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西方，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么不同的反应？
2023/2/22 10:00:00 勿食我黍
作者｜马里乌斯·詹森(Marius Jansen, 1922-2000)
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日本史、中日关系史专家。1969年创立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并担任首任主任。
1853年夏，海军准将佩里率领舰队到来，为幕府、其下属以及他们的家臣们开启了一个充满新问题和各种可能性的时期。幕府面临着外交和国防方面的决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它重新将大名集结起来，以求获得支持。不过，外来威胁也为幕府巩固自己的地位提供了可能，因为我们将会看到，西方列强之间的竞争使日本有可能获得一两个希望在刚刚开放的日本获得特殊待遇的国家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幕府官员难免会想在某个西方国家的支持下，获得对大名的绝对控制。那些大名自作主张已经有些年头，看上去有必要对他们采取这类措施。被召集的大名的首要问题在于对幕府的要求和地区性的防务措施提出自己的意见。在这当中，长期建立起来的特权与权力模式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具体细节我们将在土佐看到。同时，对大名的家臣来说，思想和活动的新潮流开辟了组织和计划的新途径，而这些之前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现在却通过一些保存民族文化遗产的标语而变得合法起来。掌握事态发展的细节对我们很有用。我们将观察幕府内部对西方威胁的反应、这种反应在土佐藩造成的变化，以及这一切对年轻的乡士坂本龙马正在形成的性格有何影响。
《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美] 马里乌斯·詹森 著曾小楚 译理想国 出品
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1月
前文已述，德川幕府的领导模式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控制那些拥有广袤土地的大名。大名按祖先从属于德川家的先后顺序被分为不同的等级，而且参勤交代也耗尽了他们的时间和财产。其次是防范对幕府权威的固有反抗。这个问题通过隔绝和诋毁京都的朝廷已经得到解决。天皇的一举一动都在幕府代表的监视和控制之下，各大藩国和京都贵族之间的联系被降到最低，而且必须经过幕府的批准。朝廷隔绝于政府机构之外，完全不问政事，以致许多日本人很少或者根本从未意识到皇室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权威。荷兰商人认为朝廷本质上只是一个教会，经常顺理成章地认为将军是日本的合法统治者。京都似乎不会带来什么威胁，一些国学学者将尘封已久的古代神话搬出来，声称天皇拥有神性和权威，而这些人甚至是受幕府资助的。到了19世纪，早先有关藩国和朝廷之间联系的禁令有所松弛，但幕府总是不时重申自己的权威。当平田笃胤在复兴神道教上做得太过火时，让他闭嘴似乎再自然不过;幕府在天保改革期间也是一样。我们将会看到，1858年朝廷势力首次显示出来时便被德川幕府的守旧分子毫不犹豫地打压下去。第三点是通过防范大藩与外界之间的可能联系来加强这一切。这是个与世隔绝的社会，荷兰商人和幕府指定的贸易机构只在长崎进行安全而有益的接触，因此日本与外国之间的联系只有少数几种对幕府本身有益的商品和信息。
