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冲突与没有历史的人民
2023/3/27 10:00:00 勿食我黍
作者｜布赖恩·M.费根(Brian M. Fagan)世界顶级的考古学家，也是国际公认的世界史前史研究权威，曾在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学习考古学，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荣誉退休教授
在15世纪晚期至19世纪之间，即所谓的大发现时代，对奇特生物和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发现是西方文明在知识水平上最重要的分水岭之一。历史的长期推动促成了这些发现。与近东和亚洲更集权化的、拥有朝贡关系的政治体制大不相同，在公元1000年后，西方欧洲各国的统治者给予了商人更多自由空间并强化了特权。西欧地区穷困贫瘠，处于富裕的亚洲和地中海世界的边缘。商人们及其广布各地的活动网对目标远大的欧洲君主们至关重要，因为他们为首都带来战争、征服还有和平扩张。成熟完善的河道与海上航路为商人提供了价格更低且可靠的交通手段，这使得他们避免了像跨越大陆的旅行商队一样面临通行税和其他危险。由于西欧人扩大了他们的商品经营范围，在一些人手中，金钱的流通更加迅速，利润也增长了，这些人被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是首要的资本主义创建者。
《大发现四百年：一部文化冲突的历史》
[美] 布赖恩·M.费根 著
乔苏婷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3月
但是，对所有国家而言，纳贡所得的盈余一直是统治者及其朝廷的支柱。在新西班牙(西班牙的墨西哥殖民地)，征服者们向国王交纳他们收益的五分之一。在大发现时代早期的几个世纪中，这些进贡网络戏剧性地扩张，因为遍布世界各地的生产者——北美东北部的皮货商、墨西哥和秘鲁的银矿开采者、加勒比地区的糖类作物种植园—都被卷入了庞大的经济依赖网。在很多地区，商人和旅行者供应着价值低廉的异国商品，比如玻璃珠、棉布和铁斧以换取原材料。由于这些材料的生产者习得了对异域产品的品位，他们变得更加依赖于购买其皮货、奴隶或铜锭的人。在很多案例中，商人最终会供应工具甚至原材料，通过劳役偿债式的不等价交换系统在成品中获得补偿。非洲奴隶贸易为生产糖料、开采珍贵矿石和种植棉花提供了劳动力。
15—18世纪，欧洲航海者们在世界航道中穿梭(图3)。他们发现了黄金、白银和宝石资源。他们发现了富于毛皮动物的地区和繁衍着拥有巨大獠牙的大象的热带疏林草原。无论航行到哪儿，他们都会渗入既有的贸易网络，将这些贸易网连接在一起，并操作它们以获取最大利益。回到欧洲，在各个村庄或规模相当的工厂里工作的工匠们会为海外殖民地和供应商生产各类商品货物。一个根植于世界各地更早期贸易联盟的全球性的商业网络，即很多学者所说的“世界体系”，就此诞生。在数个世代间，无论社会是大是小，西方还是非西方，都被连接在一张相互依赖和关联的庞大网络里。除了大西洋奴隶贸易这一值得注意的例外，这些连接几乎被限制在商人和传教士，以及极少数远离家乡、在邻近固定航线的海岸群落从事劳动的移民中。
图3 15—18世纪欧洲航海者的世界地图资料来源：杰克·斯科特绘制。注：这张地图展示了本书主要描写的一些非西方社会。(图题为原编者所加)
四个世纪间，欧洲的贸易在其政府赞助者的保护下运转，各种约束条件和垄断像沼泽一样包围着它。国际贸易沿着可预测的路径流动，大多数利润源自人力、糖料或象牙等货品，而非制造业商品。在这几个世纪中，国家仍然是一种收集贡物的组织，由力图从对手的损失中增加自己财富的统治者支配。之后，在18世纪晚期，伴随着工业革命的黎明，英国纺织工业将商业财富变为资本。
在17世纪晚期，高达40%的人口已经离开土地，其中很多人进入制造业，成为领工资的工人。新的更商业化的农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与此同时，商人需要更多政治权力以及对乡下工匠的更强控制，这些人制造出供他们分送各地的商品。
英国社会在快速变化，但是这个国家的制造商们面对着强硬的竞争，既来自荷兰人，他们是内行的羊毛加工者，也来自印度的棉和棉布，它们被制成织物以迎合欧洲人的品位。
世界上很多地区的非西方社会在面对大量外来的农民移民时似乎都束手无措，这些移民相信他们有在异国他乡开拓新生活的权利，并且认为不用顾及当地原住民也无可厚非。
大发现时代把世界上全部已有人定居的地区永久地相互连接起来，这仍旧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这几个世纪里，西方人与庞杂多样的人类社会先是断断续续而后持续不断的接触，急剧改变了欧洲人对罕见事物和异国风物的态度。
文化的冲突
