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社会边缘的人们，如何被卷入了事件中心？
2023/3/5 10:00:00 勿食我黍
作者｜马蒂·弗里德曼(Matti Friedman)著名以色列裔记者、作家，曾任美联社记者和《纽约时报》专栏撰稿人
八年前(编注：文中指1940年)，还是暗无天日的二战初期，纳粹大军压境，正准备入侵英国。纳粹德国海军计划在胜利之际让元首沿泰晤士河逆流而上，供他乘坐的船是汉堡造船厂特意建造的武装游艇“蟋蟀”(Grille)号通报舰。游艇长约135米，安装了大炮、高射炮，还有此类船只上不常见的东西。在描述这艘船的历史时，记者雷维尔·巴克尔(Revel Barker)写道：“希特勒的套房尤为引人注目，有一间前厅、一间卧室和一间浴室。”套房的地板上铺着地毯，椅子和沙发“装了蛋青色的软垫”。边上还有一间相同的套房，装修成红色，传言是给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布劳恩(Eva Braun)用的。但根据巴克尔的描述，传言似乎有误，第三帝国的大人物戈林、赫斯、戈培尔和希姆莱等人也都在这艘船上待过。“蟋蟀”号的水手也很特别，他们身穿白色制服，身高都不低于182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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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之谍：以色列建国之际的秘密特工》[以] 马蒂·弗里德曼 著曾记 译万有引力 出品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
结果这艘船没能去伦敦露脸，在整个世界大战中，它只有一次高光时刻：1945年，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Karl Doenitz)登上了这艘游艇，宣布了希特勒的死讯，并接管了注定要垮台的纳粹政权。在那之后，这艘游艇就被遗忘了，直到三年后，一连串的无线电加密通信在中东地区突然出现。
针对“蟋蟀”号的行动是陆军参谋总部制定的，总部无法改变。该任务将由我分部的一名成员执行，他接受过海上破坏行动的专门训练。
总部没有把水上任务委托给你们，因为这种任务要解决很多问题，须经过特殊训练。执行任务的是瑞卡同志，如果他要在黎巴嫩停留更长时间，请务必照顾好他。
后来以色列国将持续以这类行动赢得声名，但这件事才是起点。我们已经简单地讲过“破坏者”“瑞卡同志”了，在本书前面部分引用了他描述的到达阿拉伯分部营地的感觉，讲到了留声机和双陆棋。瑞卡那时才18岁。四年前，他离开了在大马士革的家，通过相似的方式进入了阿拉伯分部——先是在基布兹变成土生土长的犹太人，接着遇见萨姆安老师，然后住进了“变得像阿拉伯人的人”的帐篷。
包含执行袭击任务者名字的消息是11月17日发过来的。两天后，总部发现了几个问题。前一周，一架侦察机拍到了一些照片——使用侦察机在当时算得上是一种奢侈，这也表明以色列人正在利用拥有的一切工具。航拍照片显示，“蟋蟀”号平行停靠在贝鲁特港口的码头。此时它还停在那里吗？岸边的塔楼还是整晚亮着灯吗？如今帕尔马赫的档案还保存着这艘船的另一张照片，是从岸上拍摄的。
特工们要乘坐奥兹莫比尔出租车去乌塞海滩，也就是上个月亚库巴上岸的海滩，接到“破坏者”瑞卡。他们无须使用亚库巴带来的炸弹，那些炸药已经被装进了防水罐，重新埋在附近。“破坏者”会自己带炸弹前来。行动当天，他们要报告海面情况是否适合执行任务，然后在岸边用手电筒发出信号，每隔15分钟就打开30秒。
如果读过不少关于间谍事迹的描述，或是读过关于以色列后来行动的故事，那你应该会理解这次任务在当时是多么艰难。以色列人必须和敌方领土上的一队特工取得联系，还要安排一次在海边的会合。执行袭击任务的人必须训练有素，装备齐全，一旦出了差错，必须要能混入当地居民当中，因此只能由阿拉伯分部的人来执行任务。执行者在潜水前需要目标的最新信息，因此他们拍了航拍照片。就在几个月前，以色列海军、陆军和空军还未成立，而间谍们甚至连电台都没有。如果说阿拉伯分部将袭击“蟋蟀”号游艇视作“境外行动的最高成就”，那么这一评价的出发点倒不是看最终取得了什么结果，而是看犹太人到底能不能做成这样的事情。
请确认你已经完全理解。明天联络时要清楚地回答所有问题。接下来几天你会收到有关此次任务的更多细节。
保持坚强!
