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道德可以被自然化，理性行动者该如何行动呢？
2023/3/24 10:00:00 勿食我黍
作者｜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C. Dennett)认知科学家、科学哲学家，美国塔夫茨大学哲学教授，该校认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包括心灵哲学、科学哲学、生物学哲学，尤其是这些领域中与演化和认知科学相关的问题
因此，人最终通过后天的、也许是承袭的习惯而感觉到，对他来说最好的做法是服从他那些更为持久的冲动。“应该”这个专横的词语，似乎仅仅意味着对“ 存在着某个行为规则”的意识，无论这个规则是如何起源的。——查尔斯·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
人类文化，特别是宗教，是道德戒律的宝库，从黄金法则、十诫、希腊人所说的“ 认识你自己”，到各式各样具体的指令、禁令、禁忌和仪式。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家们一直试图将这些律令组织成一个单一的、理据充足的普遍伦理体系，但至今没有取得任何有助于促成共识的成果。数学和物理学对于一切地方的一切人来说都一模一样，但伦理学却还没有确定下来，没有达到类似的反思平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目标虚无缥缈吗？因为道德是一个只关乎主观品味(和政治权力)的问题吗？难道不存在可供人们发现和确认的伦理真理，没有逼着或妙技吗？伦理理论的一座座广厦已经被构建过，被批判和捍卫过，被最好的理性探究方法修正和扩展过，在这些人类推理活动的制造品中，就有一些最为宏伟的文化创造，然而它们还没有从所有仔细研究它们的人那里赢得毫无顾虑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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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危险思想》
[美] 丹尼尔·丹尼特 著
张鹏瀚 / 赵庆源 译
新思文化 出品
中信出版集团
2023年1月
伦理学家们是一个伟大设计过程众多产物的一部分，也许通过反思这个设计过程的种种局限，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些关于伦理理论地位和前景的线索。正如设计空间中全部实有的探索过程一样，伦理决策必定在某种程度上是短视的、有时间压力的，这有何后果呢？
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不久，维多利亚时代的另一位英杰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发表了他关于普遍伦理理论的尝试之作——《功利主义》。达尔文饶有兴味地读了这本书， 并在他的《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Darwin, 1871)中回应了这部“ 名著”。达尔文困惑于穆勒在道德情感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这一问题上的立场，遂向他的儿子威廉寻求帮助，威廉告诉他的父亲说，穆勒“在这整个主题上相当糊涂”。但除了一些这样的不和谐之处，人们(正确地)认为，达尔文和穆勒在他们的自然主义观念方面是团结一致的——所以他们一并遭到天钩捍卫者们的痛斥，也就在意料之中，捍卫者中最突出一位的是圣乔治·米瓦特，他宣称：
……人会意识到一条不可更易的绝对规则，这规则正当地主张我们服从于一个必然至高且绝对的权威—换句话说，理智判断的形成，表明做出判断的心灵中存在一个伦理理想。
对于这般虚张声势，最好的回应大概莫过于本节开头所引用的达尔文的话。但更讲分寸的批评也是有的，其中一种较常见的批评让穆勒忍无可忍：“功利的捍卫者还常常发觉，自己需要驳斥这样的反对意见：我们在行动之前并没有时间来计算和权衡每个行为对公众幸福可能造成的后果。”他的反应相当激烈：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确不应再说一些无意义的话了，因为在有关实际事务的其他问题上，人们是既不会去说也不会去听这类无意义的话的。没有人会论证说，因为海员们等不及算出航海历，所以航海的技能不是建立在天文学的基础上。他们既是理性的生物，出海时便会带上已算好的航海历；而所有理性的生物在驶入生活的海洋时，其心灵也已对普通的行为对错问题以及许多困难得多的聪明愚蠢问题做好了准备。只要人类还具有做出预见的品质，就应当相信，人们将一如既往地这样做下去。
