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权力和网络，理解“我们”与“他者”之间的边界
2023/3/10 10:00:00 勿食我黍
作者｜安德烈亚斯·威默(Andreas Wimmer)
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和政治哲学教授
行动者显然不能自由地选择他们最喜欢的策略——无论是“反转”规范等级结构，还是简单地跨越边界进入主导群体。因此，下一步在于确定由行动者所处的社会场域的结构所产生的约束条件。正如以前所指出的：第一，行动者受到制度环境的约束、支持和诱导，这种制度环境使得划定某些类型的边界(族群、阶级、地区、性别、部落或其他)显得更加合理和有吸引力。第二，权力分配界定了个人的利益，进而决定了哪个族群分化层次将被认为是最有意义的。第三，政治联盟网络将影响谁会和谁不会被视为“我们中的一员”。
《族群边界制定：制度、权力与网络》[瑞士] 安德烈亚斯·威默 著徐步华 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
制度框架
制度激励行动者划定某些类型的边界，例如族群边界，而不是阶级或性别边界。一些学者强调了宏观政治制度的转变，如从间接统治到直接统治的转变或民族国家形态的传播，而另一些学者则研究了导致行动者强调族群边界而不是其他边界的中层和微观制度机制。这种制度主义研究路径与各种微观社会学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认为族群边界是从认知、行动或互动的细节中“涌现”出来的，这些细节以不同的方式被设想为交谈际遇[例如，在戴(Day 1998)所采取的民族学方法论传统中]、表演行为、理性选择或信息的认知处理。
为了本书的目的，我把特定制度安排的出现和扩散视为外生的。我关注的是民族国家制度的特殊性，它为当代世界提供了政治组织的基本框架，充当着“象征权力的中央银行”(正如布迪厄所说)，并且采取了大量通过使特定的分类边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关来实施该边界的手段。对民族国家为族群政治提供的激励措施的分析，为理解为什么当代政治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划定、维护和转变族群性、种族或民族性的边界，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起点。这一论点借鉴了日益增长的研究传统，该传统着眼于民族建构与少数族裔形成之间的相互作用。
虽然认为帝国或前现代的领土国家对塑造和监管族群边界完全不感兴趣有点夸大其词，但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变为国家精英采取族群边界制定策略提供了两种新的激励。首先，政府的族群民族代表性原则，即同类应该统治同类，成为了任何合法国家的惯例。它为国家精英在文化和族群方面系统地同质化其臣民，提供了主要的制度激励，通常是通过扩大自己群体的边界和宣称自己族群的背景、文化和语言形成了其他所有人都应该渴望融入其中的民族熔炉。其次，民族国家也需要用族群术语来界定其领土边界。跨族群的、普遍的帝国统治原则——以安拉、文明传播、革命进步的名义——意味着一个政体的领土范围从未用族群民族术语来定义。然而，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只有由民族聚居的领土才应该被归并到政体中。因此，界定民族的族群边界具有核心政治重要性；也因此，国家精英被鼓励去推行上述民族建构和少数群体形成策略。
民族国家还为非精英，尤其是“少数族裔”中的政治倡导者提供制度激励，以强调族群划分而不是其他社会划分。族群民族代表性的原则可以通过将其应用于少数群体本身而被“颠倒过来”。这样，少数群体就可以通过规范反转的策略，转变为“民族”。通过唤起族群民族代表性的逻辑，他们可以要求为自己的群体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或者至少在现有的国家中得到公平的代表，例如使少数群体文化在国家博物馆中获得尊重和荣誉，使其语言被认可为在学校和大学里教授的官方用语，等等。
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民族国家还提供了推行族群边界制定策略的激励措施：多数群体成员可能在就业、婚姻和住房市场的日常互动中歧视少数群体，即便他们不被鼓励这样做，他们也觉得有理由这样做，因为他们已经因代表了一个特定国家的“人民”而变得有尊严，因而有权在社会舞台上享有特权地位。他们可能会强行实施针对少数群体的边界，或者通过将成员融入民族大家庭来鼓励边界扩张。少数群体被鼓励去跨越边界融入民族多数群体并采取转变和同化策略，以克服新的排斥和歧视结构的后果，或者相反，通过边界模糊来转移与其少数群体地位有关的污名：强调村庄、大洲或全人类作为身份认同的主要焦点和人类尊严的主要来源。