犹太情报机构一直特别关注纳粹在阿拉伯的残余影响。例如，有一份1948年7月的档案，里面说看见加沙地带的埃及军队中有德国虎式坦克。还有一份档案则报告说，来了25名前德国国防军的人，包括“火炮、坦克和空战等方面的专家”，还提到有传言说2500名前德军士兵和意大利伞兵即将加入阿拉伯军队。有些报告就像上面提到的第二份档案一样，只是捕风捉影，但其他的都是事实。当时确实有德国顾问在阿拉伯军队中效力，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中最优秀的爆破专家，也就是1948年最致命的卡车炸弹的始作俑者，曾在纳粹德国接受过训练。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领袖，也就是耶路撒冷的穆夫提，在整个二战期间一直是希特勒政权的重要帮凶，他在阿拉伯世界大肆宣传，招募穆斯林士兵加入纳粹的事业。
所有这一切都强化了犹太人的怀疑，让他们深信，那些与他们为敌的强大势力之间存在联系。以色列情报机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去理解当年秋季截获的一封信的。写信的是个德国人，此时效力于阿拉伯人的事业。信上说，贝鲁特有20名逃跑的德国战俘，大多数都“在元首的私人游艇‘蟋蟀’号上工作”。
从那时起，以色列开始高度关注贝鲁特港口的这艘船。他们得知，此时这艘游艇已属于一位黎巴嫩商人。德国投降之后，他便在英国的一处废船场买下了它。贝鲁特不是这艘船的最后一站；以色列人得到了情报，称这艘船将要开往埃及，为国王法鲁克一世服务，而且船上正在安装新的武器。按二战的标准来说，“蟋蟀”号算不上什么，但在这里却是个威胁。考虑到以色列舰队的状况，以色列海军担心——主要是一厢情愿地认为——这艘新来的船会“极大地提高埃及海军的力量，并对以色列海军的活动区域构成特殊威胁”。这一评价来自海军对于1948年战争的官方历史记载，也是后续行动的官方原因。但这并非唯一的原因。
纳粹投降才过去两年半。犹太人仍在努力厘清欧洲发生的事情影响有多大，还在设法弄清有谁还活着。那段时间，在以色列的人总是聚在收音机旁，收听一个叫《寻找失踪亲属》的节目，广播员会播报一些令人心碎的寻人启事：母亲在寻找女儿；有人在寻找兄弟姐妹，他们最后一次见面还是1942年在罗兹附近；来自匈牙利某个小村庄的人在寻找同乡，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活着。对于许多人来说，战争并没有真正结束。甚至没人敢确定希特勒已经死了。
“破坏者”瑞卡这样描述了在贝鲁特发现希特勒游艇的事：“这就像那个恶魔，即便已经躺在坟墓里，仍不肯接受以色列国的存在，还派出私人战舰来攻打它。”迦玛列想象游艇燃烧起来，缓慢沉入海底。他写道，这种想法“有种复仇的甜美”。
“黎明”，迦玛列：
由于月照和海况不佳，该任务可能要从周四推迟至周六，即11月28日。我们明天会给出最终答复。
以下是进一步指示：
手电信号要在21点15分开始，在23点15分结束。人上岸后，船会驶回海里。两小时后，船再回到相同地点……
如果他到4点30分还没上船，船就会驶回以色列。他就要留在贝鲁特，等我们安排他返回。
为他准备一套和哈巴谷相同尺寸的衣服，一件冬款长外套，一个钱包，装点黎巴嫩的钱，弄瓶朗姆酒，带点吃的。
以撒到了港口打探，只见“蟋蟀”号上明显有情况：甲板上有些地方盖着防水布，陌生人禁止接近。港口附近有人在出租“哈塞克”——一种长的冲浪板，可以站在上面用双叶桨划动。以撒和哈巴谷把冲浪板拽下水，哈巴谷躺着，以撒划着桨，摆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就像两个小伙子在水上享受时光。游艇周围停泊着几艘小渔船、一艘英国商船和英国皇家海军“奇尔德斯”(Childers)号。前不久，正是这艘驱逐舰在地中海拦截了犹太难民船。这两名间谍靠近了“蟋蟀”号，看清了船上几个人的长相，确定这些人不是阿拉伯人。他们觉得这些人是德国人。