这段高傲的反驳得到了许多——也许是大多数——伦理理论家的青睐，但实际上它是在裱糊一条裂隙，而这条裂隙已在汹涌的批判性关注下日益扩大。反对者们抱有一种稀奇的误解，认为一个伦理思维体系理应管用，所以他们指出穆勒的体系是非常不实用的——但指出这一点也就到头了。这算不得反对意见，穆勒坚持认为：功利主义理应是实践性的，但也没那么有实践性。它的正确用途，是给真正的道德推理者在前台表现出的种种思想习惯，做出位于后台的正当性论证。然而，伦理理论的这种后台作用(这不单是功利主义者所追求的东西)已被证明是缺少界定、不够稳定的。伦理思维体系究竟应该有多大的实践性呢？伦理理论是做什么用的呢？在这个议题上心照不宣的分歧，加之就连领军人物们也有的一定量的错误意识，助长了随后争论中莫衷一是的局面。
大体上讲，哲学家们愿意忽略实时决策的实践难题；我们全都有限而又健忘，而且不得不匆匆做出判断，哲学家们把这个赤裸裸的事实，当作他们所勾画的那个机制体系中一个真实存在但又无关紧要的摩擦因素。这就仿佛是有两个学科：一个是正统的伦理学，它所承担的任务，是计算那些决定了理想行动者在一切情况下应该如何行事的原则；另一个就差点意思，是“单纯实践性的”道德急救学科，或者说是关于“哲学医生赶来之前该怎么做”的学科，它用粗糙且现成的语言告诉人们，如何在时间压力的催迫下“ 在线”做出决定。
哲学家们承认，在实践中，我们会忽略种种重要的考虑因素——那些我们确实不应该忽略的因素——然后，我们会以花样百出的——道德上站不住脚的——方式让我们的思维发生偏斜；但在原则上，我们应该去做的，是一个理想理论(这个或那个理想理论)告诉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所以哲学家们就一门心思——这并非不明智——想要说清楚这个理想理论是什么。在哲学中，或是在任何科学学科中，人们都不会拒绝凭借理想化操作的有意过度简化而得出的理论成果。要知道，现实充满了凌乱的具体性，太过复杂，以至于无法理论化。问题在于(鉴于每种理想化操作都是一种战略选择)，哪些理想化操作可能会对道德的性质有所揭示，哪些只会给我们带来让人沉湎的童话故事。
人们很容易忘记伦理理论实际上有多不实用，不过我们可以反思一下穆勒从他那个时代的科技中取用的隐喻有何意蕴，以便生动地呈现真相。航海历是一种星历，是一种年年计算、年年出版的图表书， 人们可以轻松快捷地从中得出来年的每一秒钟里，太阳、月亮、几大行星和主要恒星在天空中的准确位置。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这种年度预期生成器以其精确性和确定性，一直充当着一个令人振奋的实例， 它显示了人类的预见能力如何在科学体系的适当规训下，被导向一个富于秩序的主题。装备了这样一个思想体系的成果，理性的水手确实可以勇敢前行，确信自己有能力做出可靠有据的实时航行决策。天文学家所设计的实践方法确实管用。
功利主义者能否为大众提供类似的产品呢？穆勒似乎一开始是要说能。今天，我们已经见惯了套着几十个高科技体系名号的浮夸之词——成本效益分析、基于计算机的专家系统等等——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穆勒是在从事一项颇具创意的广告活动：表明功利主义可以为道德行动者提供一种万无一失的“ 决策辅助”。(“ 我们已经为你完成了困难的计算!你只需在我们提供的简单公式里做做填空即可。”)
功利主义的创始人杰里米·边沁无疑有志于开发这样的“ 幸福计算法”，还配上了便于记忆的顺口溜，宛如每名船长都会记诵的实用天体导航体系。
强烈经久确定，迅速丰裕纯粹——无论大苦大乐，总有此番特征。倘若图谋私利，便应追求此乐；倘若旨在公益，泽广即是美德。
边沁是个快活的贪婪还原论者——你可以说他是那个时代的B. F. 斯金纳——而这种关于实践性的神话从一开始就是功利主义说辞的一部分。但从穆勒身上，我们已经看到象牙塔内的诸君开始向理想性撤退，向“在原则上”而非在实践中可以计算的东西撤退。
比如说，穆勒的看法是，那些关于日常道德的最佳教诲和经验法则(rule of thumb)——人们在匆忙的审思过程中实际考虑的那些公式——已经在完整的、费时费力的、系统的功利主义方法那里得到了(或者在原则上将会得到)官方认可。普通的理性行动者之所以信任这些公式，是因为其中积累着关于许多人毕生经验的文化记忆，而现在可以用形式推导的方式从功利主义理论中推出这种信任，从而(“ 在原则上”)证明其合理性。可这样的推导从未真正实现过。
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原因：一种能够进行功利主义(或任何其他“效果论的”理论)所要求的那种全局成本效益分析的可行算法极不可能存在。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可以把其原因称作“ 三英里岛效应”。三英里岛核电站的熔毁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在规划某个行动的流程时，你碰到熔毁这个发生概率为p的后果，你应该给它赋予什么样的权重？它是你应该尽力避免的负面结果，还是你应该悉心促成的正面结果呢？我们现在还说不准，也不清楚具体要经过多少岁月才能得见问题的答案。