民族国家的族群逻辑因塑造了许多行动者的边界制定策略，并渗透到许多不同的社会场域。划分民族与它的各种“他者”之间边界的精确方式因社会而异。这一边界的性质随之决定了少数族裔在公共领域提出的主张的类型。在英国，民族的种族化边界反映在移民组织自我认同的体征性族群模式上；而在法国，移民组织很少将自己的支持者描述为种族少数群体，相反，这些组织将自己的地位描述为在政治和法律上被排除在公民共同体之外。在荷兰、德国和瑞士，民族认同更为普遍，而“种族”作为一种认同标志，几乎没有在少数群体政治的话语剧目中出现，这与民族多数群体定义自己和移民他者之间边界的方式相符。
两个限制条件：首先，上述分析并不意味着包容和排斥的边界在所有制度场域和所有情境下都是沿着族群或民族的界线划定的。举个例子，在当代美国医院的急诊室里，基于族群、民族或种族的区分被认为是不合适的，而区分对身体的伤害有无生命危险才是制度惯例的一部分。然而，在急诊室外，当涉及治疗不威胁直接生存的疾病时，一些医院可能会询问讲西班牙语的移民的法律地位，或者对黑人患者的照顾可能会少于有类似健康问题的英裔美国人患者。这是一个需要确定现代社会的族群民族的主方案在多大程度上渗透到了这些制度领域的实证分析问题，人们需要仔细地将族群过程与非族群过程剥离开来。
其次，一旦现代民族国家已经被建立起来，其他制度也会影响族群边界制定的动力，从而使案例间的差异进一步增大。民主化加深了民族多数群体和少数族裔之间的边界并使之政治化，因为它为政治家呼吁“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瓦解其族群敌人的阴谋提供了额外的激励因素。从一党制政体向民主多党制政府的转变，可能会激励人们强调迄今为止几乎没有政治意义的其他族群分化层次。当引入联邦制时，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效应(请参见布劳坎普的埃塞俄比亚案例研究)。
权力与利益
在上述的制度环境中，行动者将强调族群划分，而不是其他类型的社会划分，并采取上一章所概述的各种族群边界制定策略中的一种或另一种。哪个行动者会选择这些策略中的哪一种？鉴于族群分类的分层嵌套特征，他们将聚焦于哪一种族群边界？答案取决于他们在制度秩序所建立的权力等级中的地位。权力的影响是双重的。
首先，考虑到所拥有的经济、政治和象征性资源的禀赋，一个行动者将采取她所感知到的可以促进其利益的特定策略和族群分化层次。帮助我们理解这个过程的最佳模型是哈特穆特·埃塞尔提出的框架选择理论。它描述了行动者如何首先选择适合制度环境且有利于他们所感知到的利益的认知方案，然后选择最适合实现该方案所定义的目标的行动剧本。依据信息成本和情境逻辑，这两种选择要么是以完全有意识的、自反性的推理模式，要么是以半自动的、自发的方式做出的。应当强调的是，在这种模式中，对利益的感知并不独立于已经常规化的制度环境和认知框架。我将在后面讨论这种路径依赖效应，重点讨论更有可能使其产生的边界类型。
然而，即使一个特定的族群边界已经在日常认知和行动中被确立和常规化，个人仍然可以在不同的策略与对既有族群方案的不同诠释和实例化之间进行选择。正如下面的例子所示，他们将选择那个使他们能够声称相对于同一族群类别的其他人拥有优势地位的特定版本。米歇尔·拉蒙和她的合作者已经完成了一系列关于非裔美国人如何划定社会边界以对抗污名化和排斥的民族志研究。市场营销专家通过强调消费的力量和黑人文化的“时髦”来采取一种反转策略。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在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划清界线，使自己——作为生产和消费花哨东西的专家以及作为黑人共同体的成员——处于象征性等级的顶端。相比之下，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功的中上层阶级则强调专业能力、智力和成就是鉴别道德上和社会上优越者的标准，从而依靠经典的精英领导体制来建立“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平等，并模糊他们之间的边界。最后，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利用宗教普遍主义和凸显关爱型人格的价值，来强调他们属于道德分歧的正确的那一边，从而再次不再强调黑人和白人之间既有的等级。这些群体中的每一个都以这种方式与黑人白人之间的划分相联系，从而赋予他们自己的道德价值和社会地位主张以合法性，并将自己置于威望金字塔的顶端。
其次，权力资源禀赋不仅决定了一个人将采取哪种族群边界制定策略，而且还决定了她可以任意使用哪些边界实施方法，从而决定了她所偏爱的族群分类模式对其他人的影响程度。显然，只有那些控制国家机构的人才能使用人口普查和法律来实施某种边界。只有那些掌握暴力手段的人才能将他们所诠释的族群方案变为现实，通过杀害“天主教徒”、“什叶派”或“波斯人”，或重新安置“鞑靼人”和“德国人”，从而制造了天主教徒、什叶派、波斯人、鞑靼人和德国人。与那些从属的个人和群体的歧视性做法相比，那些控制着关于雇佣谁、在哪里修路以及向谁提供信贷方面决策的人的歧视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
