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演员”：君主权力的仪式化展演
2023/3/1 10:00:00 勿食我黍
作者｜苏珊·P. 麦卡弗里(Susan P. McCaffray)
北卡罗来纳大学威尔明顿分校的历史教授
圣彼得堡的冬宫曾是俄罗斯专制政府的至高建筑象征。19至20世纪初，它逐渐成为圣彼得堡本身的象征。1917年俄国革命之时，俄罗斯的统治者实际上已不在此居住，至于民众，他们最易进入这一恢宏建筑的地方则是其附属的皇家艾尔米塔什艺术博物馆。这座宫殿的事迹诉说着俄罗斯君主制存续的最后150年间沙皇与都城之间的故事。事实证明，冬宫是君主制的绝妙舞台，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交锋的场所。如果我们对冬宫的生活体验进行细致研究，势必会对俄罗斯君主制统治民众的权力范围和局限有进一步的了解。我们还可以追踪19世纪末冬宫、艾尔米塔什以及它们的珍宝所吸引的受众由君主本身转向都城百姓的渐进过程。这种对这一位于涅瓦河河堤上的建筑群的微妙篡夺，是君主制开始瓦解的众多线索之一。
《到冬宫去：俄国君主制的登场与落幕(1754—1917)》[美] 苏珊·P. 麦卡弗里 著高领亚 译光启书局 出品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
君主制给现代世界留下大量遗产。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其他地方，这一遗产首先包括一个中央集权政体的理念和实施，以及一个文化实践和相关机构形成的牢不可破的网络。俄罗斯君民一起创建国家社稷，构建民族观念，进行文化传承，尽管他们并不是平等的合作伙伴。统治者恩威并济笼络下属，但君主专制政体却是一个双向道。在这种政府体系中，君主统治着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并“向”及“为”其代表民众福祉。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君主的第一职能都是政府首脑，并依赖于贵族和由文职人员及军事部属组成的军队。本书的核心是君主的第二职能，即象征和仪式性地代表其统治的国家和人民。头戴王冠的统治者在此同样扮演着主角，在一众“舞台工作人员”和“配角”的协助下，向国内观众展演着君主制。精彩的表演让这些看客们看得津津有味。君主虽只有一个，但君主制却是集体而为。理查德·沃特曼(Richard Wortman)写了一本关于君主制在圣彼得堡乃至整个帝国的礼仪和仪式的杰出著作。本书在借鉴他的著作的同时，旨在阐明君主与皇室家眷以及首都京城内的“配角”之间的互动。尽管这样的项目有着诸多困难和局限，但对于罗曼诺夫王朝权力展演的观众来说，试着去了解事情可能的面目却很有必要。
与欧洲其他君主专制国家相比，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覆灭的时间稍晚，但其君主制并非一成不变。直到20世纪初，俄罗斯的统治者还在对宪政和革命进行抵抗，早在17世纪，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就屈从了前者，后者在18世纪则将法国波旁王朝扫进了历史尘埃。可以确定的是，在俄罗斯专制政体最后的150年间，帝国政府变得越来越严密，越来越高压，越来越高效，助它延续至20世纪。但是君主制的仪式展演效果如何？在漫长的19世纪，统治者要展示什么？向谁展示？他们这方面的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俄罗斯君主制漫长的收场过程中，这一展示又有何改变？是否有办法评估这一展演对亲身目睹的人们所产生的影响？这些问题的答案有助于理解君主们和他们治下的百姓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揭示俄罗斯帝国时期君主制的效用投入一道光芒。
