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盖伊｜复活卢梭的观念世界
2023/2/12 10:00:00 勿食我黍
作者｜彼得·盖伊(Peter Gay，1923-2015)德裔美国历史学家，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为耶鲁大学资深史学教授、古根汉与洛克菲勒金会学者、剑桥丘吉尔学院海外学者。
恩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rer,1874—1945)是杰出的观念史家和专业的哲学家，也是一名新康德主义者，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使他成为解释卢梭著作的理想人选。就像卡西勒所乐于指出的那样，在18世纪卢梭的读者之中，几乎只有康德一人是因为卢梭那真正的而不是号称的美德才青睐他。卢梭的哲学极大地丰富了康德的伦理思辨，而卡西勒则进一步发展了在康德那里已隐约可见的线索，即卢梭的关键在于他的理性主义的自由观。
恩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rer,1874—1945)
在讨论卢梭的文章里，卡西勒精彩绝伦地展示了理解(Verstehen)的批评方法，他认为，批评家领会哲学家著作的过程要以搜寻充满活力的思想中心为起点。批评家不能将哲学家的诸多学说看作是一连串各不相关的立场，而是应将之视为同一观点的不同方面。因此，批评家必须有移情的天赋：他必须满怀同情地进入——更确切地说，是重新复活——那位思想家的观念世界。而且，就算批评家不为别人也要为了自己，去发挥想象力以再造出哲学家著书立说和与人辩难时的环境。
历史学与哲学就这样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如果解释者使自己沉浸于卢梭的世界，他就不会误把卢梭对“文化”的抨击当作是对一切文明的进攻，而是会将之视为对巴黎社交界所代表的那种文明的批判，这样来看才是对的。与此同时，他也不会沉溺于阅读卢梭的诸多学说不能自拔，而其他解释者则从这些学说中汲取所有可能的结果。理解只能是由内而外的过程。卡西勒对自己的历史哲学之取径的说法，即他的“目标不(是)记录和描述干巴巴的结果，而是阐明那内在的形成性的力量”，当然也同样适用于他的卢梭研究。
一旦我们理解了卡西勒的这种观点，他对传记的精妙运用也就变得更为清晰了。卡西勒并没有对追根溯源的方法嗤之以鼻。恰恰相反，他的论文多处援引卢梭的《忏悔录》、往来信件和《卢梭审判让—雅克》。卡西勒指出，“除非我们将卢梭的著作回溯至他生命的起点及这部著作在他个性中的根源”，否则，卢梭的著作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卢梭和他的著作紧紧地纠结在一起，谁要是想将二者分开，就肯定会切断其共通的血脉，而对双方都造成伤害。……卢梭的基本思想虽说直接源于他的天性与个性，却不会被他的个性所局囿、所束缚”。要解释卢梭，就应将传记作为重要的出发点，但绝不应该止步于此；不应该将关于卢梭怪癖的闲言碎语和历史考证混为一谈。
卡西勒的方法虽然没有指定，然而却指出了一条通往侧重于研究人性的历史学与哲学的道路。康德对哲学人类学的问题兴味盎然。卡西勒也同样如此。他的巨著《符号形式的哲学》(Philosophie der symbolischen Formen)将人描述为符号化和塑造世界的动物。而他还不止探寻了卢梭对人性的看法——他强调，找寻人类的本质是卢梭的主要关注点之一。其早期的《论不平等》便是明证；而到了暮年，卢梭说自己是“人性的历史学家”，这不禁让人想起，霍布斯将对于人的研究界定为：“解读自己，不是具体的这个人或那个人；而是人类。”
在卡西勒这样的哲学家手中，这种想象的方法有助于揭示使一个思想体系融贯一致的那些原则。但这篇讨论卢梭的文章也说明了上述方法在使用中面临的种种困难。对思想核心的不懈求索会将实际上是根本性的矛盾视为无关紧要的而撇在一边。力求统一与整全的理想主义也往往使矛盾得以调解，达到了据认为是更高一层的综合，但实际上这矛盾却是无法调和的。人们的确有可能会认为，卡西勒强加给卢梭的体系已经言过其实，而且对“自由”的强调也使他对卢梭的康德式解释超过了事实所允许的限度。此外，卡西勒对待传记的理性主义的方法也容易遭人诟病。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批评家就应该对其所研究著作的作者进行精神分析——这种办法常常离题万里，而且有时有害无益。但是，完全忽视弗洛伊德以及他所建立的那门学科的成果，却是像卡西勒这样倚重于传记的批评家所付不起的代价。
