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念申｜叠加的东亚边疆精神史：“间岛”争端中的宋教仁、内藤湖南和申采浩
2023/2/11 10:00:00 勿食我黍
作者｜宋念申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
人们对地理空间的认知和想象，从来是自然性与政治性兼备。近代以来，对“领土”“疆域”“边界”“势力范围”的表述，刷新着帝国与民族国家时代人们对空间的界定。这些貌似客观的空间认知，背后是国家、族群乃至个人强烈的政治诉求，体现着特定时代的精神状况。
本文讨论1907～1910年，中、日、韩三国代表性知识人对于“间岛”及“满洲”空间的知识构建和想象，以及由此折射出的东亚地缘政治博弈和20世纪东亚知识人对“国家”“民族”“帝国”等概念的塑造。这三位知识人，是中国的宋教仁、日本的内藤虎次郎(湖南)和韩国的申采浩。以这三位知识人的写作为代表，中、日、韩三国的民族及国家想象叠加在图们江北岸，使这个边缘地带成为极具象征意义的多边的边疆，串联起整个东北亚社会在20世纪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多重语境下的精神历程。需要强调的是，国家间的利益争夺虽然是排他性的，但知识人对边疆空间和历史的重新定义有极强的一致性，且相互生发、借鉴、影响，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扩张与保全、殖民与抵抗、知识与政治之间的复杂互动。
一、“间岛”：一个建构的移民空间
1905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加快了并吞朝鲜的步伐，并将殖民扩张的目光投向“满洲”，即中国东北。利用清朝与朝鲜之间的边界纠纷，日本以“保护韩民”为由，在图们江北岸朝鲜移民集中的吉林“间岛”地区设置殖民机构，挑起了中日间激烈的领土争端和管辖权纠纷。
“间岛”概念是一个典型的想象、建构出来的产物。19世纪七八十年代，朝鲜咸镜道北部屡被灾害，饥民冒死越过图们江(朝鲜方面称豆满江)边界，开垦北岸仍在清朝封禁政策下的滩涂荒地。时值俄罗斯大举东侵，掠夺清朝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一路拓殖到图们江口，并招募朝鲜农民到俄境垦殖。于是，成千上万朝鲜农民北渡，其中很多留在吉林东南、辖于宁古塔的珲春副都统地区偷垦。早期垦民把位于今天和龙市光霁峪一带，一条纵十里宽一里、面积两千多亩的“假江”地面称为“间岛”。[1]
中韩两国政府发现问题后，本拟刷还垦民，但朝鲜垦民不愿离开，乃称根据1712年中韩立碑长白山顶、勘定界江之源，自己所越之豆满江并非界江，而界江“土门江”位于更北的地方。“两江说”导引出中韩在1880年代的两次勘界。官方文书中出现对“间岛”的解释，始见于朝方勘界代表李重夏在首次勘界后提交给朝鲜政府的《土门勘界》报告书。在“别单”一节中，他指出：
间岛云者，钟城稳城之间，有豆满江分流处，不过数弓之地。而本缘田土极贵。自丁丑年分，居民屡回呈吁，始得耕食，呼之以“间岛”，此为滥觞之本。其后钟(城)、会(宁)、茂(山)、稳(城)四邑之民，渐耕间岛以外之地，遂至沿江遍野，无处不垦。而通称“间岛”云者，即缘当初始垦之至名而谓也，实非水中为岛之地。[2]
可知在当时，“间岛”指的不过是沿江一带朝鲜移民寓垦之地。经过勘界，虽然双方在图们/土门江就是豆满江这点上达成共识，却因为在源头问题上存在分歧而无果。此后，朝鲜贫民继续到来，移民空间不断扩大。清政府则正好利用“视同内服”的朝鲜垦民推行移民实边之策，以却俄国侵吞。清廷在此地逐步设置民事机构，将朝民和土地编籍管理。此一过程，也正是东北主要的治理模式，即由过去八旗制度主导下的军府制，向中原农业区的文官制靠拢。满人集体记忆中存储皇运的“龙兴之地”渐渐成为移民开发政策下国家的重要利源和战略要地。此时清廷防范的主要对象是俄国。俄国不但攫取大量中国东北利权，而且通过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及其支线，将势力范围扩展到渤海湾及朝鲜。
甲午战后，朝鲜“独立”，原来靠宗藩制度维系的属国，成为国际法制度下竞争夺利的邻国。大韩帝国于1897年成立后，咸镜道地方官员亦开始觊觎图们江北。朝鲜政府推翻共识，重提“两江”之说。1900年，借口镇压义和团、保护中东铁路，俄国占领整个东北。韩国部分官员则趁清廷空虚，借机蚕食中方边疆。1902年，韩国政府任命李范允为“间岛观察使”，管理越垦的韩民。这也是“间岛”一词第一次出现在官制名称中。其后，其头衔又改为“间岛管理使”，进一步明确要对图们江以北的朝鲜人聚居区实施行政管辖。李范允在沿江一带设立警察机构，任命乡约，征收税捐。他还组建私炮队，聘请俄国顾问，并于1904年武力进犯中国，但很快被吉强军打败。在随后签署的《中韩边界善后章程》中，两国地方官员确认“古间岛即光霁峪假江地，向准钟城韩民租种”。[3]