佩里对幕府第三种领导模式的挑战，使人们对另外两种领导模式也产生了质疑。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和平年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幕府在试图解决19世纪的危机时，国库是空的，19世纪40年代的失败改革仅仅成功地凸显了幕府的无能，它已无法使经济事务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了。那些强藩大多跟它一样束手无策。幕府最重要的支持者谱代大名和亲藩大名的情况尤其如此。他们的领地是大片平原，中间是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在这些地方，商业的高速发展已经大大削弱了统治阶级的地位。显然，幕府不能指望这些大名能有效地重整军备，支持自己，除非将他们从那些意在削弱他们的巨大花销中解放出来。再说，既然佩里带来的危机本质上来自外国，那么幕府不可避免地要呼吁大名在考虑国防问题和国内利益时通力合作。这些反过来使人们思考，什么是国内而非国外，什么是传统而非舶来品。所有这些无一例外指向京都。神道教学者的著作已经在知识阶层和能说会道的人群中间广泛传播，因此，我们已经看到遥远的土佐各地也受到了他们的影响。19世纪40年代幕府能够通过法律手段，阻止这些极端思想的传播。当时它的主要防线看起来仍牢不可破，然而现在，一处漏洞将接二连三地揭示出其他的重要缺陷。
海军准将佩里关于订立条约的要求使幕府陷于两难的境地。大家认为，直接拒绝将会导致战争—一场日本不可能取胜的战争。尽管如此，许多负责的人却肯定会赞成这种做法。自从18世纪末开始议论俄国威胁论以来，日本国内出现了大量关于如何避免外国侵略的方法，19世纪英国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这一问题显得更加紧迫。“开国”和“攘夷”是五六十年代国策争论的两个极端，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一片存在着各种观点的广阔区域。主张拒绝美国人要求的并不只是对西方力量毫无认识的反开化论者。在许多方面，正是由于对敌人科技和军事上的优势有清醒的认识，才使许多人赞成拒绝佩里的外交照会。这些人解释道，同意的话将会使日本臣服于西方;反过来，拒绝则会带来危险并可能使日本战败，然而日本正需要这种同仇敌忾来提振日本人的精神，重整日本的军备。这类强调日本精神本质的观点，在逻辑上和那些努力想彰显这种精神的学术活动有关。对大部分有文化的日本人来说，它和水户平原上受到以德川齐昭为首的德川旁系大家族资助的学派有关。水户学的学者继承了德川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儒家学说和忠君思想，对西方势力有全面的认识。然而，其代表人物，例如会泽正志斋和藤田东湖，却强调必须在加强民族精神之后再与外国联系。他们的大名德川齐昭是19世纪50年代这种观点的有力支持者，作为水户藩的实际统治者，他一方面急于利用西方的军事技术，一方面又坚定地认为西方人没有进入日本的权利。
另一种做法是同意美国人的请求，希望在外国人做出过分之举之前满足他们的要求，避免无法取胜的抵抗，同时全面进口军备，提升日本的力量，为最终将外国人拒之门外做准备。在民众的心目中，这种观点与那些学习西方的、他们称为“兰学者”的人有关。在19世纪中期的日本，这些外部世界的专家在重要性和自尊方面大大增强。佐久间象山是江户西北部一个小藩的藩士，非常勤于教学和著述。他的领主在担任德川幕府的老中时表现不俗，使他也声名远扬，许多藩国都来请他去。佐久间有许多学生，其中包括长州藩的年轻学者吉田松阴。松阴后来在松下村幽禁期间，培养了一代未来的统治者。
