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现代性与大屠杀》导读
2023/2/26 10:00:00 勿食我黍
作者｜周雪光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二十世纪上半叶纳粹的种族大屠杀是当代史上举世震惊的事件，引起了全世界范围对种族迫害和暴力的声讨和反思。在浩如烟海的这一主题文献中，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独树一帜，将这一悲剧放进世界文明进程中，放在理性社会和官僚组织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展示了纳粹的反人类罪行与现代文明的组织方式和道德基础之间的密切关联。鲍曼的研究超越了种族、宗教和人性邪恶的委罪归咎、超越了具体的时空边界，获得了划时代的意义。在理性规划盛行、高科技驾驭社会的今天，鲍曼的思考和呼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现实意义，更值得我们仔细聆听和思考。
让我们听一听鲍曼发聋振聩的声音吧：纳粹制造的种族灭绝大屠杀，不是人类文明史的暂时挫折，不单是邪恶力量所为，而是现代发展起来的官僚组织的产物，是随人类文明而来的现代性所孕育的副产品。没有人类文明的现代性，没有现代官僚组织，就没有纳粹大屠杀。在这本书中，作者以犀利的笔锋、痛心的领悟，带领我们重新审视现代史上各种人为大灾难的渊源，读来心灵震动，思绪难平。
文明进程、现代性与大屠杀
不破不立。鲍曼的讨论始于对大屠杀已有讨论和研究的严厉批评。长期以来，关于大屠杀的反思中有两种盛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针对犹太人和犹太人历史所发生的特定历史事件，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另一种观点将大屠杀归咎于纳粹暴徒的人性失落、病态以及某些特定的、社会的、种族的或宗教冲突，特别是一些与现代文明相悖的社会因素。换言之，这是人类文明演进程中的挫折，是文明要素的暂时失灵所致。
在鲍曼看来，社会科学研究取向在这个领域中有极大的失责。它陷入现代性塑造的理性神话中不能自拔，成为这一制度的伴唱，无力超脱而反省之。这些思维定势将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整体性问题缩小为个别，局部的、特定种族相关的问题或归因于异常出现的邪恶力量和野蛮行为。社会学的研究范式通常是罗列各种因素，然后在实证基础上一一检验其合理性，剥离出有显著影响的因素，据此提出解释。日益分工精细的学科研究把重大社会现象切割得支离破碎，将其碎片化、边缘化。作为一名社会学家，鲍曼的批评主要是针对社会学的有关研究工作，但从行文涉及内容来说，这是针对整个社会科学研究倾向的起诉书。鲍曼以这个大视野开始了他深邃犀利的社会学解剖。
鲍曼鲜明地提出他的中心观点：大屠杀不是现代性的失败，而是现代性的产物；不是历史文明进程的断裂，而是它的延伸，是现代社会运行逻辑的一个结果。换言之，只有在现代社会中这一大屠杀才成为可能。从经验事实上看，反犹主义活动在欧洲历史上时常出现，散布于不同国家区域，在德国并不比其他地方更为剧烈。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欧洲各地从未经历过如此规模和残酷程度的种族灭绝行动。因此，认识现代社会的理性化模式是寻找大屠杀渊源的切入点。让我们跟随作者审视的眼光来追踪一下他的思考链条。
鲍曼提出，19世纪以来的思想家们—从埃利亚斯、马克思、到韦伯--对世界文明历程都有一个类似的想象，即这是一个不断理性化、不断开明进步的过程，人类从生存竞争到理性化发展，从情感支配到理性思维，逐渐走出野蛮行为、走出弱肉强食的霍布斯世界，迎来现代性的曙光。这一文明进程有两个核心所在：其一是对非理性行为的抑制，其二是将暴力收归国家手中，从而减少以至消除社会中的暴力。也就是说，文明社会承载着道德力量，推动规范性秩序从而保护个人安全。
随现代性而来的一个产物是关于社会设计的宏伟想像。鲍曼注意到，从启蒙运动开始，现代社会就以积极态度来管理和改造自然和自身。19世纪以来的社会理论家和思想家提出了各种规划蓝图。现代国家的兴起和权力集中提供了理性设计的巨大推动力，现代性提供了科学化、秩序化、分门别类、确定边界等一系列理性程序。鲍曼将这些社会设计比喻为理性的园林设计：区分不同草木，不同类别，不同区域，按照意图，一一安排。这样的设计蓝图，一旦付诸实施，那些被认为是弱苗莠草的种类，就会被无情地、有效地铲除。在这里，我们可以嗅到那场大屠杀的现代气息。 现代性的另一个产物是有效的组织实施机制。官僚组织提供了现代社会的组织基础，使得社会工程的宏伟计划，不仅有了想像的空间，而且具备了实现的理性途径和技术手段。