然而，瑕不掩瑜，卡西勒的论文既是第一流的思想成就，也是一等一的艺术品。在我们面前，论证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地展开，证据链被仔细地锻接起来，环环相扣，到结尾处，读者把握住整个证据链，发现它是那么牢靠，只有到此时，人们才能感受到它的全部力量。
卡西勒的论文成功地解决了它给自己提出的那个问题么？自1932年以来，一些讨论卢梭的著作显示出卡西勒论文的影响，而且它们也承认这种影响。当中最为重要的，兴许要算查尔斯·W.亨德尔的《道德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Moralist)，书中特别肯定地写道，对卡西勒的“精彩讨论”“深表赞同”。亨德尔的研究成果是一部详尽的思想传记，其要旨就隐含在书名之中：卢梭寻求的是界定善的生活；他的基本问题是“把人类从他们自己内在与外在的暴政之下解放出来”。这样来看，他的所有著作就可以视为是一贯的，也是一体的了。亨德尔对卢梭作了全面彻底的研究，其间他还为驳斥其他解释而煞费苦心，卡西勒后来也对他的作品予以褒扬。
近年来，罗贝尔·德拉泰的两部著作大大丰富了有关卢梭的研究文献。与大多数解说者不同，德拉泰认为，“卢梭的政治学说来自他对属于被称为自然法与万民法学派的那些思想家的学说的反思。”德拉泰先生手法高明，他追查到，卢梭倚重于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就像他倚重于霍布斯和洛克一样。德拉泰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卢梭在精神上属于人们认定他已经克服并予以否认的理性主义的个人主义者。对于这种理论，卡西勒论文的读者心里早有准备。德拉泰大大扩充了许多卡西勒只是简要分析了一下的观点，他还阐明了卢梭是如何处理良心与理性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人类理性的发展问题。他的结论与卡西勒相当接近：“卢梭绝不会认为，一个人会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性……恰恰相反，他想要教会我们如何好好地运用理性……卢梭是一名意识到理性局限的理性主义者。”德拉泰并没有让卡西勒的论文免于一切批评。在他看来，卡西勒对卢梭的理性主义的论证，有力得过了头。但话又说回来，他还是称卡西勒的这篇论文是对卢梭的新康德主义的诸种解释中“最为重要的”一篇，也是“迄今为止，朝向综合所做出的最大努力，这种综合试图从整体上把握卢梭的思想，并展现出其中那深刻的融贯性”。
但是除去影响之外，我们对卡西勒的成就还能说些什么？一名思想家并不是一道谜题；他永远不会被彻底“解开”。但卡西勒将让—雅克·卢梭问题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更高的层面。他的论文漂亮地阐明了卢梭的基本概念之间，以及这些基本概念和他思想其余部分之间的关系：实际理性与潜在理性之间的关系，可完善性与要求一个新社会之间的关系，教育与合理性之间的关系，还有最为重要的是，理性与自由之间的关系。虽然仍然不能使一些批评家信服；但如果感情用事、自相矛盾的极权主义者的卢梭形象大体上已经让位于一种更为精准的评价，那么卡西勒的论文可以说对此贡献良多。
对于卡西勒的读者来说，只有在牢牢确立起卢梭哲学基本上的统一性之后，他的政治学说的问题才能真正地显现出来。我要再重申一次，卢梭的政治思想为个人主义者、集体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极权主义者所用，这确是事实，但卢梭哲学在客观上的一致性却没有因此受到影响。然而话又说回来，卢梭的政治学说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也引发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卡西勒的论文有助于我们将这些问题表述清楚，但它本身却没有提供答案。
在我这篇简要的导言中对这一关系做详尽的考察不太合适，但我们或许可以用它来指示考察的方向。那么我以为，我们应该区分作为批判工具的卢梭政治学说与作为建构工具的卢梭的政治学说。把卢梭政治学说作为批判标准来用的时候，它对民主运动无比宝贵；把它当作一幅政治的蓝图，就会对自由主义的理念与制度产生恶劣的影响。