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些观点尽管在争论时水火不容，但它们却有很多共同点。攘夷派认识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而开国派之所以赞成开国，也是为了加强国力以便将来一举将外夷赶出国门。佐久间象山强烈反对最终与佩里达成的协议，认为该协议不公平，是对日本的侮辱，但还是被一名认为他是叛国者的真正的保守分子杀害。他的弟子吉田松阴则通过热情的授课和不顾一切地策划暗杀与西方签订条约的幕府“逆”官，结果成为长州藩勤王志士和攘夷派的偶像。松阴广为西方人所知主要是通过罗伯特·史蒂文森(Robert Stevenson)的描述。史蒂文森深表同情地描写了他为了目睹外国人的威胁而试图登上佩里的战舰一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上不断出现新的可能性，开国和攘夷口号的内容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没有一种观点是固定不变的，也没有一种观点完全不受其他观点的影响。
幕府在这些问题上的决策权主要落在老中手里。老中由四五名谱代大名轮流担任，每人任期一个月。担任这一重要职位的谱代大名，均是祖先自16世纪后期便追随德川家转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的家族。他们与现有的秩序利益攸关，因而敏锐地意识到保持自己在制度上的优势地位非常重要，因此他们将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外样大名与国外无限制地接触。但是另一方面，在德川幕府的安排和控制下有限地开放国土好过与外国人开战，因为外样大名可能在战争中增强自己的实力和自主性。德川家的旁系，特别是水户藩的大名在幕府做重大决定时也有一定的责任。当将军没有子嗣时，继任者一般从尾张藩或者纪伊藩的旁系家族中挑选，水户藩的德川家按照惯例没有继承权，但是他们一直都担负着监护的责任，因此有特殊的地位。德川齐昭在外国威胁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以及水户学者的先见之明，让水户藩和偏向于保持社会现状的谱代大名之间产生了分歧，而这些将导致重要的冲突和幕府内部的分裂。
这种情况下更容易产生分歧和争吵。当幕府征求意见时往往不可避免。为了达成一致意见，同时分摊决策者难以避免的责任，在佩里到来一个月后，老中首座阿部正弘将佩里带来的菲尔莫尔总统(Millard Fillmore)的信的翻译件发给大家传阅。同时附上一封写给所有大名、高级官员、学者甚至是一些商人的请求信。“国家正在危难关头，”信中说，“请认真思考这封信的含义，并畅所欲言。”这个崭新而灵活的方法本身蕴含着危险，即幕府会倾听所有人的意见。它首次表明，幕府意识到在新的特殊危机下需要对组织机构做出调整。该组织机构在和平年代运作良好，但是虽能保证获得大名的顺从，却并不能保证获得他们的支持。年轻的阿部正弘首先迈出了这一步，表明德川幕府的等级制度对那些特别灵活且有进取心的人留有发挥空间。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他在执行自己的政策时不够坚定，而且在怨恨和不满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这种理性的表现也越来越少了。
从现存59位大名的回复中可以看出，阿部虽然没有通过咨询他人的意见而解决问题，但他确实使问题得到缓解。大名们的意见当然反映了高级家臣的意见，即同意继续实行闭关锁国这一理论上的美好愿望。他们知道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军事抵抗，因此竭力主张避免立刻发生战争，而且非常赞成马上着手整饬防务和军备。大部分留存下来(大约占总数的1/5)的回复可以解释为赞成至少暂时同意佩里的要求。然而，最强硬的观点来自德川家内部。由于他们都是有权参与决策的人，阿部仍不得不疏远一些他征求过意见的人。最重要的反对开国派是水户藩名义上的大名—德川齐昭之子，他赞成坚定不移地拒绝美国人的要求，而强大的谱代大名—彦根藩藩主井伊直弼提出的观点也很重要，即进行一段时期的贸易，从而帮助日本加强国防。幕府内部存在两派不同的意见，导致未来一定会产生激烈的辩论。井伊的态度受到一些直接负责防务和贸易的低级官员的鼎力支持，而且阿部正弘本人是他们仕途上的保护伞。另一方面，外样大名当时也很少反对设想中的幕府的意图，反对是后几年才出现的。萨摩藩的大名建议推迟决定，以便幕府和各藩制订防务计划。长州藩的毛利家建议拒绝贸易的提议，专心防务。佐贺藩的锅岛家主张立刻一口回绝，而土佐藩的山内容堂则建议拒绝美国人，转为向荷兰人求助，请他们帮忙制订一个紧急防卫计划。另一方面，其他的外样大名，例如福冈藩的黑田家则主张开放贸易港口。幕府组织的讨论至此毫无结果。它促使一些(也许是大部分)大名认真权衡各种利弊，并提出可以避免与外国人一战的方法。它也显示出我们一开始便已知道的，日本人对与西方世界重新进行交流的想法普遍缺乏热情，而且清楚地表明幕府通常请教的智囊团和领导层的意见有明显的分歧。