时日俄战起，中韩成为两大帝国争霸的战场，双方均无力重启谈判以解决边界争议。战后，日本控制全部朝鲜半岛，并获得了中东铁路支线南满铁路的经营权。为进一步巩固势力范围，日本图谋全面渗透中国东北。延边地区与朝鲜东北相接，可通过清津、元山等港口直通日本，是日本北进“满洲”、继而扩张至俄远东及西伯利亚的最便捷通道。而中韩之间的边界争端，正好成为殖民口实。朝鲜统监伊藤博文经过几个月的密谋准备，终于借口保护韩民挑起争端，建立殖民机构。1907年8月19日，日本军警300余人，自会宁渡江，驻扎于龙井(今延边州龙井市)。[4]同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阿部守太郎照会清外务部，称：“间岛为中国领土，抑为韩国领土，旧未解决。该处韩民十万余，受马贼及无赖凌虐，拟即由统监派员至间岛。请速电该处华官，免生误会。”[5]四天以后，“统监府临时间岛派出所”正式宣布成立。8月24日，清政府回应，强调此地属延吉厅，为中国领土，并明确表示此地“向无‘间岛’名目”。[6]
需要注意的是，中、日、韩三方所使用的“间岛”一词，内涵是大不相同的。清政府拒绝承认“间岛”一词的合法性，其在照会中所称“间岛”，“实即延吉厅所属和龙峪、光霁峪等地”，也就是韩民最早越垦之处。而韩方所称“间岛”，如当年李重夏所言，涵盖了后来沿江越垦各处，包括咸镜北道茂山、会宁、稳城、钟城数郡的对岸地面。可是，日本的“间岛”概念，其范围远远大于中韩。早在1907年前数年，日本军界、学界及民间的亚细亚主义者就开始构建“间岛”知识，有的甚至把它描绘成不但涵盖图们江流域，而且包括鸭绿江流域的广阔空间。[7]
关于日本在1907年前后以调查、考察、研讨等方式逐步搭建的“间岛”概念，杨昭全、李花子等学者已有详尽的研究，在此不必赘述。[8]与本文相关的是日本陆军中佐守田利远在日俄战争前撰写的《满洲地志》一书。他在书中用专门章节讲“满洲”的“化外之地”，其中包括两处，其一是地处长白山东麓、与延边相邻的夹皮沟，因当时夹皮沟在韩边外家族(韩效忠、韩登举)治下，守田便将此地称为“韩边外”。其二便是“间岛”。他所谓的“间岛”，是指图们江和其北边的支流海兰江之间，长五六百里、宽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域。他宣称两地均不属清廷管辖，乃“独立王国”。[9]他还将长白山比喻为东亚的阿尔卑斯山，认为日本如果掌控长白山，则控制了中国东北与朝鲜。
此后，不同媒体纷纷将这一地域描述成林深物茂、马贼纵横的荒野之地，如同美国的西部世界。在这些报道中，“间岛”成为“与我九州相伯仲”的“所属不明”的地域。而东洋学学者稻叶君山(岩吉)则更将“间岛”分为“东间岛”和“西间岛”，前者指图们江北岸，后者则指鸭绿江北岸，认为整个“间岛”地区都存在主权争议。这种空间认知，本带有极强殖民色彩的浪漫化想象，却引发了一位反清革命者的兴趣。[10]
二、宋教仁：以国际法挽救主权
宋教仁首次注意到“间岛”，是他在日本避祸游学、参与组织同盟会的1906年。他在日记中记述，自己从当年5月起，屡屡读到日本报章上谈到“间岛”，称其为由“马贼”韩登举治理的独立国，韩氏拥兵，不受清廷辖制。这种信息，对于一个急切希望招募武装、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者而言，当然是极大的诱惑。于是，宋教仁开始搜集日本出版物上能够找到的资料，但他发现这些描述大多语焉不详，且前后矛盾。为此，他曾专门致书，求教于《满洲地志》的作者守田利远。虽然守田的一位下属给他回了信，却并未解决他心中困惑。在与黄兴等同人多番商议之后，宋教仁做出一个决定，要亲自去东北，做动员地方“马贼”的工作。[11]
1907年3月，宋教仁在友人帮助下筹得旅费，化名桃源宗介，与白逾恒、日本人古川清一道，由安东入奉天，广结李逢春等绿林中人，密谋起事。5月消息走漏，宋匆匆逃回日本。[12]三个月后，日本挑起了领土争端。宋教仁因为曾亲赴东北，又有搜集日方资料的便利，便深入研究，写出《间岛问题》一书，驳斥日方的观点，证明“间岛”为中国领土。
需要说明的是，在中日交涉期间，中国许多边疆官员，或亲身踏查，或考证史籍，写出了一系列研究中韩边境的论述。吴禄贞的《延吉边务报告》、匡熙民的《延吉厅领土问题之解决》、刘建封的《长白山江岗志略》、张凤台的《长白汇征录》等，都是代表这一时期边疆思想的重要作品。宋教仁《间岛问题》中虽然也有从语言学、历史学、地理学方面的考订，但与其他作品明显的区别，在于他最倚重的理论资源，是传入东亚不久的欧洲国际法。因此《间岛问题》不但是一部边疆研究著作，而且透露着中国“民主先驱”对于国家主权、国际关系的全新理解。
宋教仁认为，“间岛”争端，其是非曲直是清楚的，并非因为“地志不明”而起。无奈中国势弱，面对强力的日本，唯有用“和平的手段”才最为有利。因此他在开篇序言中便指出：“吾谓兵威并非真强权，而舆论乃真强权”。[13]他除了以国际法标准论证间岛的领土属性外，还把中日折冲放到当时国际解决争端机制的大框架下，以论证中国可以在和平抗争中赢得国际舆论。
在介绍间岛问题的起源和各方立场后，宋教仁用一整章论证“间岛之国际法的观察”。此处可见宋的理论依据全然是当时欧洲出版的国际法著作。他概述说，国家版图的取得有两个方式。一是“本来取得”(Acquisition Originally)：包括“增殖”(岛屿出现、沙洲长成)、“时效”(俄取库页岛而中国默认)和“先占”(无主地，如西班牙“发现”南美和葡萄牙“发现”非洲)。二是“传来取得”(Acquisition Derivative)：包括“交换”(日俄交换库页岛和千岛群岛)、“赠与”(意大利增尼斯与法国)、“买卖”(美国向俄罗斯购买阿拉斯加)、“割让”(中国割让台湾与日本)和“合并”(美国合檀香山与菲律宾)。而国家疆界的划定，则有“天然境界”(Natural Boundary)和“人为的境界”(Artificial Boundary)两种。“此版图取得之方法，与境界划定之种类，皆国际法所认为确定国家领土主权之必要形式也。”因此，国家领土发生争议，“苟非一国欲以强力为解决者，无论如何，皆不可不考究其领土主权之孰先取得，自然地势之孰为便利，境界条约之如何协定，以为解决之条件也”。[14]也就是说，宋教仁严格按照欧洲的国际法框架，从历史、地理和条约三方面来考查间岛的领土性质。