两人回到屋顶的房间，哈巴谷通过晾衣绳用无线电将这些信息全部传回总部。
虽然准备工作还在推进，但以撒已认为这次袭击注定会失败，因为贝鲁特小队还要面对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这座城市里还有普通的犹太人。黎巴嫩首都有个小小的犹太社区，其中多数是叙利亚犹太人，与附近的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的犹太群体有血缘关系。他们长期受益于贝鲁特对于种族多样性的包容，受益于法国的影响，以及地中海东岸的国际化氛围。但和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犹太人的地位岌岌可危。再怎么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划清界限，再怎么卑微地声明对阿拉伯事业的忠诚，在战争的狂热席卷过来的时候，他们的忠诚都变得可疑，声明也显得空洞，终究只是徒劳。当地的犹太人形同人质，只要能确保自身安全，他们什么话都可以说。迦玛列在报告中写道，当地的犹太人已经成了“野蛮行径”的目标，他们在贝鲁特居住的街区已经被人扔了几次炸弹了。以色列在此发起的任何袭击，都会牵连到他们，让他们的处境更加危险。
为了避免报复，间谍提出的几次破坏计划都被否决了，小队还接到指令，不得与外界有任何联系，这是阿拉伯分部一贯的规则：犹太特工与犹太居民之间须划清界限。阿拉伯分部创建者之一、帕尔马赫军官伊加尔·阿隆1944年与其他犹太复国主义领导者讨论过这一问题，还用了夸张的方式来强调他的观点。阿隆说：“有一次，我们派往阿拉伯国家的一名使者问我，如果在路上看见阿拉伯人殴打当地犹太人，他该怎么做？”他该无视吗？他该插手吗？“我的回答是，要和阿拉伯人一起殴打犹太人。”
这条规则非常明智，但后来被打破了，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那次著名的惨败后来被以色列称为“那次事件”。它始于1951年，最初是以“宣传”为目的组织埃及犹太人，最终却演变成利用他们开展破坏行动。在埃及的间谍小组被一锅端，其成员要么进了监狱，要么被处决，还有一人在狱中自杀。这次行动本身，还有谁批准了这次对行动的问题，后来成了这一年轻国家最大的政治丑闻之一。
间谍与当地犹太人接触频繁的问题从贝鲁特就开始了，总部不止一次在通信中提出这一问题：
你们想必明白，不与当地犹太人接触的原则不能改变。我们可能会有所失，但从长远来看，我们要保障更重要的事情。
“更重要的事情”指的是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的生命。现在我们可以认定，犹太人在阿拉伯世界没有未来，但在当时情况还没这么明显。比如，在以撒的家乡阿勒颇，犹太人经历过公元70年罗马人摧毁耶路撒冷圣殿、基督教的诞生、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伊斯兰教的诞生和阿拉伯人的征服，曾经被阿拉伯人、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王朝所统治，还经历过至少一次将城市摧毁大半的毁灭性的地震，却依然存活了下来。既然如此，为什么以色列国诞生了，他们就挺不过去呢？要在阿勒颇或者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地方完全铲除犹太人，似乎是不可能的。这一次他们似乎也能过得了关。所以，让特工们严守界限，让贝鲁特的犹太人不要越界，无疑是明智的。