虽然君主和平民身处的世界截然不同，大体上相互分离，但要想对君主制及其在当代俄罗斯的遗留问题有令人满意的理解，就需关注两者交汇之处以及连接他们的中介。在18世纪及19世纪的俄罗斯，这些接触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正是首都圣彼得堡，纵观欧洲实行君主制的国家，圣彼得堡与其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可谓独具一格。圣彼得堡并非古都，而是由彼得大帝于1703年创建，唯一目的是规划俄罗斯的新理念。彼得大帝1709年下旨圣彼得堡此后将代替莫斯科成为俄罗斯首都之时，这座城市便获得了专为其打造的使命，即成为代表俄罗斯理念的君主政体的中心。每一个前来这一新兴城市的人，总是以某种方式，为专制君主效劳，前后几乎跨越了两代。
那么，圣彼得堡人民是如何参与其统治者君主制展演以及君主制与城市之间的变化关系的呢？本书的目的是研究俄罗斯帝国时期君主制思想的登场以及大众对其的观赏，因此重点将是君主制的主要舞台——圣彼得堡的冬宫以及冬宫广场。冬宫由彼得大帝之女伊丽莎白及其宫廷建筑师弗朗西斯科·拉斯特雷利(Francesco Rastrelli)于1754年至1762年间所建，在1917年俄国革命之前，一直是罗曼诺夫王朝的主要住所。
圣彼得堡的冬宫是最后一座建在欧洲主要首都中心位置的皇家住宅，而它所处的首都也仅有50年历史。作为向外宾和朝臣展示财富、权力和优雅的场所，罗曼诺夫王朝的冬宫几无对手。但事实证明，城市与宫殿的共生关系才是关键。历史学家布鲁斯·林肯(Bruce Lincoln)认为：“欧洲众王，无论男女，其宫殿给人们的气氛和意义，均与冬宫无法比拟。”如果此言不虚，这些气氛和意义更多的则是与冬宫与其城市环境的契合方式有关，它的窗户可以让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近距相望。
当然，在支撑朝廷和皇室方面，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冬宫与维也纳的霍夫堡皇宫、巴黎的凡尔赛宫以及伦敦的白金汉宫等其他宫殿并无二致。但不同之处却更为显著。霍夫堡皇宫建于1279年，是中世纪一个公国的城堡，城市围其发展而成。相比之下，冬宫则是在圣彼得堡兴建半代时间内修建的，它的广场成为都城的中心，市民的聚集之地。凡尔赛宫完工于1682年，是一座位于城郊的宫殿，欧洲各地有很多这样的皇家离宫，君主们可以此避开低等小民的审视。俄罗斯统治者也在城郊修建了壮观的宫殿，但直到19世纪末叶，他们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冬宫，留意他们日常来往的市民可近距离观察。这一罗曼诺夫王朝宫殿与白金汉宫更是不同，白金汉宫于19世纪从一位贵族手中购得，前有护着宫殿前宽阔庭院的大铁门。
冬宫在建筑上则是表达了一种更加大胆明显的政治主张：俄罗斯君主制选择此地是有意为之，罗曼诺夫家族视圣彼得堡为己有。圣彼得堡城环绕着冬宫，将其围得严严实实，人们可以直接站到它的阴影之中，没有公园、花园或者前院把他们与宫殿的墙壁隔开。居住在此的皇室成员可私下使用一个大型的内院，后来还有一个空中花园。但如果他们想穿过宫门进入城中，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一举动。
冬宫总是意味着，也确实就是某种相遇的空间，皇家展演的观众闯入其中，他们各怀己见地进入皇室居所，带着轶闻与观察离开。当彼得大帝把他的朝臣“快乐剧团”安置在一座位于涅瓦河畔的崭新城市时，他把圣彼得堡变成了一座公司城镇，照顾和供养朝廷成了这一城市的主要任务。他女儿的冬宫后来成为这一公司的具体中心，成千上万的人在自己的生活中跨过了城市和宫殿的边界。皇宫和城市在此相遇，并在设计繁丽的舞台上，一起合作上演着一幕幕精心编排的剧情。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这个舞台上的互动，揭示了君主制关于其统治的是何种帝国以及居住于此的是何种人群的观念的变化。同时，在更为有限的程度上，这些互动也可让我们一窥城中各色人等对君主制展演的反应。与重现差役仆从、富商巨贾、贩夫工匠、东正教信徒以及现役士兵等可进入冬宫者的行动相比，重构他们的想法更为不易，更不用说那些聚集在广场上的广大市民了。尽管如此，描述君主与民众的互动，至少可以让我们了解圣彼得堡人民如何看待君主 制。