西方人对非西方社会的态度变化构成了我们可宽泛地称之为“文化的冲突”的迷人背景。在一个扩张的、拥有完全陌生信仰的复杂文明，与许多需要与周围自然环境谨慎相处以保持平衡的社会之间的冲突，是富于进步意义的。西方探索发现的几百年，是关于冲突和不理解、陌生人间谨慎的相遇、对黄金的搜寻和残忍的军事活动、有利可图的贸易、争夺土地与传教士不懈努力的故事。它们也是一段令人灰心的编年史，在始终互不相容的社会间充满了伤感、不幸与幻灭。因这些冲突而产生的知识、道德和精神上的影响至今与我们同在。
在对非西方世界态度和期待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正逐渐展开。出于同样的原因，在这几个世纪，非西方人的观念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最初，远航的欧洲人要寻找人间天堂，那曾经的黄金时代最后的净土。一开始，天堂是一个遥远而古老的梦想，随后它又坐落于土地，成为时而与埃塞俄比亚，后来又与印度群岛和西方土地相联系的传说中的黄金王国。讽刺的是，现实情况却为，最开始那些葡萄牙人的探险活动，接触到的是某些复杂程度远不及15世纪欧洲社会的现实。我们的故事从发现非洲南端的科伊科伊人(Khoikhoi)开始。作为单纯的牧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似乎过于原始，以致其迅速成为欧洲人观念中野蛮人的缩影。科伊科伊人似乎远在基督教的救赎之外。
美洲印第安人则不然，在葡萄牙人到达好望角的几年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将其揭露在讶异的欧洲面前。在印度群岛和新西班牙，关于高贵的野蛮人以及天堂和乌托邦的想象数百年来流连于人们的脑海中。也是在这里，学者和商人争论将印第安人带向“真正的信仰”以及强迫他们劳动的道德正当性。墨西哥成了西方文明与非西方世界相对抗的前线。
那些去到新大陆、探索太平洋、沿岸航行至非洲继而印度的欧洲人，他们所处的文明刚刚才从中世纪封建制度中摆脱出来。他们曾被君主们统治，这些君主过去支配着有严格阶层划分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西班牙人或英格兰人与阿兹特克人或印加人面对的统治者并没有什么差别，其帝国统治的前提也是权力和特权只属于少数人。不平等和社会分层是为了共同利益，这一现实被默许，且没人想去质疑。但这些欧洲人是基督徒，他们信仰的是个人自由与人人平等是全人类的根本信条。使人皈依基督教，就是让他们接受一些信条的影响，这些信条从长期来看就是要削弱以不平等为永恒状态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在特定的时候，这些具有破坏性——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此——的教义颠覆了每个欧洲民族所建立的殖民帝国。
征服墨西哥已过去近乎五个世纪，人类全部的多样性在这几百年里暴露在欧洲人眼中。然而当成百上千的社会经受着创伤般的文化变迁，严酷的现实降临在遥远的海岸和战场，哲学家和旅行者们编织出一整套传说和成见，至今困扰着我们对人类多样性的认识。这种奇怪的在虚构和现实间的对立永远存在且不断变化。西方对其他社会的看法经常因西方人对他们自己的文明所持有的尊敬态度而起伏不定。当塔希提岛在 1769 年被发现时，英法哲学家怀着乡愁，为朴素简单的生活发出叹息。18世纪，高贵的野蛮人和与自然生活在一起的人开始流行，带着一种即便在今天也令人吃惊的震撼突然降临到西方文明。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以高贵为信仰。这不过是当时对非西方世界的正面看法的一部分。拿破仑战争时期，工业革命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永久地改变了全球政治，人们意识到一种崭新的、对工业文明及其令人震惊的技术成就的理智自信，“高贵的野蛮人”就此破灭。
19世纪及此前的欧洲人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成就的高峰，是一个向着将来、指向必然前进之路的标志。但他们的观念却远远没有那么具有包容性。非西方人在欧洲人眼中成为愈发低劣的存在，常被认为只有10岁孩童的智力水平。这种观念与19世纪帝国主义欧洲强烈的种族主义只有一步之差。殖民者和移民在种族优越感的庇护下为吞并部落领土或优质耕地辩护，他们通常诡辩道，这些土地并未得到其本土拥有者的合理利用。这种似是而非的说辞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太聪明的孩子怎么可能习得最新的农业技术，或用一种“文明的”方式管理他们自己呢？把这些问题留给一个优越种族吧，帝国强权们喋喋不休道，与此同时给非西方世界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数百个鲜为人知的社会，很多如塔斯马尼亚人和雅甘印第安人(Yahgan Indians)所属的狩猎—采集者文化，以及其他像毛利人和西北印第安人所属的复杂社会，都在与19世纪的传教士、商人和殖民者们接触后被彻底改变了。