当佩里1854年回来听取德川幕府的答复时，此前向各藩保证将努力维持和平，并且不给佩里明确答复的幕府却勉强同意和对方签订条约。条约虽然没有包含任何贸易条款，但是佩里的目的已经达到。幕府还向大名承诺将尽快完善军备，这时已经开始订购。军事行动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是采取政治行动减轻不满情绪。为了获得对与美国签订条约的支持，阿部正弘任命水户藩的德川齐昭负责国防事务。攘夷派的首要代表就这样被说服，执行自己所反对的政策，因为他掌握的国防事务可能让他有朝一日得以实施更加强有力的政策。
但是，齐昭对行政和军事改革的大力支持却引起了幕府中守旧派的怨恨和担忧，他们认为全面改革威胁到了自己的利益。确实，破除藩国的限制，任人唯贤(就像齐昭所说的那样)可能会淘汰一些本来可以领干俸的人。例如，新设立的西学机构招收了两名教授、十名教授助理和三名句读教授，其中德川的家臣排在最后面，级别也最低。然而，针对齐昭的斗争却非常短暂。事实证明，他的主要支持者阿部正弘对长期的官僚斗争不感兴趣。1855年秋，他任命堀田正睦为幕府老中，并将领导权交付给他。两年后阿部去世，不过在那之前他的光芒已经被堀田掩盖。堀田从一开始便大力主张开国。没有了阿部的支持，齐昭在幕府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自那以后，攘夷派在江户便趋失势，甚至连发言的机会也失去了。
1856年，汤森·哈里斯来到下田，小心谨慎地开始了谈判，其成果便是1857年与幕府官员签订的贸易协定。到了这时候，每个人对西方的势力都有了更清楚的认识。西方对中国第二次战争的胜利使许多人抵制哈里斯的条约，但是其他人，例如参与谈判的德川幕府官员，则坚信与西方人打仗不会有任何效果。齐昭这时的攘夷态度也有些软化，但仍坚定地反对幕府进行谈判。相反，他提出了一系列与西方人保持距离的措施，但这些天花乱坠的措施更多地表明他是在反对幕府的态度，而不是政策本身。他说，假如不进行贸易就无法将美国人赶出去，那应该派他和三四百名浪人和农民的非长子到美国去。这样就不会“对农民、市民等人造成重大的伤害，因为你给我的只是没人要的非长子，不论发生什么事，全家人的生活都不会受到影响”。
江户没有人支持他，因此齐昭寻求京都朝廷的支持也就不足为怪了。水户学一直强调传统的忠君思想，因此京都的贵族都是他的天然盟友。更值得注意的是，幕府感觉到各藩对新的贸易条约不满，也向京都寻求支持。按照惯例，幕府在做重大决策之前，必须获得朝廷的批准，但是堀田正睦把这看成是让天皇降旨，同意与西方进行贸易的大好机会。因此，幕府的两股势力分别向德川家以外的京都势力寻求支持。这一重要的变化使得京都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也让之前一直小心翼翼不问政事的年轻公卿开始学习政治。而且，关于国事的发展使“天皇大感不安”的议论也传开了。长期以来幕府都认为，在它感到有必要的时候，它可以用“使天皇安心、保护天皇”的理由来为它的统治辩解。从这一天开始，它将不得不面对一种传言:它才是那个让天皇受辱和伤心的原因。不过，德川幕府的影响力并没有开始减少，而且这种言论主要是在那些老练的保皇派和天真的激进分子中传播，后者人数急剧增长，坂本龙马就是其中的一位。
