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希望将一切事物都“数字化”，却不得不面对焦土般的“末日白板”
2023/3/9 10:00:00 勿食我黍
作者｜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
美国当代著名艺术史家和艺术理论家，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艺术与理论迈耶·夏皮罗讲席教授，区域出版公司创始人之一。
20 世纪 60 年代新左派政治(New Left politics)有一个核心观点，他们认为，年青一代无论是否参与生产或劳动，都受到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和各种要求的压迫和束缚。人们普遍认为，年青一代对专家统治(Technocracy，亦称为“技术官僚主义”)和社会体系的融合具有独特的抵抗力，这一观点在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拉乌尔·范内格姆(Raoul Vaneigem)等人的著作中都有所表述。“青年”在历史上有许多不同的定义，但它有一个特征一直没变：通过宗教或文化习俗界定，青年是一个过渡阶段或中间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青年要完成社会的同化融合，之后才长大成人。但是，到了20世纪中期，在西方大部分地区，各种体制和观念已经发生改变，于是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窗口期，出现了不同的社会实践和探索，寻求不同的出路和反抗之道。尽管几十年过去了，大型媒体还在对 20 世纪 60 年代反主流文化进行嘲笑和讽刺，这恰恰暴露出他们的一种集体焦虑——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他们身上的体制价值观和预设的行为，即使是部分被颠覆，也会产生这种集体焦虑。现在社会的目标是，不给年青一代想象未来的机会，不让他们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但这个目标不能讲出来，反而要通过大量关于年轻人如何“创造性地”和“突破性地”利用他们的数字工具和平台的新闻来掩人耳目，营造出一种年轻人正在掌握未来的假象。为避免出现具有反叛精神的年青一代，社会首先要做的是掩盖他们失业、失去未来的事实，于是他们就为年轻人炮制了一个个故事，说这一代人想成为网红，想成为创业者，或者以其他方式追求没有灵魂的企业价值。
《焦土故事：全球资本主义最后的旅程》[美] 乔纳森·克拉里 著马小龙 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3年2月
但是，年轻人并不是唯一被剥夺了时间和空间进而无法进行人际交往的人。限制非金融化的社会交往，对所有人的交流能力都是一种伤害。一直以来，国家和强大的体制通过虚假信息实现这种限制。但这只是其中一种手段，现在更显著的是各种碎片化的信息涡流，它让我们深陷其中，感到无所适从。互联网就像数字版的“大太平洋垃圾带”，体量巨大，且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在这个垃圾带上，来自全球网络的糟粕不断累积，占据了人与人之间、社区与社区之间日常交流的空间。海量数据无休止地积聚，不管是图像还是语言，会产生让人麻木的刺耳杂音和各种令人困惑的假象。这些假象使人们的思维受到限制，减少人们相互对话的机会。对数以百万计的人来说，每天与他人的互动交流就像是网络沼泽中漂浮的一个小颗粒，瞬间就被遗忘。所谓的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大量制造无知、愚蠢和仇恨。
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非常详尽地阐明了一个观点：语言作为人们相互理解的媒介，不仅是生机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生机世界的全部。他在许多作品中都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媒体和技术科学的工具化力量，以及生机世界是如何被这些力量所影响的。然而，即使哈贝马斯将这些力量看成是“对生机世界的殖民化”，他仍然希望新的媒体形式能够促进公共领域的建立，以便“负责任的行为主体”之间能够产生交流，达成一些社会共识。不过在他 1980 年前后的著作中，对建立在“相互交流行为”(communicative action)之上的现代社会的乐观态度开始有所转变。他观察到，如果人与人的交流变成欺骗和对事实的歪曲，全都是一个腔调，还无休无止，那么生机世界便相当于灭亡了。40年后的今天，我们生活中的交流被蓄意破坏，全都是被互联网“程序化”的不知所云和口是心非，这是哈贝马斯没有想到的。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许多理论家，尤其是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揭示了资本如何将熟悉的社会环境转变成“抽象空间”(abstract space)，也就是说，把它转变成与全球市场所依赖的交换和流通形式相兼容的社会环境。对列斐伏尔来说，这种行为是将世界简化为“一个‘计划’，它存于虚无之中，毫无任何其他的特质”。这是在制造一张白板，所有独特的和难以取代的事物都已被清空。列斐伏尔指出，“抽象空间不是字面意思上的同质化。相反，它只是把同质化作为目标”。在他对资本基本趋势的描述中，有些人误将“抽象”理解为技术产生的秩序或规律。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我们正在走向这个白板，而对白板上焦土一般的现实，我们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一个被蹂躏和抢劫一空的地球，越来越多的土地变得无法居住且无法恢复。政治理论家安德烈亚斯·马尔姆(Andreas Malm)对列斐伏尔的模型进行了一次关键补充。马尔姆的研究表明，尽管抽象空间的那些明显的抽象特征可以让资本不受约束地流动，但抽象空间本质上依赖于陆地资源，特别是石化燃料。事情的矛盾点就在这里——资本的流动性依靠的是不流动的地下能源。“不管是选址还是迁址，提炼还是加工，订购还是分销，进口还是出口，决定其自由度的还是矿山、矿井、气田，大规模科技产物的精华离不开地下资源。”此外，在利用这一抽象空间和争夺陆地能源储备时，就需要大范围去实施暴力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拆除房屋、砍伐森林、夷平山顶、采矿、水力压裂、杀害平民以夺取资源丰富的土地，资本主义需要利用这些手段，消除一切阻碍物质或非物质流动的因素。