但这一界限从未明确，也不可能明确。像以撒和迦玛列这样的人在贝鲁特执行任务时，也许会觉得自己不是中东当地的犹太人——他们离开阿勒颇或大马士革之后就已经脱胎换骨了，已经是人们所说的以色列人。但他们离开的时间并不长，因此在阿拉伯人的眼中，他们和长居叙利亚的犹太人没什么不同，和贝鲁特犹太社区里人数最多的叙利亚犹太人也毫无二致。阿拉伯世界从未区分“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他们都被统称为“犹太人”。被抓获的特工越多，他们是伊拉克犹太人、叙利亚犹太人还是阿拉伯本地的犹太人，就越分不清楚。
在很久之后才撰写的关于阿拉伯分部的描述当中，这些人通常被称为“以色列间谍”，他们也这样称呼自己。但他们在1948年初出发执行任务时，以色列尚未诞生，“以色列人”这一说法还没有人用过。那时他们的真实身份更加模糊。也正是因为这种模糊，他们的一些行为在专业间谍机构看来，似乎大大违背了基本的防范原则。例如，迦玛列在贝鲁特当特工时，还安排了住在大马士革犹太区的父母前来相会。后来他在写到此事时为自己辩解，称他向父母提了条件：“别问我不必要的问题。”其实他不过是数年未见父母，想念他们而已。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不久之后父亲就去世了。他们一家三口坐在海边步道旁的咖啡馆里，父母是土生土长的叙利亚犹太人，儿子却是以色列间谍。
“避免与贝鲁特犹太人接触”这一指令，对于迦玛列而言尤为痛苦，因为他有两个兄弟就住在这里。他后来承认见过卖内衣的兄弟卡里尔(希伯来语名字叫亚伯拉罕)几次。他说，他只是在卡里尔的孩子们入睡后，并且在卡里尔发誓保密的前提下到过卡里尔家里。他还见过另一个卖药的兄弟苏比(希伯来语名字叫马兹利亚赫)。兄弟三人当中只有迦玛列是间谍。但是作为犹太人，他们都有复杂的身份，而且都有不止一个名字。阿拉伯世界的环境已经越来越危险，他们虽出生于此，但也必须小心翼翼，无论是卖内衣还是搞情报。
到了贝鲁特，以撒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未经允许便穿过黎巴嫩和叙利亚的边境回到在阿勒颇的老家，用的是巴勒斯坦的身份文件。哈巴谷也和他一起去了。以撒辩解说，之所以冒险，是因为要探查叙利亚的军事准备情况，但这话连他自己都不大相信。他只是想回家待几个小时，确认自己来自哪里，确认“扎基·沙索”这一早年的身份是真实存在的。这种冲动能引起许多移民的共鸣。他没有告知父亲就离开家乡，加入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现在已经过去整整六年了。
这两名特工穿过迷宫般的小巷，走向犹太人一直聚居的街区。离那里不远就是阿勒颇城堡，它俯瞰着整个集市街。以撒离家不久，父亲就去世了，而母亲在他小时候就死了。但他相信继母还活着，还住在犹太区。他找到了继母的院子，但继母不在那儿，有人说她已经搬走了。在那之前，很多犹太人已经逃离了这座城市，他们的房屋都被陌生人占据了。前一年秋天，联合国投票决定分割巴勒斯坦，阿拉伯暴乱分子随即烧毁了数百间犹太人的房子、商店以及几乎所有的犹太教堂。这里曾经是他们自己的小天地，但此时已不同往昔。见到什么人、说出什么话，都要分外小心。
以撒最终在另一个院子里找到了继母。继母走出来，一眼看到他，就念起驱赶精灵鬼怪的咒语——继母以为他已经死了，哪怕人就在眼前，她还是不信。继母把他带到简陋的房间，给他吃他最喜欢的圆面包和白奶酪。