行政官僚与军队部署、工业过程和程序操作有高度相似性。同样的理性设计、技术知识和组织过程，可以应用于实现国家意志所指的任何目标。也就是说，实施大屠杀的行为“在组织意义上与‘普通的’管理和经济部门设计、指导和监督所有其他有组织的行动并没有什么区别。” (19) 实施大屠杀的“最终解决”方案(the final solution)正是应用了现代文明的工业能力和技术知识，理性地、高效率地达到了预定的组织目标。 现代性带来一个重要后果是，目标与手段、道德与行为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明化进程是一个把使用和部署暴力从道德考量中剥离出去的过程，也是一个把理性的迫切要求从道德规范或道德自抑的干扰中解放出来的过程。(38)”鲍曼注意到，在现代社会，恐怖活动和折磨不再是激情的工具；它们已经成为政治理性的工具。也就是说，暴力变成了一种技术。就像所有的技术一样，它不受情感的影响，是纯粹理性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连串连接制度与行为的链条。现代性与当代国家及其宏伟规划相关联，需要分门别类地加以安排，需要制造差异、区别你我他，以便强化边界和秩序。正是在现代文明进程中，在现代国家垄断暴力的面前，反犹主义获得了新的意义：犹太人被排斥为另类，被视为“内部的外人”，从而成为打击对象以便强化内在凝聚力。 这一理性不仅体现在国家意志、组织执行者身上，而且也体现在犹太人受害者的行为上，即受害者也顺从配合。正是在现代社会权力的“正常”运转中产生了大屠杀事件。 让我们仔细体会一下鲍曼的这段话：“我以为，官僚制度文化正是大屠杀主张得以构思、缓慢但持续地发展、并最终实现的特定环境；它促使我们将社会视为行政管理的对象，视为亟待解决的一堆‘问题’，视为需要加以‘控制’，‘掌控’并‘改进’或‘重塑’的一种‘自然状态’，视为‘社会工程’的一个合法目标，总的来说,就是将社会视为一个需要设计和强行维持其设计形态的园林(园林区划将植物区分为需要照料的‘人工培育植物’和应当被刈除的杂草)。”(pp. 24-25)
如此，鲍曼引出了本书的一个尖锐深刻而又让人痛心疾首的结论：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其必要条件。正是现代文明化的理性世界让大屠杀变得可以想像。从文明进程中的国家权力和意志，宏伟社会规划，社会工程能力，到社会群体的分类与边界，再到在特殊条件下的启动执行，大屠杀不是文明进程的对立面，而是这一进程的另一侧面。作者写道：“典型的社会设计和社会工程的现代雄心，加上典型的现代权力、资源和管理技术集中趋势，这两者的结合制造了屠杀场。”(p. 104)在国家意志和垄断暴力面前，文明进程中建立的防止野蛮邪恶行为的种种屏障都失效无用。 现代性、组织机器与道德消失点
书中提及这样一个情节：在1978年的一次“大屠杀后的西方社会”主题讨论会上，对大屠杀有深刻分析的学者鲁本斯坦(Richard L. Rubenstein)提出，也许我们可以从大屠杀这一悲剧中重新解读“韦伯对现代社会趋势所作的一些人所皆知的预测”。鲁本斯坦要强调的是，在韦伯关注的现代官僚制度、理性精神、效率原则、科学思维等理论中，没有防范纳粹暴行可能性的机制。进而言之，组织理性化的过程蕴含了促就这一灾难的潜在趋向。当时在座的韦伯专家罗斯(Guenther Roth)持强烈的反对意见。他指出，韦伯持有自由主义主张，维护宪法，支持工人阶级投票权，纳粹暴行与韦伯的理念背道而驰。
然而，这正是鲍曼提出的重大问题，即为什么现代性的官僚组织为纳粹暴行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韦伯指出，人类文明的演进带来了现代性，体现在制度和行为的理性化过程中和严密有序的科层组织中。随着这一组织形式在各个领域中的扩散，推动了整个社会的高度组织化和理性化。韦伯对现代行政管理制度有如下的冷静描述：
“准确、快速、明晰、文档知识、持续、谨慎、完整、严格服从、减少摩擦、减少物品和人事成本—这些方面在严格的官僚行政管理中达到最优化状态…… 针对事务的‘客观’处理的主要意义是，按照精确计算的规则加以操作，而对其中的人事方面不予关注。”(Gerth & Mills From Max Weber, p. 214, 215)。
在鲍曼看来，正是具有上述特点的理性组织有效地执行和实施了大屠杀的工程。这不是偶然的。官僚组织中蕴含着内在的机制，促使家庭与组织、情感与理智的分离和对立，特别是道德与理性之间的隔离。对理性的追求导致了对道德自我约束(moral inhibition)的排斥，即组织成员本身的道德判断被组织理性所抑制、排挤以至泯灭。大屠杀再次提醒我们，官僚制度在追求效率时是多么地刻板冷酷且道德盲目。
