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会是人口大流动的时代吗？
2023/3/8 10:00:00 勿食我黍
作者｜罗宾·科恩(Robin Cohen)牛津大学社会发展学研究荣誉教授，曾任牛津大学国际移民研究所主任。英国研究国际移民文化及其社会影响的杰出学者，在多个国家拥有学术职位和研究项目。
正如我们在这本书中看到的，人口流动和人类社会一样历史悠久。随着定居在世界各个大洲的人口增长——有些人会说是人口过剩——人口流动呈现出多种形式，从游牧，到剥削劳动力，到逃离冲突，再到寻找发展机会。人们对人口流动的早期认识，大多来源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顺着鼻子寻找好买卖的商人，以及被强迫或自由的非技术劳工在田地、工厂和服务行业工作，这些劳工往往是持单程票到目的地。这些动因和人口流动形式有的仍在继续，有的将发生变化。不过审视未来，我们会发现人口流动的三大趋势，下文将对此逐一讨论。
只要较富裕的国家能够管控人口流动，我们就有可能看到他们的选择性越来越强。虽然低技术移民和家庭移民仍在继续，但是增加半技术移民，尤其是技术移民，正在成为这些国家移民政策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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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年人类迁徙史》[英] 罗宾·科恩 著扈喜林 译万有引力 出品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
突发事件(比如逃离自然灾害和政治冲突)依然会催生相当数量的难民。另外，还会有数百万人将因为气候和人口方面的长期变化而离开故乡。
对于移民接收国的很多公民来说，相较于移民入境的原因和方式，他们更看重这些移民是否能“融入”本地文化和是否能够克服文化差异。对文化差异的恐惧助长了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但也有希望看到一个更加和谐的未来。
对移民进行选择性管控
在历史上，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三个国家接收过大量的外来移民。因此，这些国家外来移民管理历史和轨迹为未来的移民管控模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试金石。多年来，这些国家按照种族和文化标准来选择性地接收外来移民。不过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们抛弃了这些标准，转而选择技术移民或填补就业缺口的移民。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所谓的“移民采购”(immigration shopping)行动中走得最远。例如，澳大利亚发放的“区域技术移民计划”(Regional Skilled Migration Scheme)签证只适用于澳大利亚人口增长较低的地区，因为在这些地区，雇主很难从当地劳动力市场找到足够的技术工人。假如你(一个虚构的意向移民)想在布里斯班、黄金海岸、纽卡斯尔、悉尼、伍伦贡(Wollongong)、墨尔本或珀斯找份工作，那你申请到签证的希望基本是零。但如果你是一个注册牙医，年龄在45岁以下，会讲英语，想去北领地(Northern Territory)发展，请立刻登记!
这种精心设计的移民筛选表格可能会越来越成为经合组织国家(几乎是最发达的36个国家)移民政策的标志。很明显的是，低技术移民、家庭移民、护理人员的数量已经不再增长，甚至开始下降，而高技术移民的增长非常显著。从第35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富裕国家也越来越多地运用毕业生工作签证(post-study visas)来吸引高技术国际学生留下来，尤其是在高科技、工程和医疗领域。对于许多贫穷国家来说，技术工人出走造成的“人才外流”对他们打击很大。不过，我们在第25章中也讲到，菲律宾等人口大国培训和输出了数百万工人，目的就是利用富裕国家技术人才短缺的机会，换取更多的汇款收入。
失序的人口流动管理
与经合组织有选择地管控入境移民的做法相距甚远的是，几乎可以肯定，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移民人数将会因为气候变化、政治冲突和区域内特殊的人口变化而大幅增加。飓风或洪水等突发事件的强度和频率似乎在增加，因为海洋表面升温，导致海上风速变大。而随着基础设施的破坏越来越严重，更换成本越来越高，管理难民潮的难度将越来越大。
新闻媒体对委内瑞拉、叙利亚和苏丹等遥远国度的事件大量报道，让我们深入了解到国内冲突造成的人口流离失所。据联合国难民署预测，到2019年底，将会有530万委内瑞拉人(相当于该国人口的六分之一)逃离自己的国家。在过去的八年内战中，也有类似数量的叙利亚人逃离祖国，但预计2019年将有25万人回到叙利亚。苏丹可能有多达320万人离开家乡，前往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谋生。