(注意，问题并不在于测算不够精确；我们甚至都无法确定要赋予该结果的价值符号应该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比较一下我们这里面临的难题，以及计算机国际象棋程序设计者所面临的难题。有人可能会认为，伦理决策技术用来应对实时压力难题的方法，就是国际象棋中应对时间压力的方法：启发式的“ 搜索—修剪”技术。但是，人生不像国际象棋那样有“将死”，我们不会最终在哪个点上得到正面或负面的明确结果，也就无从通过逆向分析来计算我们所选路径沿途的诸多替代方案的实际价值。在给一个位置派定权重之前，应该想多深呢？在国际象棋中，从第五层看是积极的东西，从第七层看可能就是灾难性的。有些方法可以调整一个人的启发式搜索步骤，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但不是决定性地减少)对于预想中走法的价值误判。预想中的这一步吃子，究竟指向了十分积极的未来，还是触发了对手高明的弃子战术？静置原则将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总是跳出任何一阵纷乱的交锋，多看几步，看看棋盘平静下来后是什么样子。但现实生活中并没有与此对应的原则值得我们依赖。三英里岛事件后来又经历了十多年的巩固和静置(它发生在1980 年)，经过通盘考虑后，我们仍然毫无头绪，不知道该把它算作好事还是坏事。
有人疑心，对于这般困局，并不存在牢靠且有说服力的化解之道，对于效果论的批评表面上纷扰混乱，内里则长期潜藏着这样的疑虑：在许多怀疑者看来，效果论就像是“低买高卖”这个空洞股市建议的稍加乔装版——虽在原则上是一个伟大的想法，但作为用来遵循的建议，则是系统性地无用。
所以，功利主义者不仅从来没有在实际实践中真正凭借计算(全部)备选方案的预期功用，来决定自己的具体道德选择(没有时间来做这些，就像那些最初的反对者所指出的那样)，而且从来没有实现过针对部分结果——用穆勒的话说，即“地标和路牌”——的可靠“离线”推导，供那些必须应对“实际事务问题”的人取用。
那么，功利主义者的主要对手——各式各样的康德派又是什么情况呢？他们在自己的说辞中也推崇实践性，而且主要是通过控诉功利主义者的非实践性来表达这一点。可康德派拿什么取代无法奏效的效果论计算呢？那就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遵守准则(常常被人嘲笑为规则崇拜)，比如，康德在描述一则绝对命令时就提到：要只按照你同时能够愿意它成为一个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康德式的决策行为十分典型地揭示了相当不同的理想化操作——它从别的方向上脱离了现实——那就是要做全部的工作。比如，除非有即将登场的天外救星，有一位司仪方便地在你耳边低语提议，否则情况就会让人摸不着头脑：在你拿着需要加以思忖的那些行动所对应的“ 准则”，去接受绝对命令的检验之前，你要怎么才能想出办法来圈定相关“ 准则”的范围。可以接受检验的候选准则似乎取之不尽。
当然，那种颇具古趣的边沁式期望——用填空式的决策流程来应对伦理难题——对于现代康德派的精神来说，就像对于精细练达的功利主义者来说一样陌生。所有的哲学家似乎都会同意，真正的道德思考需要洞察力和想象力，靠不过脑子而应用公式是做不到的。正如穆勒本人所说的那样——他仍是盛怒未消——“无论何种伦理标准，只要我们把它与普遍的愚蠢相联系，就不难证明它效果恶劣”。不过，这番说辞与他在前面的类比有些相左，因为对实用导航体系的正当要求之一，就是几乎任何蠢材都能掌握它们。
我说这番话，丝毫不是想提出什么语出惊人的指控，只是想提醒人们注意一件相当明显的事：从来没有过哪个稍能使人信服的伦理学体系，被整理成便于计算的形式，用来——哪怕是间接地——处理现实世界的道德难题。所以，即便世上不乏支持特定政策、制度、实践和行为的功利主义(以及康德式的、契约论的等等)论点，这些论点也无一不处在“ 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和理想化假设可信性声明的重重藩篱中。之所以设计这些藩篱，是为了克服计算量的组合爆炸所带来的威胁，如果真的有人试图——按照理论必须这么做——考虑全部的事情，那么这样的威胁就会出现。而且作为论点——而非推导——它们全都有争议(这并不是说它们归根结底都不可靠)。
为了更好地感受一下促成了实际道德推理行为的那些困难，让我们给自己提出一个小小的道德难题，看看我们自己是如何处理它的。尽管它在一些细节上颇为猎奇，但我所设置的问题却会表现出一个我们熟悉的结构。—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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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和野蛮人：进化逻辑下的人类道德观何以产生｜罗伯特·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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