对于官僚组织的弊病和潜在危害，社会科学研究早有关注。在二十世纪初韦伯阐述了西方社会走向理性化和官僚组织兴起的大趋势。与此同时，他也表达了对官僚组织成为抑制人们自主性的“铁笼”的深深忧虑。[1]社会学家默顿在1940年也提出了官僚人格的概念(bureaucratic personality)。[2]他指出，官僚组织中诱发出工具理性取向，即一味服从、摈弃价值判断的危险倾向。韦伯式官僚组织是一个理性组织，行为的可靠性和可预测性占据重要地位。为了这一组织目标而产生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来保证人们按部就班地行动、按照规定的角色作为。例如，各种规章制度塑造了人们循规蹈矩的取向。默顿进一步提出，按照规章制度来行事还是有风险的，因为人们有好恶情感，有同情心。官僚组织不满足于形式上的循规行为，还要诱使成员将其内化，把这些规则转化为自己完全认可的一种人格，即官僚人格。如果说专业化过程使得人们内化有关专业规则、专业判断、专业角色和道德的行为方式，那么，官僚化过程正是组织成员内化组织规则、组织角色和行为方式的过程。这个内化过程常常超越了技术上的要求，而成为人们内在的价值观念。结果是，不管在什么情形下组织成员都会按照规则行事。当规则与现实不符、需要灵活性的时候也不愿意变动，只是一味地认同规则。可以说，组织成员就是人格化的规则。如果不按规则行事，他会认知失调，心理不平衡。官僚体制的很多问题，如非人格化、僵硬刻板等等，都反映了类似的现象和行为。
二战后在纳粹暴行的震惊之余，许多学者在研究韦伯式官僚组织时，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官僚组织与民主社会之间的潜在紧张，这一主题反复出现在这一文献的经典作品中。[3]官僚组织建立在权威的等级结构之上，而民主制度是大众参与的开放组织形式，两者间的组织原则有内在紧张。随着正式组织在现代社会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对民主制度的影响也日益凸显出来，不断唤起人们的关注和讨论。[4]官僚组织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地位和影响，成为一个令人关注、亟需回答的问题。 鲍曼沿着这个方向做了前所未有的深入开掘。鲍曼借用凯尔曼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导致理性与道德分离的三个机制，并进行了细致深入的阐释：第一，暴力被赋予权威，这一点经由正式组织的权威结构加以实现；第二，行为由组织常规所构建；第三，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打入另册。鲍曼的讨论特别指向了官僚组织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首先，理性组织建立在严密的组织纪律原则之上，要求成员放弃自我，接受组织指令。组织权威结构剥夺了其成员独立思考、道德判断的能力，将组织行为圈入不受道德判断的领地。鲍曼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现代官僚体系中，理性化趋势这种普遍的成就已经被顺理成章地法律化和制度化… 使道德保持缄默是理性化趋势的主要任务，也正是它作为行为的理性协作工具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p.39)。为此组织设置了相应的制度安排，“通过荣誉、纪律取代了道德责任。惟有组织内的规则被作为正当性的源泉和保证，现在这已经变成最高的美德，从而否定个人良知的权威性。”(p. 30)组织通过一系列奖惩机制，如褒奖、进退升迁的职业生涯阶梯来强化人们行为与道德判断之间的分离。正如一位纳粹战犯为自己执行上司命令的行为所辩护的那样，“我认为，我处的位置不是去判断他的措施……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我的道德良知屈从于这样一个事实：我是一个军人，只是庞大国家机器中一个微不足道的齿轮。”(p. 31)
其次，正式组织的一个基本特征是，通过常规程序(routine)来塑造组织行为，以确保成员行为的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预测性。这些常规使得人们在操作性日常工作中扮演了一个“行为中介”(mediation of action)的角色，即他的行为只是官僚体制长长指令链条的一个环节，要通过其他环节才能达及被影响者。而组织常规的内化塑造了默顿笔下的“官僚人格”。如此，行为与后果之间的隔离减缓了道德约束的压力，提供了道德催眠药。鲍曼进一步指出了两个平行的过程：其一，事务功能的精细划分，拉大了施害者与被害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其二，以技术的责任代替道德的责任，走向理性组织中的非人性化，导致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分离的向上负责制。大屠杀的产生依赖于组织惯例而不是个人热情，依赖纪律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沉迷。这样，官僚组织成为一个执行自上而下的意志指令的高效率的机器。