面对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俄罗斯统治者确实在不停地修改自己的统治方案。仅是表现风格的变化，并不能解释专制“独裁”(autocratic)的罗曼诺夫王朝国祚绵长的原因，但这种变化的确承认了正在进行的文化民主化，甚至让人意识到俄罗斯政府的政治基础正沿着社会阶梯下移。a面临这样的挑战，俄罗斯的君主们慢慢地将他们的皇室和国家展演的对象从朝臣和外国政要转向了国内民众。这一调整并不包括宪政或分权。相反，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们试图将自己重塑为一个忠诚、顺从和神圣的民族的代表，对愿意接受他们统治的人民施以仁政的君主。
仔细研究冬宫的生活体验，我们还可以看出，俄罗斯君主制在这一个半世纪间吸引着一群可被称为拥趸的人。我们在这里需要小心求证，因为农奴制、征兵制以及政治不自由给许多在冬宫服役和参观的人施加了强烈的胁迫因素。然而，在这些限制条件下，人们明显想要从与皇室和朝廷互动中谋求就业保障、教育培训、子孙差事、社会流动及利益好处等。依附于冬宫并从中多少获利的人中，有建筑工、承包商、设计师、城市商人、办事员、来自俄罗斯西北地区的季节工、仆役、厨师、浣衣女工、富商及其妻女、退伍军人、艺术爱好者、艺术专家、文物保护者以及在冬宫河堤和广场上欣赏皇家恢弘展演的市民人群。
1754年至1917年间，俄罗斯和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变化很难被简化或概括为对圣彼得堡冬宫的生活和时代的研究。俄罗斯在欧洲的地位、圣彼得堡人口的膨胀速度、工业化的挑战、受过教育并有参与感的市民的崛起，以及很多人对宪政和政治现代化愿望的受挫，构成了俄罗斯君主制的大背景，冬宫的生活在其中展开。所有这些问题都引起了一代又一代能人学者应有的关注，他们的努力在此不再赘述。这些研究清楚地表明，俄罗斯帝国晚期的政府呈现出一幅改革与镇压并存的图画。然而，我们对该政府的展演生活和亲身目睹的观众思考得较少。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冬宫这一象征性舞台上的接触进行仔细研究，还可以得出俄罗斯君主制国祚绵长以及最终消亡的一些线索：这一在惨败之前长盛不衰的代议执政制度的灵活性和耐久性。
本书通过对皇家冬宫与围其而建的城市之间关系的研究，得出了四个重要结论：首先，很明显，正如最初设想的那样，这座建筑对朝廷君主制的展现比俄罗斯统治者到当时为止所能做到的更加宏伟壮丽。这座宫殿的构思和设计是为了给外国全权大使和本国达官贵人留下印象。18世纪中期，这两股势力联合起来可以将倒霉的统治者拉下王座。纵观欧洲大陆，皇家建筑的目的普遍如此，但伊丽莎白女皇将自己的宏伟宫殿建在都城中心而非郊区的决定显得不那么典型。通过此举，她和她的建筑师弗朗西斯科·拉斯特雷利最终为这座年轻的城市留下了一个无可争议的中心。女皇和她的建筑师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想法，但冬宫最终确实成了新的城市中心，君主与民众在此面对面相遇。叶卡捷琳娜大帝和她的继任者们对冬宫广场进行了美化，将以朝廷为中心的展演和偶尔向聚集在边缘观看表演的市民点头示意融合在了一起。
其次，在欧洲革命时期，俄罗斯的君主们逐渐意识到君主制展演的主要观众已发生了变化。因此，他们的统治展演不再专门面向俄罗斯高级朝臣以及外国使节，且更加有意地将普通士兵和首都居民作为了观众。他们做出了更大的努力，来教化在宫中服务的人们，并向整个城市树立模范家庭的形象。事实证明，冬宫和广场非常适合这一新用途。