然而，我们不应过分夸大主导的族群边界制定模式的霸权力量。虽然强大的行动者可以使他们对社会世界的愿景为公众所知，并对所有人的生活产生影响，但从属者可以发展出将社会世界划分为群体的其他模式，而不是主导行动者宣传的模式(请参见詹姆斯·斯科特的“隐藏的文本”概念)。正如上一章所讨论的，有时强加的类别会被边界收缩策略所抵消：坚持“是”牙买加人而不是黑人，或者“是”辛纳坎特科人而不是印第安人。有时边界扩张是答案：是穆斯林而不是巴基斯坦人或者是“上帝的子民”而不是黑人。在其他情况下，边界模糊是反霸权的选择策略：勾选美国人口普查中的“其他种族”复选框。
这种反话语(counter discourses)——或者以更浪漫术语表达的“抵抗”——的可能性和存在，对这里提出的模型至关重要。它使我们能够避免将强大行动者的分类策略与日常生活中的群体形成等同起来，进而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从属行动者在什么条件下采取反策略，他们何时接受强加给他们的类别区分，从而将类别转变成一个群体，并将类别区分转变成一个社会边界？下面我将回到这个问题。
政治网络和边界位置
制度框架和权力差异解释了行动者是否选择族群边界制定策略以及选择何种策略。如果有强烈的制度激励，他们将采用族群分类，而不是区分阶级、男女、宗教、村庄、部落，并且他们将选择族群分化的层次和诠释现有的边界，以确保个人是那个值得尊敬、正直、有尊严的类别的正式成员。但是，“我们”和“他者”之间的边界究竟会划定在哪里呢？哪些人将被分类归入哪些族群？在这里，联盟网络开始发挥作用，这是我提出的框架中的社会场域的第三个特征。
我假设，已经建立的联盟网络的覆盖范围将决定，族群意义上的“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确切边界将划定在何处。这可以用民族建构过程和政治联盟网络在这些新兴政治场域中所起作用的例子来说明。比较研究表明，在民族国家形成的早期，国家精英的联盟对民族和少数群体之间边界的位置最为重要。安东尼·马克斯解释了冲突和联盟的不同结构如何导致大部分非洲后裔被纳入巴西的民族建构计划，并导致他们在美国和南非被排除在外。修改马克斯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说：当奴隶制被废除且有限民主形式被引入时，巴西的精英们依赖于广泛的、一直延伸到前几个世纪出现的混血种族出身的中间阶级的庇护主义(clientelist)联系网络。然而，在美国，这个中级阶级是由英裔美国农民和商人组成的，并且以前没有形成任何跨种族的政治联系。因此，巴西的新政治精英旨在融合和混合不同种族出身的民众，而在美国，民族被想象为白人的，并且混血被设想和视为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的一种恐怖。缺乏成熟的跨种族政治网络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的民族建构是以“黑人”作为其内在的他者而展开的，而不是像欧洲大部分地区那样针对相互竞争的邻国的民族。
同样的教训也可以从涉及瑞士、伊拉克和墨西哥的最不相似的案例比较中得出。它表明，在民族国家形成的早期，精英政治网络的影响力决定了哪些群体将被视为民族计划的一部分。在瑞士，新的政治精英们依靠已经建立的遍布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州的公民社会网络，动员一批追随者在选举政治的新舞台上进行竞争。这就解释了瑞士多族群民族建构的罕见历史。在墨西哥革命之前，那些网络仅限于新独立的墨西哥的克里奥尔混血精英，绝大多数土著居民一直被排除在民族建构计划之外。独立前伊拉克的政治网络沿着宗教性族群界线而产生的隔离，阻止了伊拉克大众民族主义在该国摆脱殖民地束缚之后的崛起。在复兴党(Baath)的族群独裁统治下，不允许独立的公民社会组织存在，而诸如在某些党派内部形成的那种跨族群联盟也被摧毁。当美国的入侵导致伊拉克国家崩溃时，政治联盟很少跨越宗教性族群的分界线，政治很快成为宗教性族群集团之间权力平衡的问题。
—End—
本文编选自《族群边界制定：制度、权力与网络》，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文由出版机构提供，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欲转载，务必留言说明。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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