从历史角度，他将间岛主权追溯到唐之中叶，其结论是：间岛之领土主权“自唐中叶迄于明末，即属通古斯人之传来取得者，自明末迄于间岛问题之起，即属于通古斯人之清国传来取得者，不特与朝鲜国家绝无关系，即与朝鲜民族亦无丝毫关系也”。显然，这一历史叙述已经明显带有民族国家线性叙事的逻辑，并且把历史和特定种族挂钩。民族史观是19世纪兴起的新历史观，把领土的合法性诉诸民族历史，这有别于清朝诉诸政治性的“龙兴之地”论述。
在地理方面，宋教仁认为长白山、鸭绿江和图们江，构成中国东北平原与朝鲜半岛的天然界线，“由人文上言之，此一山二水，似故为阻限满洲人种与朝鲜人种之关系者”。这又再次把地理与种族挂钩。在此处，还可以明显看到宋教仁借用了守田利远的论述：“近人之言曰，朝鲜者，东亚之意大利、斯干的那比也，长白山者，东亚之阿尔伯山，而豆满鸭绿二江者，东亚之多尔尼亚河也。”同样以欧洲的地缘格局，类比东亚。
在条约方面，宋教仁明言东洋诸国国际法不发达，但国与国的划界虽然没有条约的形式，却具备条约的实质。他将康熙年间的中韩立碑勘界看作实质性的划界行为，只不过没有现代的“科学境界线”而已。由此，宋得出结论说：“三者既如是，然则间岛当为中国领土，其条件已完全具备矣。”[15]
对于宋教仁来说，国际法不但决定了间岛的主权属性，而且为中国提供了“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的途径。他说：“夫外交之惯伎，虽曰重权谋，尚诈力，然表面之标榜，则未有不以道德、仁义、平和为口头禅者。”而平和的手段，“以法理为甲胄，以事实为干橹”，在三种和平解决方式(第三方调停、国际审查、仲裁裁判)中，第一种不适合解决边界冲突，所以应用后两者。如果与日本的谈判未果，中国“可即用国际审查之手段，以博其次之胜利”；如果国际审查仍然不胜利，则“可再用仲裁裁判之手段以博最后之胜利”。为此他还以1881年英国仲裁智利、阿根廷争端，1889年瑞士仲裁巴西与法属圭亚那争端为例，主张“拟定主张，备列证据，或提出海牙公会，或欧洲一国裁决，折以公议，质以大义”。
为保主权，宋教仁提出，可以允许日本人设杂居地和专管领事，也不必担心日本人要求铺设间岛至吉林间的铁道，这实际上暗示清政府可以以利权换取主权。[16]后来清朝同日本达成协议，签署《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又称“间岛协约”)，暂时解决领土纠纷，正是采取了这样一个策略。因此有论者认为，《间岛问题》对清廷的交涉贡献极大。[17]
宋教仁的间岛主权观，与他的地缘格局观念、国际政治观念是密切联系的。他把间岛看作东亚大博弈中的中心一环，“具有控引东西、临制南北之潜势力之要区也。苟有一国焉，捷足先得，规画而经理之，则大之可以抵御二国之势力，小之亦可以巩固自国边圉”。日本觊觎间岛，其目的“半在间岛，半不在间岛”，主要是为了图谋交通、产业、殖民和军事四项。而日俄战后，日本已得满洲一半，如果借间岛侵入北满，进而整个中国东北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则各国在中国的均势就被打破，“各国其不能默而息，明矣”。由此看来，我们可以说宋教仁对间岛的地缘战略想象，同样也是“半在间岛，半不在间岛”，间岛之命运，实际上关乎中国整体之命运。
可是，这里存在另一重要问题，即宋教仁借间岛而展开的“中国”想象又是什么呢？不同于这一时期的其他作者，宋教仁是反清革命家、同盟会重要领导人。[18]而我们熟知的早期革命家孙中山、黄兴，在这个时期更强调将“鞑虏”“驱逐”出中原，甚至为了获得日本的支持，对东北边疆的主权问题态度暧昧。那么宋教仁是出于什么目的，要为清廷提供一份有力的外交证词呢？换句话说，他如何处理捍卫“满人故土”与“驱逐鞑虏”之间的关系呢？
在此须提及宋教仁提交《间岛问题》给清廷的经过。书成之后，曾有人劝他将书稿送与日本书局，以换取革命经费。但犹豫之后，他还是决定将书交付清廷。他化名“宋练”，托湖南同乡转给清朝驻日公使李家驹。主持清廷外交的袁世凯、那桐读到该书后非常赞赏，力促将“宋练”招揽，授以官职、奖金。宋亦有意回国，但此举招来革命党同志的挖苦，他遂打消念头，转而在同盟会南洋支部创办的《中兴日报》上，发表致清廷驻日公使李家驹、胡惟德的公开信，明白表示与清廷“断绝关系”。其中言道：
某愚不幸，素持与政府立于不两立之主义。曩者“间岛问题”之起，某以公等政府诸人昏聩无知，将坐使日人攫夺我十数万方里之地。政府固所反对，然国家领土、国民人人当宝而爱之。[19]
由此可见，作为反清革命者的宋教仁，并不仅仅把“间岛”当作满人旧地(按照他的话说，“通古斯人之清国传来取得者”)，而是当作中国“国家领土”之一部分，是外交要处理的重要议题。这个“国家”指的不是清朝政府，而是一个凸显在线性发展的民族史中并且亟待新建的未来“国家”。