很多族群，例如好望角的科伊科伊人和塔斯马尼亚人，迅速地销声匿迹了。其他的，如阿兹特克人和毛利人，分散在各地，其中的幸存者沦为新社会中边缘又穷困、受压迫的少数群体。只有极少数非西方社会设法成功地适应了新世界。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一些群体能更好地适应欧洲人的支配。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的政治结构。很多管理结构松散，有时也存在高压措施的非西方社会，都因派系斗争分崩离析，这使他们很难团结地面对外在威胁。在恰当的时间给予其犹如神赐领袖的精明领导，是很多社会得以适应新秩序的原因。
非洲南部巴索托(BaSotho)的莫舒舒国王(King Moshoeshoe, 1786—1870)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出生在一个靠小酋邦组织起来的、由务农的村庄构成的与世隔绝的社会中。这是一个没有马匹、火器和白人的世界。在他30多岁时，逃离祖鲁(Zulu)强大统治者沙卡(Shaka)的非洲难民涌入了他的家乡，打破了数百年来的旧秩序。就是在那时，莫舒舒成了领导者。通过道德影响和军事智慧，他集合起幸存者，建立了一个以德拉肯斯山脉(Drakensberg Mountains)为屏障的小王国，就在如今南非的纳塔尔(Natal)。他将这个王国命名为“莱索托”(Lesotho)，意即索托人(Sotho)的家园。当西方文明扩张至好望角的时候，莱索托才刚诞生不久。莫舒舒在他的后半生里不断地与四处破坏的掠夺者、传教士、手持条约的英国官员和侵犯他领土的南非白人制造出的各种问题作斗争。他是一个仁慈、自律的人，他用民意统治国家，并且只在自我防卫或受到极端挑衅时才诉诸武力。尤其是他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看到了诸如枪支、马匹、欧洲农作物和书写等欧洲革新中的优势。这种现实主义给予了他关于改变当时非洲权力关系的全面且深刻的理解。为了生存，他领导着他的国民处在一条微妙的分界线上，既保持一只脚坚定地踏在传统社会中，同时又至少拥抱一些福音派基督教教义。他追求这种道路的政治和社会动因实在引人瞩目，以至于他从未受过洗礼，尽管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在他生命最后时刻做了疯狂努力。他的去世和他在世时一样，同时处在两个世界中。
在那段南非白人和英国人都对莱索托的土地感兴趣并且激烈竞争的时期，莫舒舒保持了他领土的统一。他与南非白人突击队残酷地斗争，向他们的指挥者申明他不会放弃他的国家。“它并非属于我，正如你们清楚地知道，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属于居住于其中的人民。如果我迁移走巴苏陀人(Basutos，巴苏陀人即莱索托居民)，我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安置他们。”他最后的外交计策，就是让他的人民附属于对开发巴索托兴趣不大的英国人。如果那些奥兰治自由邦的南非白人也是这样，他们就能够夺取这里几乎所有的耕地了。结果，莱索托在近乎一个世纪中都是英国殖民地。英国人禁止白人占有土地，基本完整地保留了当地的社会制度。但他们几乎不鼓励经济发展或高等教育，或者让莱索托成为独立国家。莫舒舒家族在1966年10月4日新独立的莱索托占据了大多数拥有权力和威望的职位。但令人气馁的问题从过去延续至今：土地匮乏，人口持续增长，以及单一的面向南非的矿业劳动力出口。紧随其后的是一段政治动荡期，部分原因在于莱索托新的政治机构没能给仍在弥合巴索托社会新旧要素的那条分界线以反馈。
但是莫舒舒在他身后留下了一项至关重要的遗产：相比周边长期遭受南非白人统治压迫的黑人邻居们，巴索托掌握着更多文化完整性和社会凝聚力。通过政治斡旋，这个伟大的非洲国王竭尽所能，在选项总令人无比失望的世界里，为他的人民确保了最好的选择。极少有其他非西方统治者遗留下这样影响深远的成就。
尽管许多非洲和亚洲社会经由它们的遭遇者而被欧洲文明深深改变，它们仍旧设法适应和存活——就像日本人或肯尼亚的基库尤人(Kikuyu)——在从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后，作为国家出现在主流社会。
没有历史的人民
“文化的冲突”建立在一个基础性的，也可能显而易见的假设上：过去六个世纪的世界历史不仅仅是西方扩张的历史，也是成千上万的、多样的人类社会在日益相互依赖和联结的世界中相互作用的历史。这个重要的观点隐藏在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所提到的“世界经济体系”，即作为影响深广的大发现时代的结果中。如一些考古学家建议的那样，如果“世界经济体系”的概念仅限于中世纪后期，而不回溯到青铜时代晚期，那么这个概念还是有些价值的。
