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传统日本社会，常常轻视、低估工商业要素？
2023/3/6 10:00:00 勿食我黍
作者｜网野善彦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国史学科，历任名古屋大学助教、神奈川大学短期大学部教授、该大学特任教授。
15 世纪的日本社会出现了与“农本主义”背道而驰的、轻视农业的观念。“百姓”这个词并不意指农民。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另外存在“农民”这个词了。而认真阅读文献后还会发现，竟然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已经出现了“农人”这个词。
“农人”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后纪》弘仁二年(811)条中。天长元年(824)的官符里也出现了“农人”一词。《庭训往来》(三月去信)中也有“若有土地需要开垦，就招来农人让其开垦”一句。此外，江户时代后期毛利氏制作的地志《防长风土注进案》中还分类统计了“百姓”中“农人”“商人”与“锻治”的房屋数量。从这个事例也可看出，百姓不等于农民。由此可见，“农人”才是用来表示农民的词语，它也从古代一直沿用到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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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解读日本历史》[日] 网野善彦 著柳一菲 译理想国 出品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2月
《三十二番职人歌合》是一份大约制作于 15 世纪下半叶的“职人歌合”，其中描绘了32 种“各行各业之人”与“职人”。“农人”也出现在其中。在所谓的职人歌合中，这是唯一绘有农人的例子。
值得注意的是，这幅歌合中描绘了当时逐渐受到歧视的专职业者，例如，其中将千秋万岁与绘解配成一对，还描绘了叩钲化缘僧、耍猴人、捕鸟人等。实际上，这份歌合的序文也写道 ：“我等三十余人，是卑贱之身，无足轻重。”
当然，这份歌合的作者是贵族，他采取了让当时受到歧视的这些专职业者进行歌合的形式，制作了这份歌合。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农人与“庭扫”配成了一对。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份歌合将“农人”视为一种逐渐受到歧视的专职业者。与它配成一对的庭扫又称“御庭者”，他们是从事土木与造园工程的河原者。
著名的善阿弥是直属于将军的“公方御庭者”。此外还有直属于天皇的“禁里御庭者”。御庭者(即“山水河原者”)常常与身份尊贵之人有关。但他们在这一时期却受到了歧视。“庭扫”之所以在这份歌合中与“农人”配成一对，是因为二者都与土地有关。自古以来就存在一种观点，认为让大地发生变化的行为是一种“污秽”。而到了这一时期，摆弄泥土的行为也成了“污秽”，因此与此相关的职业也成为“污秽的”职业。这份歌合采纳了这种观点，从歧视的角度描绘了农人。
这种看法的确很有可能出现在 15 世纪下半叶。上文提到的《本福寺迹书》大约与这份歌合作于同一时代。《本福寺迹书》的作者是琵琶湖坚田的真宗寺院本福寺的住持明誓。这本书从各个角度记载了这一时期坚田的状况，包括曾经到访坚田的莲如的活动。它是一份可以反映那个时代真实状况的重要史料。明誓在其中强调 ：“没有什么工作比耕田更辛苦。”
相反，铁 匠、制桶工匠、打磨刀具或镜子的工匠，以及木工都是“分限者”，也就是有钱人。他们和贩卖谷物与食品的商人“即使在艰苦的歉收之年，也不会饿死”。可见，《本福寺迹书》的作者明誓对商人与工人的评价高于给农人的评价。
此外，我们能在莲如的《御文》中发现使用“士农工商”这个词的早期例子。不过莲如将其写成“侍能工商”。但莲如并不认为武士身份高贵，而工商业者身份低贱。莲如对农与商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农是“以耕作为本业”的投身农耕之人，而商则是“日夜心系商事，或乘风破浪、不顾危险”的生意人。他反而认为，工是“耽于艺能、诓骗世人，以狂言绮语为本度过一生”之人。这一描述似乎也将“能”包括在内。这与日后对“士农工商”的理解有很大不同。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真宗的信徒中的确存在轻视农业的人(或者至少是不尊重农业，但对商业给予很高评价的人)。由此可见，15、16 世纪的日本社会出现了“重商主义”的思想浪潮，而真宗则走在这一浪潮的前列。
在此以前，学者将“一向一揆”理解为由国人与农民发动的起义，有时甚至还称之为“农民战争”。一向一揆甚至消灭了加贺国守护富樫氏。而后，加贺就成了“由百姓主持的国家”。虽然事实的确如此，但不能就因此认为，加贺成了“农民王国”，因为这一看法受到了“百姓等于农民”这一观念的误导，是不正确的。已故的井上锐夫认为，真宗的权力建立在被称为“渡”的水运业者与捕鱼者的基础之上。他们中甚至还有因经营“回船问屋”而积累了巨额财富之人。我赞同这个观点。
实际上，到了 15 世纪以后，真宗多以城市作为据点。近江的坚田就是其中之一。莲如也曾在此地设立根据地。坚田是当时琵琶湖沿岸最大的城市。此外，莲如还将自己的道场设在越前的吉崎。他说在那以前，吉崎是一个有狐狸与狸出没的地方。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吉崎靠近一个名为“北潟”的潟湖，是一个良港。因此莲如才会将根据地设在此处。
本愿寺还在山科设立了据点，这也是一个带有城市性质的场所。而石山，即日后的大阪，无疑也是座城市。伊势的长岛也是被河与海包围的城市。安艺的广岛也是如此。另外，北陆的大型真宗寺院也多分布在海边。
除此之外，在能登的柳田村所处的山中，也有一座名为“福正寺”的大型真宗寺院。柳田也是“合鹿涂”这一漆器的产地，所以也是带有城市性质的场所。此外，位于和泉贝冢以及大和今井的真宗寺院，还允许商人与工匠聚居在寺庙的内部或周围，并建造“寺内町”。如此一来，寺庙本身就成了城市的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 15 世纪以后，日本社会经历了一次巨大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此前对于神佛的敬畏，以及对于污秽的恐惧逐渐减少，而针对非人、河原者、游女、博打等人的歧视则渗透进了社会之中。我已经在第一部分对此进行了阐述。时宗曾在一段时间内对这些人有过强烈的影响。时宗坚持一元论，希望拯救所有人，不论善恶。但在此时的巨大转变中，时宗失去了力量。而像真宗这样，认为善与恶之间存在尖锐对立，并在此基础上对恶表示积极肯定的思想却获得了力量。