在全书最后，宋教仁列举数十年来的领土丢失：兴安岭之南、乌苏里江之东、香港、台湾、帕米尔、云南诸土司、旅顺、大连、胶州、威海、九龙、广州湾……他认为这些都源于“外交上的失败”。这既再次显示了宋教仁将间岛与中国国运牢牢联系在一起的认知，但与此同时，也显示了他过于倚重舆论、外交和法律的局限性。中国近代以来主权丧失的根本原因，并非不懂外交，而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掠夺。外交如果没有国力作为后盾，其作用是有限的。1931年，日本终于发动了侵占全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国民政府，恰恰秉持了他所信奉的“平和”手段，诉诸国联的调查与仲裁，而英美主导下的国联也认定了日本侵略的非法性。但是，国际法体制并没有保护中国(或任何一个被侵略国家)免受帝国主义的荼毒。在强权林立的殖民世界，国际法不过是帝国主义国家借以博弈、将自身不义行为合法化的工具。一旦国际法不符合自己利益，则随时弃之不用。
三、内藤虎次郎：学术与政治之间
在“间岛”交涉期间，内藤虎次郎(1866～1934)尚未以“内藤湖南”之名，享誉国际汉学界。这位日后日本东洋学“京都学派”的创建者，直到41岁那年(1907)，才加入京都帝国大学。在此之前的20年中，内藤以知名记者和政论家而为人所知。内藤的学者之路，与一般汉学家极为不同。他没有接受过现代大学的科班教育，早年投身于新闻事业，也参与过社会活动。在松方正义第二任内阁期间(1896～1898)，还担任过内阁书记官高桥健三的秘书，负责起草、整理政务报告，所以他对政治敏感而颇有兴趣。当然，这样说并非暗示其他学者大多不介入政治。恰恰相反，所有时代的代表性学术，都是体现当时政治气氛和政治思想的，日本19～20世纪的东洋学研究尤其如此。[20]但是，恐怕没有任何一个例子，比内藤同间岛之间的缘分，更能体现明治时代学术与政治的深度纠缠。
本文无意对内藤思想做全方位的分析，但是有必要对他文脉的形成及其时代背景做一简要交代。内藤出生于秋田县一个儒学家庭，自幼学习儒家经典。自秋田师范学校毕业后，他先是当了两年小学教员，之后赴东京投身新闻业，长期供职于大阪《朝日新闻》。此时他对政治有了浓厚的兴趣，发表了不少政论文章，并且逐步发展出强调日本独特地位的“天职”论。明治时代的日本思想主流，是以“文明开化”论为代表的东西二元对立。福泽谕吉等知识分子强调日本应当以西洋文明为圭臬，加入文明国家行列。但这一逻辑在明治中后期逐步受到挑战。在同样受到欧美强权挤压的日本，国粹思想兴起，强调日本要在和西洋的竞争中夺取一席之地。受到这派学说的影响，内藤虎次郎也反对把西洋文明看作优越的、先进的，将东方(特别是中国)文明看作保守落后的。相反，内藤强调以中国文明为主体的东方文明，有着和西方文明同等的地位。两种文明都是“坤舆文明”之一部，而日本的“天职”，在于重新振兴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进而让“日本的文明、日本的趣味，风靡天下，光被坤舆”。[2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内藤虽然反对将甲午战争看作进步与保守之战，却不反对战争本身。这是日本实现其振兴东方、进入世界文明核心的职责。这种思路与逐渐于明治后期兴起的“大亚细亚主义思潮”，颇有合拍之处。
意识到与俄国必有一战，很多日本人在日俄战前，纷纷考察中国东北及西伯利亚，以预为准备。1902年，内藤受大阪《朝日新闻》委派，前往中国调查俄国占领下的东北。当来到奉天(沈阳)时，他发现了藏于故宫和黄寺(实胜寺)的大量图书、文献，包括满、蒙文档案及佛经。战后，为了搜集这些珍贵的史料，内藤向日本外务省申请资金(获得1500日元)，以“民政调查”的名义，在1905年7月同他的同乡、法学士大里武八郎一起抵达奉天。[22]在当地日本驻军的协助下，内藤在奉天逗留数月，收集了大量深藏内廷的史料，包括藏于崇谟阁的《满文老档》《五体清文鉴》和藏于文溯阁的《蒙古源流》等。[23]1906年初回到日本后，内藤接受参谋本部的委托，调查中韩边界问题。这成为内藤介入中韩边界争端之始。[24]
因此，尽管1905年的旅行并不以调查“间岛”问题为目的，但它算是内藤虎次郎前后三次间岛调查的第一次。在这次旅行中，内藤收集的有关边界问题的文献，包括翔凤阁的满文长白山图、满文盛京图，崇谟阁的满文旧档。其中满文长白山图是康熙五十一年为制作《皇舆全览图》，康熙命耶稣会士雷孝思实地测量的。根据这些有限的材料，内藤在1906年2月向参谋本部提交《间岛问题调查书》，他在其中得出的结论是，中朝界河在松花江支流，因而支持间岛属于朝鲜的结论。[25]
就在这一年，内藤虎次郎辞去了在大阪《朝日新闻》的工作，决定接受外务省政务局的委托，全职调查间岛案。此时距离日本政府挑起争端还有一年的时间。是年7月，内藤前往汉城，在一个多月的逗留时间内，他不但遍查各种档案资料，还与许多人物见面讨论，包括同样在调查间岛问题的中井喜太郎、具有民族主义立场的韩国《皇城新闻》主编张志渊以及亲日团体“一进会”的会员等。离开汉城后，他又经过平壤和安东，再次造访奉天，收集了大量的满蒙文资料。[26]
