季。气候研究者近来还辨识出其他急速降温事件，这些事件导致了北半球的危机，其中以公元五三五年、一二五八年(可能是龙目岛巨型火山喷发造成)与一五八〇年代尤其著名。这些降温事件的原因可能就是热带地区火山喷发，此类喷发足以透过普及的风系而影响全世界，而东南亚则是这些事件的主要发生地点。
东南亚的性别型态与它的邻居及贸易伙伴如中国、印度与中东地区大异其趣。直到十九世纪时，虽然男女角色各有不同，但东南亚女性在经济层面的角色堪比男性，也因此较欧洲、中国、印度、阿拉伯女性享有更多自由度与动力。东南亚女性包办了纺织与陶瓷生产，她们分担农业生产工作(在栽种、收割、采集方面为主力)，更重要者在于她们是买卖与商业的主力。因此，东南亚男性遂在财务管理与买卖方面特别无能。欧洲与中国的男性贸易商主要是跟东南亚当地女性进行交易，而且发现他们在当地的性伴侣对于他们的事业极有帮助。
当前，后民族主义时代的历史学者，渐渐意识到自己的专业是与现代民族国家同时兴起，他们将史学的主要任务订为为民族国家编纂历史。现代人对于民族国家光荣成就(与失败)所持的执念，导致我们回到历史里去寻找可以类比的组织、团体或至少是祖宗，但其实这些人事物在历史中并没有那么重要的角色；同时，我们会将无法以国家角度阐述的课题与人物边缘化。没有国家的社会因此沦为“没有历史的人们”，不止如此，根基于亲缘、宗教、艺术与表演、仪式与经济互惠性的社会组织体制，即便不是全然受人忽视，也都被归类成原始的、注定要消灭的。我们从孩提以来就受到现代国家的教育，现代国家生产、分类、维持着我们的知识，在此情况下，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要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不再能接受民族主义式历史，因为民族主义式的历史忽视人们过往的纠葛，以及目前对于地球的普遍责任。若要用其他的主题来构筑起一种不同的历史，东南亚确是个绝佳的起始点。
在这个充满树林与水的区域，我们所熟悉的法律─官僚国家实是外来侵入者，而且对其人民的掌控程度颇低，这种情况直到二十世纪才有所转变。到目前为止诸多关于这个区域的历史，只涵盖了位于贸易路线上的港口城市，然而绝大多数人口其实分布在肥沃的高地上。高地可以免于疟疾等疾病，还可以免受海上的攻击或海啸，而且，相较于丛林密布的低地，高地更容易从事灌溉水稻农业和游耕──后者是以轮耕式火耕方式进行。
此外尚有一政治性因素。当地人们似乎是有自觉地透过亲缘与仪式，选择自身的社会组织型态，从而规避以贸易为根基的河流式国家，执行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所谓“不要被统治的艺术”。“无国家”是一个有认知、有自觉的选择，我曾经尝试特别以东南亚群岛区将此论点加以推展，而史考特现在则更有力地以“佐米亚”(Zomia)证实此论──“佐米亚”指涉的是东南亚大陆区与中国西南地区的高地。史考特呼吁人们认知此种无国家选择的重要性，然而此主张已经由维克多.莱柏曼(Victor Lieberman)的经典学术作品高明地制衡。莱柏曼指出，东南亚大陆区与法国、日本、其他欧亚地区“受保护的边缘地带”(Protected Rimland)类似，自身一直持续在经历国家扩张与合并的过程，期间仅有极短的中断时期，这个情况显示欧亚大陆各处有“奇怪的相似处”(Strange Parallels)。莱柏曼提出，东南亚有助于打破东—西历史的二分法，且能够动摇欧洲卓越论(European exceptionalism)的思想。我非常感谢这两位杰出的同事，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们，他们帮助我更有条件构思出能够同时承认民族国家带来的益处，以及选择生存于国家以外之人的成就和创造力的历史进程。历史似乎在引导着我们超越以国家为准的民族主义，并迈向一种普遍的认知：非国家的历史对于人类进化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即使是在欧洲地区，山区也是人们远离国家并追求自由与自治的藏身处；不过，就组成健全的、人口稠密、复合的社会而言，东南亚地区的高山谷地在许多方面可说比欧洲山地更加成功。东南亚半岛区与菲律宾(Philippine)部分地区的原住民抗拒暴力与威权，即使威权采取亲缘的形式也不例外，这些原住民竟然能够幸存直到二十一世纪，他们遇上威胁迫近时便撤入丛林，而且避免自身对农业形成依赖，因为农业在自然与政治灾难的威胁下是很脆弱的。
所以，如果要企图了解东南亚地区根深蒂固的多元主义，我们必须放弃得自于欧洲历史或中国历史的假设(虽然这些假设在欧洲或中国也遭到质疑)，此即文明与国家会同时兴盛。像巴塔克人(Batak)、武吉士人(Bugis)、他加禄人(Tagalog)、掸人(Shan)等等社会，是在缺乏任何统一政体益处的情况下，发展出书写文字、灌溉农业、冶金技术与复杂的宗教系统。而在其他不受单一水系或港口宰制的文化区域，这些文化区域的“王”固然拥有宗教仪式与法术上的重要地位，但“王”的属性并非法律—官僚，例如峇里岛人(Balinese)、马来人(Malay)、米南佳保人(Minangkabau)。无国家的内陆社会广泛地和更具阶级性的王权政权进行贸易，甚至将这些事情融入他们的神话与习俗仪式之中；但是，这些内陆社会并不让自己被并吞到沿岸的阶级性政权内；为了自我防御，也不模仿学习此类政权。