第三，组织提供了有效的的工具来行使权力，将人群分类，将某些范畴的人群标签化进而污名化，直至将他们排挤出人性顾及的领域之外，以致对他们实施暴力而不受人性道德的约束。前面已经讨论到，大屠杀的条件之一是剥夺受害者的人性，以各种边界来区分构建不同的类别，将“无价值的生命”打入另册，从而为实施暴力提供正当性。在纳粹第三帝国的制度设计中，种族主义正是这样一个分类基础，而官僚组织提供了实施的手段。如鲍曼所说，只有在一个有完美社会的设计并有计划且持续不懈地努力来实施这个设计的环境当中，种族主义才能盛行起来。在近现代史上各种暴力导致的大灾难中，我们看到类似过程一再重复再现。
鲍曼提出了一个关于“道德消失点”的形象比喻。社会距离与道德意识密切相关。当人们之间距离很近时，通常会产生相应的道德感。那些社会分类机制将人们隔离，拉大社会距离。随着社会距离的延长，对方的道德意义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他人的道德责任开始萎缩，直到两者完全分离，视而不见。组织的服从纪律、组织常规和人群分类等做法稀释以致摆脱了道德责任，直至其完全消失在视野和思想的地平线之外，那正是“道德消失点”。
引人深思的是，这个过程不是一步到位的理性设计，而是官僚组织自身运行过程和常规程序的推动所致。对此，鲍曼有细致的论述。对于希特勒要在德国境内清除犹太人的这一目标，官僚机构全力以赴地贯彻执行，但具体操作方式一直变动。起初的方案只是将犹太人迁移出德国。随着德国在欧洲的扩张、疆界变化以及管理负荷的增加，这一目标也不断调整，在不知不觉间走向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的行动。而这一切“都是官僚体系平淡无奇的例行行为。…这个选择就是当连续不断的问题涌现在变动的环境中时，最急切地想去找到一个例行解决方案的结果。” (p. 23 ) 这个描述与我们在日常生活司空见惯的官僚机构运作过程何其相似乃尔! 现代性、大屠杀与高科技的今天
鲍曼的著作紧扣主题、立论鲜明、分析深刻、文字犀利，冲击力极强，给读者带来了不仅是思想上的启发、知识的增长，而且是是内心的震动和反省。这不仅是因为大屠杀的惨烈悲剧，更是因为导致这个悲剧的动因恰恰来自我们向往追求并热烈拥抱的现代性。
在我们生活其中的当代社会，这本书的主题更为凸显。书中讨论的那些导致大屠杀的现代性条件仍然存在：国家权力的集中，社会规划的宏大抱负，高度动员能力的官僚组织，日新月异的高科技发展，这些现代性的取向可以造福人类，也可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鲍曼提出，如果将大屠杀看成是对现代社会潜在可能性的一次罕见而又重要并且可靠的检验，那么这个结果令人吃惊：人类在这个检验中惨遭失败。现代性中孕育出邪恶，防范机制失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这种邪恶束手无策，甚至视而不见，直至大屠杀悲剧发生。鲍曼的分析表明，大屠杀是一些各自存在的现代性因素结合起来的结果：强有力的政府，战争掩护下的借口说辞，庞大有效的官僚机器，以及那些技术官僚的行为模式和心态。这些条件大多存在于“正常的”现代社会中，只是需要与一些偶然因素结合，就可能产生致命的危害。深入解剖官僚体制的理性模式有助于我们理解大屠杀事件的现代性渊源。同样地，如鲍曼所说，大屠杀对于我们理解现代官僚体制的理性化模式也至关重要。
阅读这本书时我的心情一直是沉重的，因为书中讨论的种种机制和情景在今天的世界中举目可见，似曾相识的情形在我们身边也时有见闻。鲍曼的讨论让我们联想到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在《国家的视角》中所列举的类似例子，即国家发起的社会工程导致了巨大的社会灾难。[5] 这些社会工程可能有着良好的愿望，但官僚组织成员或按部就班或紧张匆忙地贯彻执行上级的指令和压力时，束缚于严密的组织纪律和权威关系中，正是扮演了书中所说的中介环节。高度一致、服从权威，可以高效率地提供公共产品，为民造福；但也可以贯切邪恶意志，践踏人民。更多的情形是，现代性大环境使得我们时常漫不经心地将人性价值搁置一边。岂止是搁置一边，在组织理性中根本就没有为道德判断留下生存的空间，以致受害人在视野中消失不见。那些司空见惯、耳闻能详的口号 — “我不管过程，只要结果!”“这是政治任务，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完成!”— 不正是为鲍曼痛斥的当代官僚组织的弊病和潜在危害的极好脚注吗？!