数月之后，他向外务省提交了第二份调查报告，题名仍为《间岛问题调查书》。和前一份相比，这份调查详尽冗长，考证堆砌，像一整本历史地理论著。内藤从清朝以前的边疆历史讲起，介绍了康熙定界前后、日俄战争前后的历史，并且考察了地方志和舆图，用严格的考据学方法，参照了中、朝及欧洲文献。其结论则完全推翻了他自己的第一份报告。由于在汉城读到了当年李重夏的勘界报告书，其中明认豆满江为界江，内藤虎次郎在他的第二份调查报告中，支持了图们江/豆满江就是中朝边界的观点。[27]但是，内藤在这份态度暧昧的报告中也没有明确说“间岛”乃中国领土。他提到自己“发现一份有趣的材料”(面白き材料発見)：记载于法国汉学家杜赫德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中的耶稣会士雷孝思实测东北的回忆录及地图。其中提到鸭绿江和图们江以北的地带是一片“无人居住的土地”。这个本身来源可疑的史料，因为对韩方主张稍为有利，成为日后日本法学家、曾任间岛派出所总务课长的篠田治策“间岛乃无主地”理论的滥觞。[28]
1906年对于内藤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京都帝国大学在该年创建了文科学院，并拟延聘他为中国(支那)史讲师。此举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不满东京帝国大学的历史研究长期受到德国兰克史学理论的主导，而有意鼓励有日本本土特色的历史研究。但这一聘任遇到官方阻力：由于内藤没有大学学历，文部省不同意此项任命，除非内藤可以提交一篇具备相当学术水准的论文。结果，内藤在很短的时间内向文部省提交了《韩国东北疆界考略》。不太让人意外的是，这篇论文在内容、结构和使用材料上，同他在一个月后向外务省提交的第二份《间岛问题调查书》十分相像。[29]这两份内容相近的文字，一篇学术论文，一篇委托报告，不但为内藤湖南赢得了日本名校京都帝国大学的一席教职，而且为他拿到外务省一笔丰厚的资助———每年4500日元、连续三年的辅助金。[30]
内藤虎次郎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间岛”问题考察，是在1908年利用暑假完成的。这也是他唯一一次亲临间岛(延吉)地区做实地考察。他从大阪走海路，到咸镜道的清津登陆，从会宁过图们江，穿越延吉地区到吉林，再经大连回国。在这次旅行中，他真正感受到当地的自然和社会状况———严酷的天气、崎岖的道路、猖獗的盗匪。和前两次旅行不同，他这次更多记录的是地理和地貌。从同行者的日记上看，他还与督办吉林边务的吴禄贞碰面。[31]虽然两人很可能并未深入交谈，但内藤回到日本后的确参看了吴禄贞的《延吉边务报告》，也读了宋教仁的《间岛问题》。在仔细研判了中国方面的论点后，内藤在1909年初向外务省提交了他的最后一份报告———《间岛问题之私见》。正是在这份文件中，内藤表达了他对“间岛”空间的完整的战略构想。
《间岛问题之私见》同前两份报告截然不同：短小、简练、直接，没有烦琐的考据和历史分析。这篇文章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间岛的地势”，介绍了地理环境，展望了经贸前景，其结论称：从地势上说，间岛属于韩国，比属于中国更为“便利”。第二部分“间岛铁道意见”，集中讨论了从韩国北方的清津港，修建沟通中国吉林—长春铁路的战略重要性。他认为此铁路不但对开发满洲资源是必须的，而且能够有效抵消俄国中东铁路的战略意义。第三部分“间岛问题协定案私议”，内藤提出同清政府交换主权承认的九项条件。这九项条件，简略言之，是把间岛地区变为经济和司法特区，使居住于其中的朝鲜人和日本人可以享受多种经济和司法特权。第四部分论述的是和间岛无关的鸭绿江薪草坪管辖权问题，内藤提议和间岛问题原则一样，日本以中国同意给朝鲜人经济、司法特权为交换，承认中国对此地的管辖权。[32]
如果我们对比1909年9月中日两国最终签署的《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恐怕会讶异于此条约规定的内容与内藤的政策建议十分相似(虽不完全一致，但其原则极为相像)。签订边界条约的大背景，是日人担心英美借“门户开放”介入满洲铁路建设，因此主张将延吉主权争议与两国在东北其他涉及铁路、矿务的五项争端“一揽子”解决。清廷则以利权让渡，换取日本的主权承认(正如宋教仁所建议的那样)。当然，对内藤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政府的政策，存在一定争议。[33]但毫无疑问的是，内藤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一个受政府委托的调查人，在日本的殖民事业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那么对于内藤来说，间岛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历史学者内藤湖南而言，间岛是东洋学研究中一个极具意义的课题，它体现着内藤史学以及“满鲜史学派”的许多明显特点(边疆视野、多语种材料互证、详细的文本考订等)。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内藤湖南由记者转变为职业学者生涯的起点。而对于帝国调查者内藤虎次郎而言，间岛则是日本帝国由朝鲜向中国东北渗透的一个“便利”的地缘空间，是殖民事业成功和帝国兴盛的保障，更是日本在帝国主义竞争中重要的战略支点。所以，尽管内藤早在第二份间岛调查书中就清楚地知道了中韩边界就是图们江/豆满江，但仍在第三份报告(私议)中回避了他对于领土性质的真实意见。另外一个揭示其矛盾的学术/政治立场的插曲是，1909年，史学家币原坦发表了论文《间岛问题》，其中引用了内藤提供的朝鲜勘界代表李重夏的勘界报告。[34]尽管内藤在自己的报告中使用了同样的材料，结论也一致，但他因币原公开发表了非常不利于韩方的材料，而在写给外务省的报告中批评币原在外交问题上“甚不谨慎”。[35]
