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东｜孔飞力为何能成为新一代汉学领军人物？
2023/2/16 10:00:00 勿食我黍
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1933-2016)，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历史讲座教授，东亚文明与语言系主任。
孔飞力和史景迁、魏斐德一起被中国历史学界并称为汉学三杰；他出生于伦敦、求学于美国，是国际汉学泰斗、有“头号中国通”之称的费正清的得意门生；他被认为是美国第二代汉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是“中国中心观”的杰出代表，因研究晚清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而蜚声国际学术界。
2016年2月11日，孔飞力逝世，享年83岁。7年之后的今天，让我们一起再次走近这位老人。1、孔飞力其人孔飞力生于 1933 年，逝于 2016 年。他有两个汉名：一个叫孔飞力，一个叫孔复礼，前者流行于大陆，后者通行于台湾。孔飞力这个名字和魏斐德这个名字，是他们当时到台湾去学汉语的时候，由爱新觉罗·毓鋆老师给他们起的。
说到魏斐德，当年哈佛要在他和孔飞力之间“二选一”，于是请他和孔飞力两人到哈佛来做Job Talk(就是要不要将这份工作给他的一个决定性的讲演)，他故意有话不好好说，他解释道：我要觉得我来到这儿，已经看到我这一辈子是什么样子了，太自满了，此后恐怕就不这么谋求上进了。
当然，后来的魏斐德不虚此言，成为美国一代学术界的霸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美国亚洲协会主席、全美学术委员会主席，也是伯克利的领军人物。但是由于他当时有话不好好说，另一个候选人自然脱颖而出，这就是先前已经在芝加哥大学教了十年书的孔飞力，这位费正清和史华兹的学生，在1977年接任了费正清中心主任。孔飞力占据的这样一个显赫的位置，也造就了他此后的执牛耳地位。
考虑到他的领军地位，孔飞力的著作不算很多，只有区区四本书。他第一本书是《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是讲太平天国的；第二本书在中国大陆最有名，叫《叫魂》；第三本书是《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第四本书是《他者中的华人》。即使在哈佛这种校园里，并不是恶性地以量取胜的，即使他还有些分量不轻的论文或章节，可孔飞力终归还是写得偏少。特别是，美国学界素有“清史三杰”的美誉，可一旦拿他跟著作等身的魏斐德、史景迁相比，他写得太少了。2、孔飞力的“太平天国研究”接下来要讲一下孔飞力的太平天国研究。不管怎么说，孔飞力的这本《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让他早在 37 岁那一年就一举成名。我前面讲到他几年前已经过世了，即使到了盘点和收官之际，这本美国汉学界的扛鼎之作也是他本人的扛鼎之作。
为了让大家对这本书有一个印象，我来先引证一下它的内容提要：
“本书认为，中国有‘民兵’思想的悠久历史，但明、清时代的制度已基本上体现了士兵和平民的分离。1796年开始白莲教造反，正规的军事机构和力量无以对付，驱使官员们寻求辅助的办法，地方性的团练武装应运而起。这时期的团练仍在国家监督之下，对王朝的军事制度并无直接影响，但对以后太平天国时期的地方军事化起着先导作用。”
有个很有名的美籍华人学者刘广京，曾经同时赞誉过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和孔飞力的这本《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说这两位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社会史研究的翘楚。孔飞力本人也曾经在答问时回顾了他和魏斐德的声气相求：
“列文森的兴趣在中外思想冲突，跟费正清很接近，但魏斐德的兴趣却并不在此，他的博士论文，就是那本很重要的著作《大门口的陌生人》，着眼点就在于从中国社会的内部看问题。他们对‘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的兴趣远胜于对‘西方在中国做了什么’的兴趣，我想我们的大多数学生长期以来也一直是这么做的。”(《孔飞力谈中华帝国晚期的国家与社会》)
不过，如果更加仔细地观察，魏斐德的成名作是出版于 1966 年，而孔飞力的成名作出版于 1970 年。所以在一方面，这两位来自一东一西的年轻后进，确实就是一前一后，一唱一和。一个人是出自费正清名下，一个人是出自列文森名下。他们共同表达了美国学术界那种年轻人一时的风气。不过在另一方面，又正因为时间推后了四年，孔飞力对于费正清模式的抵制和修正，就要比魏斐德更加自觉、犀利，不过也更加严格、刻板，下面我还会回到这个话题。3、史学家的看家本领20世纪90 年代，我第一次访问哈佛，老友陈时伟当时还在那里读书，他正好就是孔飞力的学生。他刚来到我们下榻的旅馆，就谈起了自己的导师如何了不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么两点：第一，孔飞力在阅读清代史料时，其广博和精细让弟子们叹为观止；第二是孔飞力虽然惜墨如金，可著作等身的魏斐德都很佩服他。
对于这些，你只要翻开孔飞力的第一本书，乃至于后来爆红的《叫魂》，就知道陈时伟此言不虚。在这两本书中间，孔飞力都几乎是竭泽而渔，尽可能地利用了现有的文献，包括各种各样的地方志、各种各样的档案材料、各种各样的年谱和汇编，以及各种公开和密藏的史料，这在汉学家中间是非常突出的。正因为这样，他才可能如此有条不紊，顺藤摸瓜地在《中华帝国的反叛者及其敌人》这本书里边分析了各种民兵的层次支脉，给他们进行了排列组合和分层，可以说对清代的军事组织进行了毛细血管级的缜密研究。
孔飞力生性沉潜擅长考索，他又有高明和独断的一面。如果孔飞力仅此而已，就算再怎么缜密，他只能算是个合格的乃至不错的史学家，但绝不能算是杰出的或者伟大的史学家。我们一说伟大的史学家都得说有大格局的，像汤因比、布罗代尔这样的大史学家。
所以尽管章学诚认为，凡是生性谨严、心细如发的学者往往就不大擅长宏观的框架、飞扬的想象。可是孔飞力是一个例外，或者更严格地说他是在力争想要突破这个限制，以便当一个例外。他说过一句话：
“如果你不知道秋天，一片落叶有什么意义!只有你懂得秋天，或对秋天有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才可能理解一片落叶的意义。尽管我不否认研究小问题的意义，我本人对小问题亦有点兴趣，但前提是你首先必需有起码的整体性概念。”(《孔飞力谈中华帝国晚期的国家与社会》)
这个我们都知道是在所谓解释学循环里，你究竟是先知道树木还是先知道森林，我们永远是在这个解释学的循环里打转的。我们由此稍作联想，孔飞力在哈佛的老师史华兹，早在1964年就为他出版了一个模板，那就是他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这本书，也同样是想要以小窥大、以点带面，以便用精心选择的典型案例，概括出全部近代史的特点，来回答对整个变迁的定性。我们由此再稍作联想，孔飞力在所有的老师中，正是最钦佩这位史华兹的，正如后者也正好最器重他。由此我们就可以想象到，正是靠着这些汉学家的俯首沉思，才形成了美国汉学的一个基本特点，那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并不满足个别案例的具体意义，以便让读者们能妙有所悟、举一反三。事实上，也正是美国汉学的这种特点，才造成了他们那些著作的可读性，也才使《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在读者那里获得了轰动性的成功。
以上内容节选自刘东《看懂中国：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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