高科技的发展，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的兴起，一方面给了社会规划更大的想象力和空间以及实现规划抱负的组织能力；另一方面也大大延长了政策参与者与政策承受者之间的社会距离。例如，传统战争中面对面厮杀拼搏，参与者直面战争的狰狞残酷，引发了有关人道主义方面的各种制度规则。而在现代战争中，长距离的攻击技术，如无人机的军事应用，使得操作者与受害者之间距离遥远，犹如电脑上的游戏一般，按钮操作执行，大大削弱了传统意义上的道德约束。
环顾当今社会，人们也在努力地走出现代性带来的困境。新兴的平面组织形式、松散关联的组织结构为组织成员提供了多样性和自主性的空间，组织内部也在发展出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来制约正式权力的滥用。重视技术与道德、生产与社会责任、人文精神与人工智能之间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积极的取向和努力是否可以增强文明历程的正面影响，有效地抑制鲍曼指出的文明进程的“另一侧面”呢？
若干年前在德国访学时，我参观了慕尼黑郊区的达豪集中营(Dachau)。这是纳粹于1933年建立的第一个犹太人集中营，从开始至纳粹投降，从未间断。集中营的黝黑大铁门上，有着用钢筋焊制出的纳粹口号：“工作带来自由。”实际上，凡是进来的犯人第一失去所有财产，第二失去所有权利，第三失去所有尊严。集中营犯人的狭小床铺，外貌不扬的一排平房内面目狰狞的焚烧炉，以及展览厅外矗立的雕塑—因饥饿所致的瘦骨嶙嶙的肢体交错叠加、挣扎而出的造型，令人心情沉重压抑。
令人欣慰的是，在展览馆的宽敞演播厅里看到一队队德国少年学生鱼贯而入。据说，这里是德国学校进行历史教育的场所。我们需要正视邪恶，因为它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我们身边出现。英国作家奥尼尔这样说过，“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今天就控制了过去。”鲍曼大声疾呼：“如果奥尼尔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那么，为了我们的未来，必须制止那些控制了今天的人企图操纵过去的做法，因为他们的行为将使人类在未来无法生存。”(2000年版后记)
鲍曼心目中的读者一方面是致力于以史为鉴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另一方面是那些拥抱现代性、致力于用组织来改造社会的人们。社会科学研究中日益分化、价值中立的取向使得许多学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放弃其社会责任。纳粹时期的一些科学家、学者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甚至成为帮凶。战后的有关研究工作将这一历史事件碎片化、边缘化，将其重大现实意义湮没在各种分析技术中。面对人类历史上的大屠杀事件，社会科学研究的不同取向可以引出如此鲜明不同、甚至意义相背的结论，发人深思。
正视过去，杜绝邪恶，不仅需要义愤填膺的振臂呼喊，同时也需要冷静深刻的解剖分析。鲍曼这本书正是在从事这项极有意义的事业。这本书应该是组织学、管理学和社会科学的必读教材。那些希望通过社会规划和官僚组织来实现良好愿望和宏伟抱负的人们，可以从中得到极大的警示和启发。
注释：
[1] Weber Weber, Max.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 Merton, Robert K. 1968. "Bureaucratic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 Pp. 249-260 i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edited by R. K. Merton. New York: Free Press.
[3] 例如Blau, Peter M. 1963. The dynamics of bureaucracy; a stud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in two Government agenc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elznick, Philip. 1949. TVA and the Grassroot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rozier, Michel. 1964. The Bureaucratic Phenomen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 Wilson, James Q. 1975. "The Rise of the Bureaucratic State." The Public Interest 41:77-103. Coleman, James Samuel. 1982. The asymmetric society.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Galbraith, John K. 1984. The Anatomy of Power. London: Hamish Hamilton.
[5] 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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