和宋教仁一样，内藤也面对着两种身份的矛盾：一面是优秀的历史学家，另一面是“谨慎”的帝国臣民。如何理解内藤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取舍，恐怕需要结合他早年的“天职论”了。他早年曾撰文，强调学者与“国运”息息相关，呼吁日本学者(尤其是“在野”学者)应为日本成为“新文明中心”而奋进。[36]而以自己的学术为殖民利益服务，正是这种奋进的表现吧。从内藤湖南身上扩展而看，我们更可以看到日本明治到昭和时代的东洋学研究(包括京都学派)，无不体现着学问与现实政治的紧密结合。不但是“间岛”，包括“朝鲜”“满洲”“蒙古”“支那”乃至整个“东洋”，都既是学术工作的对象，又是令帝国达致文明中心、实践“天职”的通途。正是通过学术研究以及殖民扩张，日本确认了它在帝国时代类似19世纪美国“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ation)一样的新身份。如同斯蒂芬·田中所言，“东洋”为日本提供了“一种统合的语言，给予日本新的自我和对外关系，通过这个概念……日本人创制出其现代身份”。[37]
此外，正是利用政府资助的间岛调查，内藤湖南得以带回大量藏于奉天和汉城的满、汉、蒙、朝鲜文史料。这批材料极大推动京都学派以及日本东洋学走向成熟。20世纪前半期日本的东亚(东洋)研究，其明显的倾向是将“支那”区别于满、蒙，而将满、蒙和朝鲜视为同一历史地理单元。所谓“满鲜史”“满蒙史”，是日本东洋学塑造出的新的研究领域。推动此项研究最为得力的部门当属隶属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而其中主将、于1908年加入的稻叶岩吉，正是陪同内藤湖南一起参与其第二次间岛调查的得意弟子。[38]
四、申采浩：以历史拯救国族
在中日围绕“间岛”问题激烈博弈之时，韩国人也绝非袖手旁观、无声无息。其中既有像一进会这样借力日本谋求不当利益的团体，也有坚决抵制日本殖民企图的人士。但他们总的出发点，仍是求取韩人的最大利益，所以不能以简单的“亲日”或“亲中”来划分之。
从1905年成为日本保护国至1910年被日本吞并，韩国知识界兴起了被称为“启蒙史学”的历史重写运动。这股新的史学风潮当然是对日本殖民主义的知识抵抗。不过有趣的是，这批学者所借重的民族主义理论资源，恰恰是来自明治日本———或由日本直接引入，或由中国间接译介。[39]新的史学理论在中日韩三国具有一定共性，比如强调“民族”(nation)作为历史行为主体、梳理出线性的进化叙事、呼吁复兴民族历史荣光、尊奉某神话人物作为民族始祖，等等。[40]韩国在新的历史书写中，接受并发扬了上述所有因素。他们的许多书写，见于20世纪初的几份民族主义报纸，比如《皇城新闻》和《大韩每日申报》等，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当属张志渊、朴殷植、申采浩等。
论对20世纪朝韩民族主义史观的影响，大概无人能出申采浩(1880～1936)之右。和宋教仁、内藤湖南不同，申采浩并未以本名直接论述“间岛”问题。不过他在间岛争端期间，曾担任《大韩每日申报》的主笔，而《大韩每日申报》发表过大量关于“间岛”问题的未署名的报道和评论。可以推论，对如此重要的命题，申采浩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
韩国当时的民族主义报章，对间岛争端的态度颇值玩味。根据韩国学者李盛焕、李命种等的观察，《大韩每日申报》对于间岛主权的态度，前后有很大变化。一开始，它坚决主张间岛为韩国领土，但从1908年初开始，该报逐渐将间岛视为中国领土。出现这种态度转变，除了因为韩国的主权诉求于事实不符、理由较弱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不愿变相支持日本对间岛的入侵。当时，延吉地区已成为朝鲜人在国外最大的聚居区，也是独立运动最重要的海外基地。而日本如果成功侵入，借“保护韩民”、惩治“不逞鲜人”而打压抵抗分子，则意味着独立运动将蒙受巨大损失。[41]
申采浩在1907～1910年最为引人注目的写作，是强化了朝鲜和间岛所在的“满洲”的历史关联。由此，他不但形成一套全新的民族史叙述逻辑，而且这种逻辑与日本“满鲜史”背后的政治逻辑针锋相对。
为理解申采浩对韩民族历史叙述的重置，我们需要理解他对于历史的定义。在后来撰写的《朝鲜上古史》中，他开篇即明言：
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人类社会“我”与“非我”斗争在时间中发展、空间中扩大的心的活动状态记录。世界史就是世界人类的这种状态的记录，朝鲜史就是朝鲜民族这一状态的记录。[42]
我们需要注意其中几个关键词。首先，他认为“我”与“非我”的对立，贯穿了人类历史。而这个所谓的“我”，是超越国家和朝代的。此“我”是一个由血缘维系的共同体，是一个种族、民族群体，而不是王的子民。其次，时间和空间是“我”与“非我”角逐的战场。历史与地理是统一的，它们共同展现了民族进化的进程和脉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申采浩史学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史学，由于他认为历史是“心的活动状态的记录”，所以历史是一种精神产品，并非由物质所决定。