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在遥远的欧洲发生的事件可能会影响到数千英里以外的人群，即便他们可能从未听说过伦敦，甚至从未见过白人。相应的，北美圣劳伦斯河沿河地带对皮草的缺乏和关于新西兰毛利人食人的报道，也可能会以多种方式改变欧洲时事的轨迹。
最开始，北美皮草贸易牵涉的竞争不仅在欧洲诸势力间发生，也出现在印第安群体间。由于海狸种群接连不断地被发现，交易的边界快速移动着，捕猎者也不得不转移至更深入内陆的地区。正如我们所写的关于休伦人的段落所示，这项新的贸易对欧洲和印第安社会都影响深远。最初休伦人通过贸易获利。他们的文化和仪式生活都变得更加充实丰富。他们和联盟伙伴一起控制了数千平方英里的皮草贸易，尽管他们极少与欧洲殖民者接触。然而，随着对皮草的争夺愈发激烈，欧洲势力和印第安族群都在为圣劳伦斯河地带丰富的毛皮资源竞争。最终，休伦人屈服于耶稣会士令人无法抵抗的精神高压，并且沦为他们那些缺乏毛皮的易洛魁邻居的牺牲品。易洛魁人夺取了他们的领地和与之相伴的贸易资源。因此，对于相隔在数百甚至数千英里之外生活着的男人和女人们，他们的生活和社会都由被他们忽视的远程贸易和精神力量塑造着。孤立地去考虑西方文明的历史，抑或文中所举的这些社会的历史，都是幼稚且过分简单化的。他们的命运不仅源自他们自身的行为，也被其他人的行为所塑造。
涉及这些大问题的时候，世界体系理论在概念上是有用的，但它在面对更小规模的历史范畴时是否具有同样的价值？如果它驱使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们从全球性的、历史的视角来考虑这些问题，那么它就是有益的。就像著名的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在他对资本主义和非西方社会的权威研究《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中指出的，人类学家在研究非西方世界时已趋向于忽略历史的作用。而他提出，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偏远地区发生的事件，都对历史进程有深远的影响，所谓的“没有历史的人民” 是全球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他还提到，即便在人类学家研究其中最小型的社会时，不考虑到以各种形式被记录下来的、他们与外界的广泛联系和他们的历史，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换言之，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应该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而非一个“独立自足的社会和文化的集合”。沃尔夫说到要阐明“作用于特定群体的因果链……(它们)延伸并超出了单一群体，囊括了其他群体——其他所有群体的轨迹”。欧洲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沃尔夫所说的单个社会中的“因果链” 却囊括了所有大洲，把整个世界联结在一起。
埃里克·沃尔夫大体上把“没有历史的人民”还原至历史舞台的中央，调动了大量的学术资源来实现他这一卓越的综合性工作。他所需要的方式，意味着研究者们必须敢于超出文件和政府档案，进入一个即便在半个世纪前也难以想象的、包含大量多学科知识的领域。探险者的记述、传教士的日志和西方资料只讲述了复杂、多维度故事的某一侧面。当很多我们所研究的社会对历史、对它们周围的世界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时，我们怎样才能修正这种历史的不平衡，并同时从西方和非西方的角度检视文化的冲突？代代相传的口述历史、考古学证据和本地知情者在天主教修道士监视下记录的文件可以占据多大的分量？多学科知识背景下的新一代学者正在寻找转瞬即逝的线索。澳大利亚历史学家英加·克伦蒂南(Inga Clendinnen)，作为令人印象深刻的阿兹特克文化研究的作者，恰当地称我们是“追寻着我们的巨大白鲸的水手亚哈们”。她补充道：“我们永远无法抓住它……当我们处于这些陌生水域之时，我们检视的是自己思想、理解和想象力的局限。接着我们认为自己看到了在更深的水域中出现的黑影，一番突如其来的大浪，一次偶然的晃动——随后掠过那让人悬心的巨大白影，它的白反射出它自己独有的光芒，映出隐约浮现的地平线。”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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