这种敏感的高潮出现在众所周知的专制统治鼎盛时期。19世纪中叶，尼古拉一世努力重塑俄罗斯君主政体，使之建立在神圣的天意和民众自愿服从的双重基础之上，但结果却喜忧参半。他没有推行打心底就排斥的现代宪政，而是努力将正统、专制和民族的统治模式融入了自己的君主统治实践之中。他竭力统御宫廷内眷，并通过冬宫与广场上的视觉呈现将沙皇和军队的关系具像 化。
再次，尼古拉一世做出的重要决定于1852年初取得成果，他对外开放了皇家艾尔米塔什艺术博物馆，邀请城市民众的“先行部队”到他的地盘上欣赏皇家艺术收藏绽放的夺目光彩。在这一点上，同样，俄罗斯君主做了其他国家君主也在做的事情——向民众开放自己的艺术收藏，但却有一个重大的不同之处。新博物馆坐落在城市中心，毗邻皇家宫苑，是统治者做出的待客姿态，好像是要邀请人们进入自己的家中一样。这一姿态显示了皇宫与城市之间关系留下的最大遗产。在19世纪剩下的岁月里，越来越多的美术专家和能工巧匠逐渐成为这批由叶卡捷琳娜大帝开始的欧洲艺术收藏的主人。越来越多的市民涌向与冬宫毗邻的博物馆建筑。他们参观博物馆之时，已跨越皇家和公共空间界限，经过圣彼得堡文化主管部门的认真经营，这一界限慢慢变得模糊不清。
最后，俄罗斯君主制这场大戏的高潮在冬宫和冬宫广场上演，表明冬宫在君主制时代已成为圣彼得堡市民生活的焦点。19世纪下半叶，冬宫是君主制主要舞台的事实，让其成为政权敌人的靶子。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后，他的继任者搬出冬宫，宫殿广场的皇家大戏就此落幕。但随着沙皇的退出，民众占据了这一城市中心的空间。这一空间至此开始具有双重的中心地位，其象征意义受到质疑。冬宫和冬宫广场不再只是君主制展演的重要舞台，还成了上演帝国民众生活的关键场地。彼得格勒的人民最终摒弃君主制，但之后也没能接受1917年在冬宫取而代之的临时政府，他们坚定地认为，冬宫及其藏品，以及广场，均具有公共性。这一趋势分析跨越时间之长，足以说明冬宫和广场所附着的公民意义正逐渐变多，政治合法性从君主制向民众逐步转移也因此得以证明。到了20世纪，这一中心空间不再是君主制的象征，它代表的是公民国家。
阐明俄罗斯政治史的工作促生了很多方法。近年来，学者们对俄罗斯帝国进行了很早就该做的研究。由于位于广袤无垠的欧亚平原的西部边缘，俄罗斯君主的建国方案里，势必要涉及征服极其复杂、说着不同语言的异教民族群体。在俄罗斯，国家的概念和帝国的概念基本上同时出现，从而形成了帝国国家的形象。一个俄罗斯内核在合并自己的同时，也确立了其对其他从属核心的优先地位。挖掘被以圣彼得堡为中心的政治实体正式吞并的欧亚大陆各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关联的历史的研究方兴未艾，但已有硕果。从某种稍微不同的角度来看，也出现了一批研究俄罗斯地区的重要著作。
本研究涉及的是一个不同但相关的问题：俄罗斯帝国如何在首都内部投放力量，而非从其向外部署？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随着俄罗斯君主治理大国的欲望不断膨胀，维护国家核心权力的必要性势必日益增强。可以说，俄罗斯政府统治如此广袤领土的主要战略是加强中央的“技术”，包括帝国都城居民的政治忠诚。18世纪至19世纪，俄罗斯君主统御的政府日益强化。一排排崭新的办公建筑在他们正式的城中住所周围拔地而起，政府规模的增长速度惊 人。
俄罗斯地方经常被描述为受政府控制，但圣彼得堡从未被这样说过。在圣彼得堡，权力高度集中。君主权力有效地集中在中央，并在地方复制，至少足以满足当时的需要。地方政府的权力实际上来自首都，他们有义务访问首都，而且可能还会在冬宫接受君主的亲自接见。邀请地方官员、显贵以及商人入宫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得到熏陶，他们会在宫里亲眼看到有关财富、品位、体贴周到的服务、家庭秩序以及自信威望等的众多事例，就好像短暂接近权力的中心，就能让他们在回到自己城市和岗位时得到提升。冬宫里的观众传递出的权威是中央集权君主制的权威，威严之强，即使在铁路和照片出现之前，在千里之外也能感受得到。