虽然突发的自然灾害和政治冲突催生了大量的流动人口，但不容忽视的是，缓慢的气候和人口变化，可能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让数千万人口背井离乡。让我们以沙漠化问题为例。戈壁沙漠正在以每年3600平方千米的速度吞噬着邻近的草原。而撒哈拉沙漠自1920年以来，面积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干旱，再加上牲畜和可耕地的减少，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并引发了冲突，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生存的唯一出路就是迁徙。当然，海平面上升导致的海岸侵蚀也很重要，某个岛上的居民必须疏散的消息往往会成为重磅新闻。不过，相较于可耕地的逐渐减少，这种现象催生的流动人口数量较少。
虽然人口变化经常“被忽视”，不过，通过地区性的对比，我们能够发现未来可能面临巨大人口迁徙压力的地方。20世纪50年代，欧洲和非洲的活产儿数量大抵相同，后来这两个地区生育水平的巨大变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见下图)。
由于非洲的生育率相对较高、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人类发展指数得分较低和政治冲突严重(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冲突正在减少)，非洲已经开始出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而这一趋势减弱的可能性很小。虽然大多数人口流动将在非洲内部进行，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口涌向了其他大洲，特别是欧洲。
对人口迁徙的反应
虽然学者、雇主和政府一直对外来人口入境的模式和原因感兴趣，但许多本地人更关心的是外来人口进入本地后的社会影响。特别是，他们关心能否和新来的陌生人相处融洽，或者宗教、种族、肤色和文化的差异是否会对双方的融入和共处造成障碍。从逻辑和经验上看，我们可以勾勒出人口迁徙带来的三种社会互动(简称“3C”)：
冲突(Conflict)：往往导致隔阂，本地人会要求限制外来人口继续进入；共存(Cohabitation)：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处融洽，但没有深交；克里奥尔化(Creolization)：通常是慢慢地相互学习，并通过一个称为“混杂化”或“克里奥尔化”的过程将不同的文化融合在一起。
冲突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人口迁徙的突然、快速、复杂、大规模，引发了第一种可能并使其广受关注，即冲突。毫无疑问，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意大利、匈牙利和美国)的民粹主义政治家从本国常住居民对外来移民的恐惧中获益。这种恐惧表现为很多形式，但衡量关切程度的一个指标是，在任何特定人群中，外来人口的数量总是被夸大。
共存
虽然人口流动在当代引发了不少冲突，但是从长期来看，人口流动引起的其他变化更为普遍。回顾历史上两个不同的民族之间的接触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文化之间的边界是如何被(往往是用种族语言)想象和缔造出来的。同时也可以看到，人类的模仿、好奇、欲望和移情能力让我们超越了这些边界。在“世俗—理性价值观”高于“传统价值观”的社会，宗教和家庭价值观居于次要地位。同样，在“自我表达价值观”胜过“生存价值观”的社会，人们对外来人口的容忍度越来越高。
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互动可能包括不同出身和文化的群体之间极为肤浅的共存形式。当然，小规模的经济来往、礼节性的问候和试探性的微笑，要比明显的敌意或仇恨犯罪好得多。不过在这些平淡的日常交往中，不同的文化就像气泡一样难以深入接触。在更深层次的互动中，这些气泡明显重叠，出现一个明显不同于母体文化的“克里奥尔化空间”(creolized space)。
克里奥尔化
在克里奥尔化方面，我们要讨论的是深层次的、渐进式的接触。不存在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同化或融合的单向过程，双方身份和文化的融合也不可能完全和谐或平等。在克里奥尔化的过程中，共享空间和文化交流一般是不对称的，是有等级之分的。不过，克里奥尔化表 明，这些接触可能是创造性的、富有成效的，而且往往会颠覆主流秩序。在不同种族之间不可逾越的表象之下，是我们听的音乐(爵士乐、雷鬼乐、摇滚乐)、我们跳的舞蹈(桑巴舞、萨尔萨舞)、发明的融合宗教(基督教、佛教)、我们吃的食物(不仅仅是融合食物，还有新配料的使用)，以及许多克里奥尔化的做法，从配诵诗歌(dub poetry)到卡波耶拉(capoeira)和现代瑜伽。
由于克里奥尔化是分散的，远离媒体的头条新闻，因此，我们往往没有注意到共同的社会和文化习俗是如何慢慢改变现有的权力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自下而上的创造力巧妙而又无处不在地破坏了种族、文化和身份之间所谓不可逾越的边界。这表明，外来人口和当地人可以慢慢地创造一个共同的未来。
—End—
本文编选自《3000年人类迁徙史》，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加。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文由出版机构提供，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欲转载，务必留言说明。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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