实际上，在 15、16 世纪时，曾经属于时宗的据点被一向宗所取代。与时宗一样，真宗也是具有浓厚城市色彩的教派。日莲宗也是如此。法华一揆与一向一揆之间的对立与竞争之所以异常激烈，正是因为二者试图在同一块地方拓展势力。晚些时候进入日本列岛的基督教也采取了同样的传教方式。基督教传教士将真宗与日莲宗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这也是理所应当的。商人与手工业者聚居的城市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显著的发展。而试图在这些地方拓展势力的各种宗教，自然就出现了激烈的竞争。这些宗教也得到了“重商主义”势力的支持。
与“倭寇”一样，这些商人和回船人也同列岛外的势力有联系。他们甚至还逐渐建立起远至东南亚与南美洲的大规模网络。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像织田信长这样，试图兼并各地的战国大名与区域性小国，重新统一“日本国”的人物。这一动向与高度评价商业活动的“重商主义”宗教发生了正面冲突，一向一揆与信长之间因此出现了冲突。从本质上看，基督教与秀吉、家康之间的对立也源于这种冲突。如果想要重新统一“日本国”的话，无论如何都需要重新建立起以土地为基础的课税方式。自古以来的“农本主义”传统在这里重获新生。
秀吉以“御前帐”的名义，让全国大名向天皇提交“检地帐”并试图固定以石高制为基础的税收方式。家康的做法也是如此。这种以农业与土地为中心，并试图建立“日本国”的做法，与借助大海打造商业流通网，甚至试图将贸易网延伸到日本列岛外的做法发生了正面冲突。
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以前者的胜利告终。也就是说，信长—秀吉—家康的路线取得了最终胜利。而重商主义者的海上网络在各处被切断。以海作为国界的“日本国”这个统一国家再次诞生。
这就是近世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对商业给予高度评价的重商主义思想不会明显流露于社会中。农本主义的原则才是主流。在这一过程中，“百姓等于农民”的观念也逐渐渗透进社会中。
此前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就是建立在这一观念上的。因此，我们需要摒弃这种观念，同时关注除了农业之外的其他职业，并重新思考日本历史，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日本社会的其他面向。
在此之前，人们认为日本社会具有很强的农业色彩，近代以前的日本完全是一个农业社会。但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它立基于“百姓等于农民”这一错误观念之上。我也在本书中从各种角度证明了，日本列岛社会中的非农业色彩比我们此前所想象的还要更为强烈。
尤其是到了镰仓时代后期，也就是 13 世纪下半叶以降，钱币在社会中大量流通，类似于信用经济的经济形态开始出现，资本也以各种各样的形态流动着(包括金融资本、商业贸易资本，以及投资给土木工程的大资本)。稍微说得夸张一点，这或许可以算得上是资本主义。
我们或许也能在朝鲜半岛与中国看到类似的状况。儒家的农本主义思想以中国为中心，强烈地影响了整个东亚。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此前的我们对于社会的认识都不够完整。
例如，在朝鲜半岛的南部岛屿或其他沿海地区，海民的要素十分强烈。在 13 世纪的蒙古人试图征服朝鲜半岛上的高丽王朝时，名为“三别抄”的军团奋力抵抗蒙古人，直到最后一刻。这个军团以江华岛、珍岛、济州岛等岛屿作为活动的根据地，应该是善于水战的水军。
但从朝鲜半岛整体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就会发现，与海有关的海民和渔民是受歧视群体。他们的社会身份也是贱民。儒家在朝鲜半岛上的渗透程度高于日本列岛。或许正是因为农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才出现了这种结果。揭开这层表皮我们就会发现，朝鲜半岛社会中的非农业要素其实也十分强烈。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到了宋代以后，江南地区的商业与贸易尤为繁荣。但这一领域还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例如，被称为“疍民”的海民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歧视，但关于他们的研究似乎不多。不只是这些少数群体，中国应该还有更多各式各样的人，曾以积极的方式对待海洋。
我认为，如果我们站在海洋的角度，将视野扩大到包含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甚至东南亚的广大地区，重新思考亚洲的历史，那么我们对于亚洲历史的理解很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
进入 16、17 世纪后，日本、朝鲜，以及中国的明清帝国都采取了被形容为“锁国”的海禁政策。这几个国家都轻视并低估了国内社会中的工商业要素。这一倾向持续到了近代。日本直到最近还有这样的误解，而受到儒家思想与农本主义影响的地区应该也产生了同样的误解。
我在询问了韩国学界的状况后得知，韩国学界对于非农业要素或海民的研究似乎也非常少。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正如此前的日本学界一样，大家都先入为主地认为，非农业要素在社会中占比很小。
由此可见，直到现在为止，整个东亚社会都还在低估自己社会内部的非农业要素与工商业要素。在对这些要素进行积极评价之后，我们又会收获怎样的社会认识与国家认识呢？这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就日本而言，摒弃“百姓等于农民”这一先入为主的观念，重新阅读史料的工作才刚刚起步，我们还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清晰地勾勒出全新的社会图景。不过，我想在下文再提出几个到目前为止都还存在误解的问题。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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