虽然俄罗斯统治者在地方复制中央权威的过程中开发了这种技能，但在1789年后，更为紧要的技能是罗曼诺夫王朝在中央维持秩序的能力。路易十六令人震惊的命运显然影响了沙皇的想象，保罗皇帝以及他的两个上台执政的儿子都对路易的错误进行了思考。他们得出结论，巴黎的人群中到处都是无业游民，以及不明智地被迫离开对人有益的牧区的人们。他们为人臣民和父母的责任因此而松懈。对此，尼古拉一世采取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方案：在冬宫正面，甚至冬宫长廊内，为市民树立并展示模范家庭的榜样。
如果冬宫没有吸引市民的注意，它就不会被证明是一个有用的投射经验教训的舞台。冬宫以及最终在其南侧形成的冬宫广场，一步步成为圣彼得堡市民生活的中心。统治者们在管理这一空间上的努力遭遇挑战，广场偶尔会成为民众抗议的场地。但更多的时候，这里上演的是季节性的庆祝活动和特别的表演。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圣彼得堡人民个人还是共同的经历，都强化了广场在城市生活中的意义，并创造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可能会就其意义和用途相互抗争的可能性。
亨利·列斐伏尔认为，社会塑造公共空间，以支持其经济运行和社会关系再生产。他强调有意义空间的物质性，这种强调可以有效地用于俄罗斯帝国的君主中心。像圣彼得堡这样以宫廷为中心的大都城，逐渐吸取了各种地方资源，就像火焰吸引飞蛾一样。然而，许多迁居至这些中心的人，并不是崇拜火焰，而是为了享受它的温暖。这些人发现自己每天都在人们口中的冬宫的影子下忙碌。圣彼得堡人往往都有着多少与朝廷有关的工作，或者说他们也希望如此。镶饰在冬宫之上的层层怀恋、记忆和意义，根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经历，他们有人在宫中工作，有人在宫中交易，也有人是去参观，还有人是因为日常生活需求，不得不经过宫墙，穿过广场，偶尔也会带着公民意愿聚集于此。
俄罗斯帝国时期冬宫的故事讲述的是“国家级演员”和不断扩张的城市之间发生变化的关系的故事，“国家级演员”控制着冬宫，城市包围并渗透着冬宫。俄国的君主们在抵制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声称专制君主制的古老结构在现代仍能发挥作用。为了推进这一主张，他们努力将君主权力的仪式化展演从朝臣转向城市民众。他们对冬宫大舞台进行了改造，上演了文化民主化和军事纪念的壮举。在冬宫广场上，他们纪念沙皇、军队和人民之间的纽带，统治者在此为城市民众举行公民仪式。在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或取得胜利时，市民会聚集在冬宫前，祈盼君主现身阳台。俄罗斯19世纪的统治者和圣彼得堡的民众成功将冬宫及其广场打造成了该城市的市民空间中心。但罗曼诺夫家族不可能永远抑制住参政的需求。当革命者加入这场战斗时，皇室成为他们的目标，而所在地众所周知，长达数十年的争夺战就此开启，以争夺这唯一可以体现俄罗斯主权的舞台的控制权。这一个圣彼得堡人民搭建、打理并参与的舞台，最后，被他们所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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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选自《到冬宫去：俄国君主制的登场与落幕(1754—1917)》，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文由出版机构提供，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欲转载，务必留言说明。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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