京都成为国内和国际政治的中心。时势的紧迫和将军家定的无能，使许多人意识到日本急切需要一位能干且强有力的将军。家定没有子嗣，在继承人选择时便有许多可能。按照惯例和血缘关系的远近，幕府应该从纪伊藩的德川家中选出一名继承人，谱代大名都同意这种做法。但是这名继承人(即后来的将军家茂)过于年轻且没有经验，于是有人提出能干的庆喜才是目前最为合适的人选。庆喜是水户大名德川齐昭的儿子，过继给了一桥家。齐昭现在的位置非常有利，他可以通过支持“能干的人选”而支持自己的儿子。庆喜的候选人资格得到了几位有能力的大名的鼎力支持，包括萨摩藩的岛津齐彬、土佐藩的山内容堂、宇和岛藩的伊达宗城，以及德川家的旁系越前藩藩主松平春岳(庆永)。几年前阿部正弘曾经非正式地咨询过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这些藩主派特使到京都游说，希望朝廷支持幕府选择一名成熟且有能力的将军。值得留意的是，这群人中仍然没有任何仇恨幕府的倒幕思想。他们是希望通过选出一名有能力的将军来改变德川幕府。这名将军将有足够的智慧改变现有的制度，使之有益于国家的统一和强大，并将立于国门的外国人驱赶出去。
1858年春，堀田正睦亲自来到京都，敦促朝廷尽快下旨批准幕府的政策。在他到达京都之后，哈里斯协议和将军继承人两个问题被彻底混在了一起。这里现在成了阴谋策划的中心。那些支持庆喜的大藩主大部分都和朝廷的贵族有姻亲关系，因此可以轻而易举地施展影响。他们派出信任的家臣充当自己的代言人。那些人的地位和名气通常都不是太高，最适合眼下这个微妙而不起眼的任务了。然而，这座古城不像戒备森严、到处是幕府衙役的江户，因此也同时成为一些自封为独立卫道士的人活动的天然舞台，除此之外更有许多浪人、煽动分子和攘夷狂热分子在此活动。
朝廷贵族分为许多等级，非常复杂。堀田清楚高级公卿对德川幕府的愿望反应热烈，但是年轻和低级的廷臣在人数上占优。最后，高级公卿在辩论中胜出。堀田取得了险胜，天皇同意幕府政策的谕旨颁布下来。但是，关于该谕旨其实并非天皇本意的谣言甚嚣尘上，包括后来的维新领袖岩仓具视在内的一些低级廷臣集会抗议，并成功使天皇收回了谕旨。修改谕旨后的朝廷态度出现彻底逆转，旨意变成了向将军下令，要求他忠于德川幕府的现行制度。“变革东照宫以来之良法，涉全国人心之归向，难量永世安全。”谕旨还说，临时条约的签订将使“国威难立”。因此天皇命令幕府再次与大名磋商后再向朝廷汇报。
堀田返回江户时，已经想好了支持齐昭之子庆喜成为将军继承人的计划。鉴于国家正处于危急关头，幕府将任命一位大老来领导老中。首先推举庆喜为将军继承人的松平春岳似乎是这个职位的可能人选，而如果这个任命顺利的话，其他职位的任命也就顺理成章了。幕府的合作态度将赢得京都的信任，届时，京都将会支持幕府的行动，而在京都活动的大名也将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这个计划失败了，因为谱代大名在江户的圈子中仍然有着很强的势力。他们警觉到自己的特权正在丧失。这些人成功将彦根藩大名井伊直弼扶上了大老的位置。继承人的问题很快也解决了，大家都倾向于选纪伊藩的旁系家族。不久之后，幕府开始对庆喜的支持者进行清洗，并逐渐蔓延到朝廷和家臣中间。那些受大名委派而前往京都为其游说的家臣遭到尤其严酷的处理，许多人被处死或者死于狱中。正当幕府进行大力整治时(假如这种整治谈不上聪明的话)，西方人在中国侵略愈深的消息传来。幕府的谈判官员从汤森·哈里斯口中听说这些消息后惊恐万分，不停地催促幕府立刻批准条约。1858年7月，大老井伊在没有取得天皇同意的情况下批准了条约。这一系列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疏远了许多外样大名，京都的公家和德川阵营内的水户藩也同样疏远了幕府。土佐等地的勤王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佩里到来后的几年时间里，这些政治和外交上的变化占据了绝大部分国内事务。幕府对西方问题的反应包括采取一系列旨在加强军事装备的措施，而简要叙述一下它们对我们是有益的。19世纪50年代，荷兰人对日本的影响达到了顶峰。显然，无论贸易与否，为了加强国防，日本也需要更多的西式武器和技术，而荷兰人则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些信息的传递者。所以，这十年是通过这一过渡性渠道获取西方科学技术的最后一段时期，随着1860年港口的全面开放，荷兰人的势力将被英国人和法国人取代。19世纪50年代还涌现出几名海战方面的专家，后来在幕府的政治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一人便是后来成坂本龙马朋友的胜海舟。不幸的是，幕府的计划受到业已描述过的政治纷争的影响，对技术方案的支持时断时续，导致原来设想的许多目标都没有达成。这对于未来关键性十年中幕府的力量有着重要的影响。