显然，这种历史观念的政治宣言成分远大于其学术成分。面对韩国被剥夺主权的危机，申采浩力图创造历史叙述中独立的“韩国性”(Koreanness)，使民族精神免遭吞噬。他在早期的写作中大力批判传统的儒家史学，因为这种史观视中国为正统，以朝鲜为诚心向化之“夷”。在他看来，朝鲜时代的官史体现了“事大主义”的自我贬低，必须完全抛弃。同理，他也反对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意识形态，认为它颠倒主次，把振兴亚洲的优先性置于朝鲜独立之上，而接受这种主张的朝鲜人都是“误国者”和“媚外者”。[43]
申采浩的史观有其历史脉络。它继承了18、19世纪“实学派”的朝鲜主体性意识，但又有很大区别。实学派学者主张以实用、科学的精神和学问，来解决社会与政治中的实际问题，而申采浩似乎更强调一种精神与文化上的抵抗性。此外，申采浩史学的另一个重要理论资源，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可能是借自中国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不过他和梁启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有所不同。梁启超强调历史研究中的理性和科学方法，而申采浩则相反。由于正史文献不足以支撑纯然独立的“韩国性”，他必须大量借助野史、神话甚至伪书来构建他的民族主义叙述。
1908年8～12月，申采浩在《大韩每日申报》上连载一组史论文章，以《读史新论》为题。[44]不满于韩国历史从来被当作他国历史之一部分，他首先表示其新论首要关注的就是“种族”和“地理”。他认为东方国家共有六个民族，其中扶余族为檀君后裔，为东国之主人翁四千余年，即他所谓的“我”族。其他五族(鲜卑、支那、靺鞨、女真及半岛土族)相互征伐同化，唯有扶余族始终如一。因此，四千年东方国家史就是扶余族的兴衰史。以地理而言，申采浩称“我族”源自白头山(即长白山)和鸭绿江流域，进而扩散至整个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而由于内外动荡，“我族”后来退缩至半岛，自限于“铁瓮”。
《读史新论》一反传统历史叙述中的箕子崇拜，把由箕子朝鲜而至汉四郡、三国、统一新罗的历史脉络推翻，重塑了一个以神话人物檀君为核心的“檀君—扶余—高句丽”世系。他声称朝鲜三国时代的百济、新罗、高句丽都是扶余族建立的，而高句丽是最为强盛之国。不同于传统史家对新罗统一的赞许，他斥责新罗国王借助外国(唐朝)屠戮本族，导致本族失去满洲土地九百余年。他更指责史家完全以新罗为正统，导致后人忽视高句丽、百济的历史。
自然，按照“檀君—扶余—高句丽”世系，那么“我族”的源头和故土就是“满洲”。满洲不但目睹了朝鲜民族的兴衰，而且决定了朝鲜民族在未来可否复兴。在1908年7月发表的文章《韩国与满洲》中，他总结说：
韩国与满洲的关系是何等紧密的呢？当韩民族得到满洲，韩民 族就强盛；当他民族得到满洲，韩民族就衰退。而且在他民族中，当北方民族得到满洲，韩国就并入北方民族的势力圈内；当东方民族得到满洲，韩国就并入东方民族的势力圈。呜呼，此乃四千年不变之铁案定例。[45]
然后他从历史转向现实政治，说：“东西开通以来，此地尤其是东亚竞争的焦点。俄日两国十数年来就满洲问题相争，而韩国在一旁袖手旁观，今日满洲是什么，韩国就是什么。”换句话说，在帝国争夺殖民地的情况下，满洲与朝鲜成为命运共同体。申采浩在之后的几篇关于满洲的文章中，表达了他对国际关系的关注。由于英美资本和俄国都在和日本争夺满洲利益，申采浩预测说“满洲之得丧，事关日本死活”。[46]
1910年1月，申采浩在《大韩每日申报》上发表了他关于满洲最完整系统的一篇论述，题目叫《就满洲问题再论》。[47]其中他表达了他对于满洲空间的三层想象，这三个层面相互依存，构成一个完整的关于民族历史和未来的图景。
首先，他分析了历史上和现实中围绕满洲的冲突，并将满洲历史分为三段：上古史的满洲、中古史的满洲和近世史的满洲。在上古阶段，满洲为扶余人所统治。中古为“支那”、契丹、女真等相互争夺，直到清朝在此兴起，韩国与中国中原命运为其左右。近世阶段，俄日及欧美列强竞相逐鹿，满洲的大势将成为世界历史的趋势。“呜呼!将来满洲之大鹿不知死于谁手，现今世界竞争在于东洋，东洋问题则以满洲为前提。”
接着，他认为满洲地缘与韩国命运息息相关。他把满洲比成东亚的巴尔干，并且以德国俾斯麦和意大利的加富尔为例，说德国的雄霸欧洲与意大利的统一，都要费心经营巴尔干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和守田利远、宋教仁一样，申采浩在其他文字中也曾以白头山类比阿尔卑斯山，并且以韩国类比意大利。很显然，除了地理上两国都是半岛且毗邻“火药桶”外，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对韩国的独立运动也是一种遥远的感召。