卢梭的“一大原则”——人类是善的，是社会让他变坏，但也只有使他遭此浩劫的社会才能拯救他——是一种批判的工具。它断定，改革不仅是可取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改革是可能的，它表明，一个只产生恶棍与愚人的社会证明了自身也有权存在。但是，卢梭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成为那场民主运动的哲学家：通过其全部著作，他列举出那些使当时社会邪恶的特征，也举出了可以由之辨识出善的社会的特征，在这种善的社会当中，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至高无上。社会最大的恶是不平等；社会最大的善是自由。从一开始的两篇论文到《卢梭审判让—雅克》，卢梭都一再表达了这些观点——这也是民主武器库中的两门利器。卢梭在社会学说方面最为重要的论述都是批判的工具。我们只消回想一下，他要求公意必须绝对普遍(“必须把所有的票数都计算在内；任何形式的例外都会破坏它的公共性。”)；他批判代议政体，在其中主权民族交出了他们理应予以保留的东西(“只要是一个民族举出了自己的代表，他们就不再是自由的了；他们就不复存在了。”)；他还抨击那时法国的思想文化及风气(与不平等一样)贬损了而不是拓展了生命。
对于一个手中无权的政党，或是一名持对立观点的哲学家而言，没有什么学说比卢梭的更为有用、更加一贯了。然而，一旦卢梭的学说化身为制度，一旦那个民主党派掌了权，卢梭哲学中的绝对主义意蕴就会浮现出来。卢梭抨击自愿联合起来的团体，反对异见派，他希望将一种公民宗教强加于人，违背它只有被流放或处死。这与他思想中的其余部分是协调一致的：卢梭想要创造出的那种公民——像爱弥儿那样的新人，必须要小心翼翼地对之加以防护，以免他受其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腐蚀——是不会愿意从属于任何有着特殊利益的群体的；对于公意做出的决定，他也不会有丝毫异议。他的确会将这种公民宗教当作必不可少的黏合剂，并毫无顾忌、心安理得地相信它或宣称信仰它。公意至高无上，这是对好人的一项指定要求，一项道德规定，虽然世上还不曾有过这种好人，但平等的社会与自然的教育将使之诞生。就像卢梭自己所说的那样，它预先设定，“公意的一切特征仍然存在于多数之中；假如它们在这里面也不存在的话……是不再有自由可言的”。
正是这种一切从规范出发的思想，这种从人类的可完善性推理出只有完美的人才能生活于其间的完美国家的乌托邦倾向，使得卢梭的思想用作批判时是如此伟大，而用作制定宪法的指南时却又如此危险。一旦批判者变成最高统治者，那卢梭的批判的原则就会化为镣铐。
阅读卡西勒促使我们对卢梭政治学说进行了这般无拘无束的思考，这既是向卡西勒论文所提示的领域，也是向卢梭政治思想那经久不衰的魅力致敬。卡西勒本人并不是政治理论家，但他的作品对政治理论家来说至关重要，政治思想衍生于一个更为广阔的语境之中，而政治理论家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这一点抛诸脑后了。卡西勒的论文在不断地提醒人们，在著述者的脑海中，政治著作与其所处的语境是一个整体，将二者割裂开来的政治理论家就会将这些著作的意思肢解得七零八落。故而，绝少有最伟大的政治理论家只是政治理论家而已，这并非偶然；他们首先是对人类，以及对包括人与社会之间关系在内的世间万象都感兴趣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称他的《政治学》是自己所著的《伦理学》的续篇，霍布斯认为，《利维坦》一书在写“共和国”之前先用十六章的篇幅来写“人”是极为重要的，对于这些蛛丝马迹，读者应该予以重视，而解释者也应该认真对待。
卡西勒对此的确是认真对待的。关于诗歌，塞缪尔·约翰逊曾写道：“考察过整体之后，才能去研究部分；要原原本本、恰如其分地理解任何伟大的作品，都必须与之保持一种思想上的距离；贴身紧逼的研究路数固然可以使更加细微精妙之处得以彰显，但那整体之美却再也看不出来了。”卡西勒的看法与约翰逊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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