19世纪50年代，通过荷兰商人进口的书籍和武器数量明显增多。50年代末期，冯·西博尔德(P. F. von Siebold)回到长崎，使荷兰的贸易攻势更加突出。冯·西博尔德在世纪之初曾经来过日本，为西学在日本的传播奠定了基础。1854年，“索恩宾”号汽船被派往长崎，随船同去的还有海军上尉法比尤斯(G.Fabius)。法比尤斯带来了一封信，其中解释说因为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一时无法弄到战舰，所以无法满足日本先前提出的购买一艘军舰的要求。尽管如此，荷兰国王为了彰显对日本国王的友好之情，派法比尤斯前往日本，法比尤斯在日期间，将尽自己所能地教日本人造船和航海技术。从8月21日到10月26日，有200多名学生在长崎听法比尤斯授课。法比尤斯回国前，日本人送了他两把日本刀以示感谢。
法比尤斯回国后的报告让荷兰加大了对日本的帮助，其中最重要的一步便是在1855年派出一支由海军上尉佩尔斯·里杰肯(Pels Rijcken)率领的21人小队，连同“索恩宾”号来到日本，教授日本人航海技术。“索恩宾”号也作为礼物赠送给幕府。后来，“索恩宾”号改名为“观光丸”，成为日本人学习现代航海术的第一个工具。1857年，这艘船在日本人的驾驶下驶往江户，船上的水手也都是受过荷兰小队教导的日本人。1857年9月，第二支荷兰小队来到日本，代替第一支小队继续培训日本人。他们使用的是荷兰政府卖给幕府的其他船只。1859年3月，可能是因为江户的统治者怀疑有官员牵涉其中，这项计划遭到中止。但是，长崎的一所医学校则一直开办到1863年。
两支荷兰训练小队提交给政府的报告显示，他们对日本学生取得的进步并不是太满意。教官们对封建地位给现代技术教学造成的困难记忆犹新，他们说，日本水手都是很棒的小伙子，个个身体健康，但是由于出身低微，一开始并不允许他们带任何武器操练。由于没有任何伙食补给，这些人便在“索恩宾”号上生火做饭，他们的长官则神经兮兮地担心会引起火灾。相反，那些出身高贵的日本人一方面年纪太大(二十大几或者三十出头)，一方面也太傲慢，不关心有效管理所必需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在荷兰指挥官的抗议下，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水手们可以带枪操练。所有的军官都必须学习荷兰语，后来计算和测航两门课都是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授课的。但是教官们仍然认为，他们的日本学生怀有可悲的等级意识。这些人对训练中那些有趣的方面非常感兴趣(“击鼓课简直乱成一团，二等兵赫夫蒂耶[Heftij]训练的十到十二名鼓手整天带着鼓在大街上砰砰砰地敲个不停”)，但却非常不愿意进行必要的精神训练，认为那太过无聊。报告特别指出，与藩国来的学生和军官相比，德川家的军官在精神上和制度上的适应性都比较差，尤其是那些来自彦根(佐贺)藩的学生，要比来自德川家的学生优秀不知多少倍。
当然，这份对于德川家臣的负面评价中也有例外。第二支荷兰小分队的指挥官范卡滕戴克(Van Kattendyke)写道:“皇家(即幕府)和藩国的军官中也有一些能力突出的人，他们将来肯定大有作为。”胜海舟无疑便是其中一位。他协助教官授课，并在1857年“观光丸”驶往江户时担任指挥工作。就这样，荷兰人的教导一方面开始了日本现代海军的训练，一方面使一些未来具有领导才能的人崭露头角。对于坂本龙马未来的恩人胜海舟来说，这个经历尤其重要。
这几年通过长崎进口的书籍大部分都是为江户新设立的一个西对学机构所购置的。在佩里到来后不久，胜海舟便上书幕府，强烈请求设立一个专门收集和传播西学知识的机构。胜海舟希望设立学校，吸收西方和中国在军事、枪炮、天文、地理以及所有相关的科学知识。他说，只有这样，日本才能变得强大，与西方接触时才能无惧其带来的危险。幕府的高层听取了他的意见，经过认真准备，1857年初，江户的“蕃书调所”开始运作。幕府从全国征调有才干的人任职，使这个机构成为西学最重要的中心。