研读中国文献、梵文铭文、考古遗物的早期学者，依然太过倾向于假设有统治臣民的大王国存在。但这种诠释与十九世纪后期欧洲人在东南亚遇到的松散权力结构并不相符，学者于是提出“王国衰亡”的假设。今日的史前史家拥有丰富而严谨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帮助，故对更近代的政治关系本质有所认识，他们以更具批判性的态度研读载有蛮夷“王国”进贡的中国史料，以及诸多铭文记录的伟大印度文头衔。事实上，我们透过这些研究方法所知悉的政权，似乎是种具有流动性中心的多元体，且重视能驱使人民参战或建造神庙的超自然性质作法。如爪哇婆罗浮屠(Borobudur)或伊洛瓦底江(Irrawaddy)畔蒲甘(Pagan)那般令人叹为观止的佛教庙宇，应当可以震撼且启发我们发觉建造者普遍的虔诚，并且没有证据显示其中有具备强制力的国家存在。
具有魅力与力量的个人对于塑造其时代之重要性，本书无意否认，但以现代国家概念回顾历史──这些概念并不属于那样的时空──所导致的扭曲，则是本书想要矫正的地方。让国家跌落王座，能够创造出更多空间来容纳环境、宗教、社会、文化、人口、健康、思想的变迁，这些变化对于人民的重要性，实在超过了国王的言行。尤其重要的是，对于外人而言，东南亚让人产生兴趣的第三大点，也就是在经济上平衡男女角色的特殊性别模式，需要这个世界──一个时到今日才发现性别平等重要性的世界──更多的关注。现代性(modernity)渐进地将父权制施加于东南亚地区，首先是世界宗教，接着是欧洲的国家、团体、婚姻模式，而东南亚模式也逐渐被标记为“现代的”，同时，东南亚的互补性则渐渐被视为乡村的、穷困的、迷信的。
我们从小到大所学所知的现代地图，是将这个世界分割为不同国家的色块，因此，利用已知的当代边界来描述从前的地理，这么做确实具有诱惑力，这种诱惑力促使人们不恰当地使用国家单位来回顾历史。欧洲人在十九世纪画疆分界，但如果要回首十九世纪之前的时代，我会努力使用地理特征如岛屿或集水区，其中特别重要者包括伊洛瓦底江、昭披耶河(Chao Phraya)、湄公河(Mekong)等等支配东南亚大陆区人们定居型态的区域；倘若真的别无他法，我有时必须使用“即今日某地”的说法。那个从欧亚大陆向南延伸一千三百公里的狭窄、多山半岛，是遍及其历史上的高度多元主义之乐土，所以，若将十九世纪英国人指称“马来半岛”(Malay Peninsula)，扩展到超出二十世纪“马来”一词政治化意涵的程度，那实在是很不恰当的做法。因此，我会将那个半岛称为“东南亚半岛”，或者经常就仅仅用“半岛区”来称呼。
民族、种族性用词的涵义会随着时间而改变，通常它们一开始是他人所使用的“外名”(exonym)，最后经常又在民族主义时代变成政治化与情感性的意符(signifier)。我企图使用同时能表达特定群体与大型语言系属的语系标记，所谓大型语言系属例如南岛语族(Austronesian)──即马来—玻里尼西亚语族(Malayo-Polynesian)──及傣语族(Tai)。“泰”(Thai)一词是用来限定指称进一步以国家型态统一并控制昭披耶河地区的傣语族。诚然，“族称”(ethnonym)是在现代民族认同之前就已出现在文献上，但我会设法以引用史料的方式来描述族称的性质，而不是假定族称本来就具有独立的意义。
我用“越”(Viet)一词来指称低地地区使用所谓越南语(Vietnamese)的人们，但是直到十九世纪，越族要自我区别于“不开化”的邻居时，他们是(令人感到混淆地)自称为“汉”(Han)；而到二十世纪时，“京”(Kinh，意思为城镇居民)这个称号则受到官方所认定。我将东京(Tongking)的越王国称为“大越”(Dai Viet)，至于兴盛于十七、十八世纪的南方阮氏(Nguyen)越王国，我则称之为“交趾支那”(Cochin-China，此亦为当时外国人的称法)。
在方言语汇变体当中，Myanma是书写形式，Bama为口语形式，这件事情的争议简直有如缅甸政局一般诡谲。缅甸英文国名Burma的确立，不会晚于一八八〇年代，我则是以Burma称呼所有时代的缅甸，虽然自一九八九年起，Myanmar已经被缅甸军政府用作国名(然而当时受镇压的反对党人则拒绝此用法)。缅甸国内最大的语族兼民族通常被称为Burmese，但在这个多民族国家当中，如果有需要强调种族语言区别时，有些人则会用Burman一词。近期缅甸官方倾向用Bama来称呼低地区的主要语言(但在民族称呼方面则较少这么做)，而我在本书内便使用Bama以作为一种合宜的语言与民族自称。
—End—
本文选编自《東南亞史: 多元而獨特，關鍵的十字路口》，题目为编者所加，注释从略。该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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