该文最后部分，申采浩预测，中国东北将是朝鲜人最大的国外移居地(虽然他没有点出“间岛”之名，但朝鲜人在中国东北最大的聚居区，显然就是吉林“间岛”)。他提出对移民的三大劝诫：其一，要有高尚的思想，创设学校、新闻社等文明机关，相互帮助开展爱国事业；其二，要保全国粹，在宗教、风俗、语言各方面免于被同化；其三，要养成政治能力。他认为在非洲和大洋洲，白种人能够建设殖民地，因为他们有强大的政治能力，善于团结、追求自由，不受他人的压迫，而“红、黑人种”则因为政治能力懦弱而遭受痛苦。他呼吁移居满洲的朝鲜人，要整合涣散的意志，发挥政治天性，以此作为将来对母国的贡献。可以看出，申采浩所期待的，是未来新韩国的国民能够在满洲产生。
需要注意的是，这篇文章的几个部分，无不体现了梁启超的巨大影响。首先，正是梁启超在1901年的《中国史绪论》中，将中国史做三段论，称上古史为“中国之中国”；中古史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为“世界之中国”。[47]申采浩的满洲史三段论，可谓直接嫁接了梁启超的三段论。其次，在1907年，申采浩翻译了梁启超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其中就介绍了主导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马志尼、加里波第和加富尔。最后，申采浩所呼唤的未来国民，很大程度上是呼应了梁启超的“新民说”。只不过梁启超认为，个人权利和公共精神对“新民”的养成同等重要；而申采浩则更多强调公共精神在培养韩国“新国民”中的作用。[48]
申采浩的论述除了明显带有中国现代思想的影响，也和日本“满鲜史学派”有着内在的相关性。当然，如前所述，两者背后的政治逻辑是针锋相对的：满鲜史是殖民性的、进攻性的，强调满鲜一体、日鲜同源，以区隔中国(支那)；而申采浩则是民族主义的、抵抗性的，期待韩民族能在满洲重塑辉煌。但是，两者不约而同都强调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在历史和地理上的亲缘性。不论殖民主义还是民族主义，都是把对自我的想象投射于他国领土。在1910年2月写就的《韩国民族地理上之发展》中，申采浩明确宣扬所谓“复土主义”立场，认为韩国的未来在于逐步北进，“索还高句丽旧疆”，令檀君时代的荣光重现。[49]这再次显示了在所谓“现代”境遇中，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共生关系。如日裔美国学者内田じゅん(Jun UChida)所言：“当像申采浩这样的作者，将他们民族(minjok)复兴的希望寄托于韩国古代朝代所占据的‘北方土地’时，日本作者则窃用韩国‘弟兄’的族裔冲动，来推行自己民族(minzoku)的大陆扩张。”[50]
在完成《就满洲问题再论》和《韩国民族地理上之发展》后，申采浩于日韩合并之前出走中国。他的余生行走于中国东北、北京、上海和海参崴，从事韩国独立运动，直至1936年死于旅顺的日本监狱。他再未回到过朝鲜半岛，也再未对满洲有更新的论述。满洲之于他，更像是流放地，而不是故土。不过，在20世纪上半叶，数十万朝鲜人移居满洲，其中大多数在间岛/延吉建立了他们新的家园。同为民族主义作家的朴殷植曾说，对移居海外的朝鲜人而言，间岛是他们的首选。[51]
而正如申采浩曾预言的，满洲特别是延边的朝鲜人聚居区，的确成为后来抵抗运动的基地、朝鲜民族教育的摇篮，也真的成为一个现代朝鲜国家的策源地。
那么满洲对于申采浩究竟意味着什么？她是一个想象共同体在深陷危机时虚构的家园，一个失国之族(stateless nation)的精神寄托。或者如加拿大学者施恩德(Andre Schmid)所言，满洲成为申采浩“在一个种族斗争的世界中用以衡量‘民族’位置的模糊的领土坐标”。[52]
在申采浩之前，没有任何一位朝鲜知识分子这样构建民族与满洲空间的关系，而此后无数韩国民族主义者继承(并发挥了)申采浩的思想遗产。这在今天的朝鲜、韩国两国都表现得很明显。冷战期间，申采浩史学在朴正熙执政期间得到极大重视，过去比较边缘的高句丽、渤海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复土主义呼声也在当时渐渐抬头。直到今天，韩国一大批所谓“在野派”学者，仍把延边视为应当收复的领土。[53]尽管不为主流史学界所齿，但他们在媒体和民间有着极大的声音。
结论
由于东亚三国的代表性知识分子围绕间岛/延边的领土争端，纷纷著书立说，构建各自的间岛(及满洲)空间想象，可以说在1907～1910年，间岛这块“多边的”边疆经历了“去领土化”和“再领土化”的知识重构。中、日、韩的知识人通过想象间岛，来完成各自国族/帝国的重新想象，为自己的国家/民族寻找新的地缘定位和文明定位。宋教仁、内藤湖南和申采浩的写作，揭示了三个国家在当时不同的建设方向：宪政革命、殖民扩张及民族独立。尽管这些方向相互竞争，却又各自从对手国家吸取了大量的理论和智力资源。不同的间岛(满洲)想象既对抗又相互借鉴，既充满张力又相互依存。在这个互动过程中，中国东北这片刚刚解除封禁的土地，同时经历了去魅(disenchantment)、理性化和重魅(re-enchantment)的改造。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满洲”在20世纪东亚的精神史中，凸显着它重要、独特、交叠而又复杂的意义。
—End—
本文原载于《新史学》(2020年第2期)，注释从略。该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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