以撒讲起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正坐在他家的厨房里，中间的桌子上放着数码录音机。当讲到某些细节，他不时大笑或者微笑，这是他讲故事的常态。但讲到继母给他吃东西的时候，他一度闭上了眼睛，脸上露出我从未见过的满足的笑意。那滋味仿佛还在他的唇齿之间。
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故乡的城市。虽然临走前他要继母保守秘密，但还是走漏了风声。我认识另一个阿勒颇的人，他还记得当时犹太儿童都在传言说以撒——也就是看门人的儿子扎基·沙索——是一个英雄。有一天他突然消失了，去了以色列故土，和阿拉伯人战斗，而不是任由阿拉伯人摆布。多年以来没人见过他，但据说那年夏天的某一天，有人看见他像幽灵一般在巷子里走动。
每位特工都曾备受煎熬，渴望见到自己的同胞。迦玛列在回忆时提到了这样的时刻。那是几年之后的事，当时他假扮成阿拉伯记者被派到欧洲。某天晚上，正值犹太节日，他经过犹太教堂，停下脚步远远地凝望。他看见做礼拜的人进进出出。希伯来语祷告隐隐约约地传进耳朵，让他想起了自己父亲和祖父的祷告：“至仁至慈的主……请宽恕我们……”他几乎崩溃了。“但我不是犹太人。”他提醒自己。他现在是尤瑟夫·艾哈迈德，一个阿拉伯穆斯林。他继续往前走。
对亚库巴来说，这样的时刻出现在1948年的春天。当时他与另一名特工正步行跨越边境进入叙利亚，查看军队的部署。他们打扮成阿拉伯人，腰上别着匕首，来到了大马士革。那天是周五。
这两名特工决定到处看看，就来到了大马士革著名的大市场。在一个摊位上，亚库巴发现了一小套铜制餐具，有一个罐子、几个小咖啡杯和一个放糖的盘子。亚库巴买了一套，问摊主还能不能再买一套。摊主说，店里没有了，但是家里还有一套，请他们两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一同去取。
路上，摊主问他们巴勒斯坦出了什么事。1948年战争才过去了几个月，阿拉伯人的前景看起来很明朗。
亚库巴指着他的匕首说，以真主的名义，我们要杀光所有的犹太人，等着瞧吧。有你们帮忙，我们三天就能把他们杀光，一点问题都没有。
摊主的反应不像他们预想的那样。“他一言不发，只顾走路，”亚库巴回忆道，“好像有点心不在焉。我们以为他是个傻子。”他们三人走进小巷，到了摊主的家。一打开院子的大门，亚库巴一下子明白了。那是周五的夜晚，他闻到了安息日食物的气味。
我们有麻烦了，亚库巴对另一个特工低声说。但那人还不明所以。
我感觉他是我们的同胞，亚库巴小声说，提醒他闻闻这种气味。
你说什么呢？另一个特工说，这是叙利亚的食物。
摊主让他们在客厅坐着，自己进去找餐具。亚库巴确信摊主是犹太人，他熟悉这种味道。他环顾四周，看到头顶有一盏精致的铜灯，上面刻着一个希伯来语词：“锡安”。
“我们脸色苍白，哽咽起来。”亚库巴回忆道。他伪装的阿拉伯身份贾米尔刚刚才放话说要杀光所有的犹太人。摊主回来时，亚库巴强忍着没有说出真相。他多想说：“我们是你的兄弟，是以色列的子民。要坚强，要勇敢。”这批犹太人是当地一个小部落。他们彼此紧紧依靠，也认识到自己在中东的命运充满危险，谁也不能独善其身。但两位特工还是什么也没说，付完钱就离开了。
亚库巴经历了漫长的情报生涯，许多年后，一名研究员找他收集口述证词，他讲述了这个故事。在采访的转录稿里，研究员加了一处评注：“他已经说不下去了。”
阿拉伯分部指挥部的军官尽可能把特工与当地犹太人分离开来，认为这样做能保护贝鲁特的犹太群体，以防他们被指控为“双面人”。对“蟋蟀”号的袭击在港口进行，看起来要像是海上来的外来者所为。行动获得批准，继续进行。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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