尽管当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幕府与藩国、朝廷之间的地位也在迅速变化，但佩里到来后的几年，幕府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贸易往来却越来越接受。1860年，幕府首次派使团到西方访问标志着他们踏出了第一步。官方使节出使时乘坐的是一艘美国轮船，然而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一群在长崎受过荷兰人训练的船员自己驾驶“咸临丸”来到旧金山。
使团成员带回来的书籍和个人经历都是全新的西学知识。他们的亲身经历证明英语远比荷兰语重要，使日本人学习荷兰语的热潮转向了英语；他们在美国的亲身经历以及购置的书籍，使这种转变将成为永久性的转变。
使团对国策也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三人对日本问题的反应截然不同。他们的每一种观点都代表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川幕府的最后几年正是在这些观点之间摇摆。福泽谕吉是这些人中政治色彩最淡的一位。他是大阪一家私塾的荷兰语学生，在外国商人来到横滨之后，他转而努力学习英语。福泽谕吉认为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教育和启蒙，他将余生都用在普及和推广自己丰富的西学知识上。福泽致力于帮助落后的国民身上，对政治没什么兴趣，对政客就更不用说了。胜海舟本来就支持蕃书调所成为推广西学和各类科学技术的机构，回来之后更是坚定不移相信全面实现现代化和自由平等的重要性。他是第一批建议将军放弃统治权的人。在接下来几年与不同等级和不同地区的人(例如松平春岳和坂本龙马)的接触中，胜海舟将展示出其不同寻常的平权思想的发展过程。第三个人是小栗忠顺，后来会接替胜海舟成为幕府的海军奉行。小栗回国后同样认为有必要实行全面的现代化。然而与胜海舟不同，小栗希望在幕府的支持下这么做，并且认为这完全可能实现。他逐渐接受了一种观点，即幕府必要时可以在外界的帮助下将对手打压下去，结束封建制度，建立一个在自己独裁统治下的现代统一国家。大家将会看到，不管这些反应之间的差别有多大，如果进行合理的推论，每一种都将对传统的幕府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因此，在与西方接触的最初几年里，日本的政治面貌发生了深远的变化。少数几位能干的大名敢于大胆地参与政策的制定，而这在之前是禁止他们涉足的领域。尽管鲁莽行事将使他们中的几位受到幕府的惩罚，但他们继续发挥自己的影响，许多时候，在隐退后也一样有强大的影响力。幕府向大名征询意见并向朝廷寻求支持，表明它已经将权力放松，以后它将发现再将这些权力收回是多么困难。最后，西学和与西方交往的计划一旦开始就无法结束。一批新的顾问和专家将由此产生，他们的意见虽然基于特殊的第一手知识和经验，但却在将来起到重要的作用。对权威、等级和传统的尊重等德川时代日本的特点将被自信和果断取代，而这种变化现在已经开始了。目前所讲述的这些事件中，直接的参与者并不多。但是，随着他们的努力在藩国展现出来，几个人变成了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因此，我们现在有必要将视线转向土佐，讲一讲龙马的青少年时代了。
—End—
本文编选自《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文由出版机构提供，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欲转载，务必留言说明。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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