早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罗马的征服就给军营和城镇带来了抽象的规划。这些几何布局，是罗马的核心文化向其外围的物理延伸和认知延伸，是帝国在外实现控制权的可复制模板。罗伯特·波格·哈里森(Robert Pogue Harrison)认为，北欧大面积的温带森林，既是罗马扩张的物理障碍，又能扰乱人们的感知能力和对空间的掌控。广袤的林地让观察者感到困惑，很难找到视觉上的确定性、找出绘制地图的规律性，以便驯化被征服的土地。森林内光影变幻莫测，距离远近难定，丰富的生物物质令人难以往深处探索。遇到这种地理环境，只有把它们夷平才能彻底征服。几个世纪之后，被帝国主义野心冲昏了头脑的美国军队遇到了密不透风的越南森林和藏匿其中的越南军人。他们竟然使用了包括橙剂在内的脱叶剂和除草剂，并持续使用了十多年。
在近代历史上，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制造临时性抽象空间的事件，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长期以来，关于这场战争的意识形态谎言和历史捏造满天飞。重要的是，我们要弄明白，对胜利方来说，这场战争是如何通过前所未有的破坏行为实现了现代化。对于全球资本主义来说，这场战争为大型贩毒集团和永久战争国家主宰全世界扫清了障碍，帮它们清除了一切碍事的边界、语言障碍、主权和金融模式等绊脚石。这是对前现代欧洲残存碎片的最后一次清理。广岛和长崎遭受的轰炸，德累斯顿、汉堡和东京遭受的燃烧弹轰炸，从军事上来说，完全没有必要。但这一系列行为证明了生机世界及其居民根本无关紧要，可以随意丢弃，而这正是塑造战后和平的必要条件。许多人认为，在化学、航空航天和微电子等相关新兴行业的推动下，战争及其后果直接催生了“国家安全”(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的概念。著名的ENIAC计算机问世于1946年，很快便被美国军方用于计算预测火炮或火箭的运动轨迹；同一年，该计算机在研制第一颗氢弹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甚至在战后不久，一些人就想使用核武器，以确保战后新秩序不受挑战，永久存续。20 世纪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主张对苏联所有主要城市和工业中心进行大规模的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当然，最后并未实施。化学垄断公司在继续开发用于平民的化学武器，同时也启动了农业工业化，开始使用杀虫剂和除草剂。生命力，无论是一个躯体的生命力、生态节律的生命力，抑或是社会弹性的生命力，都不再只是一个被控制和被利用的对象，而是成了一个潜在的毁灭对象。
有一个观点，虽然被人轻视，但仍有一定启发性：互联网复合体在一定程度上是“冷战”的产物。在“冷战”中，科学家和技术官僚(technocrats)为达目的不惜策划大规模的毁灭活动。众所周知，阿帕网(ARPANET)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被设计出来，作为一个“分散式”的、以指挥和控制为目的的网络，应对全面的核攻击。即便大部分网络和地球上的大部分生命都被摧毁了，由于其内置路径冗余且不需要中央交换机，阿帕网仍然可以继续运行。设计这个网络的目的是“维持美国核力量的控制系统不被摧毁”，从而使阿帕网保持反击的能力，可以发射任何未被摧毁的导弹。由此可见，这个系统的功能已经脱离了人类的背景，而且它的设计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在整个社会和社会成员已经失去存在意义的时候仍能发挥作用。尽管阿帕网的问世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而且它又增加了许多设备，但是只要我们看到——将整个社会生活大规模迁徙到一个网络架构之中，并且这个网络架构的最初构想却是为了那个终极的抽象空间(终极白板)时——其中的恐惧是难以抹去的。世界各地的人被成群结队地赶到互联网上，这印证了保罗·维里利奥(Paul Virilio)的观点。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这种观点似乎还显得夸张。维里利奥认为，在适应数据网络速度的新型战争安排中，曾经的平民永远会被视为一种被针对的要素。维里利奥还指出，不断扩张的战争机器不可能与公民社会共存，军事行动的基础就是“社会的发展停滞”(societal nondevelopment)。
1943 年，哲学家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在去世前的几个月里写了一篇文章。文章指出，“背井离乡”(uprootedness)的精神危机，是世界大战和货币经济影响下最具破坏性的恶果之一。这个观点并不是什么与土地、土壤有关的保守观念。对她来说，所谓的“背井离乡”，是指被剥夺了“真正地、积极地、自然地参与社区生活”[7]的权利。她强调的是，一个人可以一生始终待在一个地方，在精神上却不能和这个地方的过去有任何联系，也没有形成对未来共同的期待。她还强调，不管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如何，不管身在城市还是农村，都要通过不同的触须融入周遭的环境之中。而这种融入的方式，在现实中是通过工作，在道德上是通过关注他人。当今这个时代，“背井离乡”以数字化的新形式支撑着个体自主的假象。人们希望与他人长期保持情感互动，而这样的渴望会被稍纵即逝和千篇一律的在线互动损耗殆尽。在这种现象的影响下，我们在面对周遭生机世界的瓦解时，竟然表现出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冷漠。各种各样的“背井离乡”正在日益泛滥，而我们却熟视无睹。无情、可怕的“背井离乡”正在一步步击碎我们在技术上的自豪感。饥荒、干旱和战争仍在迫使数百万人离开家园和曾经的社区，只留下大片土地和田园，人们无法继续那里的生活。我们希望把一切事物都“数字化”，沉浸在一种幻觉之中，以为一切都会一如既往地延续下去。尽管我们有自己的希望和目标，但我们却在不假思索地继续制造全球灾难，注定要继承焦土资本主义的“末日白板”。
—End—
本文编选自《焦土故事：全球资本主义最后的旅程》，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文由出版机构提供，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欲转载，务必留言说明。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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