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社会革新与和平秩序，如何在这样的区域实现？
2023/3/30 10:00:00 勿食我黍
作者｜拉尔夫·李·伍德沃德(Ralph Lee Woodward, Jr., 1934-2022)美国杜兰大学历史学系拉丁美洲历史荣休教授，中美洲历史专家
20世纪开始时，哥斯达黎加在政治和社会层面已经在中美洲国家中显得非常独特。从历史上看，这种独特性与下列因素有关：相对远离中美洲其他地区、对西班牙的经济重要性微乎其微、没有非白人的从属阶级因而也缺乏剥削劳动力的大地主阶级。西班牙殖民统治也未曾像控制中美洲的其他地区那样对人口稀少的哥斯达黎加进行严格的控制。
哥斯达黎加的经济允许民众更广泛地参与政治，因此发展出了比其他地方更平等的政治体制。在发展本地咖啡生产和外国主导的香蕉生产方面哥斯达黎加都处于领先地位。虽然外国人在运输业的各个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但并未出现一批小规模富有寡头，社会和经济的所有权和控制模式都不同于其他四个国家。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缺少原住民和黑人劳动力。到1925年，白人约占国家人口的80%；黑人约占4%，其中大部分是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香蕉工人，他们集中分布在沿海地区。有西班牙和美洲原住民血统的混血儿占总人口的14%，而原住民人口则不到1%。由于咖啡产业是在规模有限的家庭农场上发展起来的，财富得以广泛分配。诚然，某些家庭比其他家庭获得了更多的财富，咖啡业也确实出现了精英阶层，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农业中间阶层，这个阶层在中美洲其他国家并未出现。
《中美洲史: 分裂的邦邻(第三版)》
[美] 拉尔夫·李·伍德沃德 著
王诗傲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3月
在哥斯达黎加，随着人口向中央山谷以外的地区流动，新土地被出售，因此农村地区不存在大规模的无地阶级。哥斯达黎加的农业中间阶层以及比中美洲其他地方更具备文化素养和注重民主的城市人口共同阻碍了外国力量对该国经济生活的控制。在中美洲的其他国家并不存在这些限制因素。那个时期自由党并未掌权，他们也无法将国家出卖给外国人。
早在1909年哥斯达黎加政府就开始对香蕉产业征税。随后立法规定提高这项税收，对联合果品公司(UFCO)加以约束，并要求后者进一步建设铁路及向国家提供其他好处。哥斯达黎加以对其香蕉土地的开发为条件成功换取了铁路的修建，这与洪都拉斯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就像在地峡的其他地区一样，联合果品公司确实使哥斯达黎加的加勒比海沿岸地区重新得到了重视。20世纪，铁路的发展和通过利蒙进行贸易导致太平洋港口蓬塔雷纳斯的重要性降低。随着蓬塔雷纳斯的衰落，利蒙发展了起来。
在20世纪的头三十年，无论其政治派别如何哥斯达黎加政府都比其他中美洲国家的政府更加积极地响应民众需求，并着手制定更先进的社会立法。国家以及在国家的支持下的私人和宗教机构建立了医院等机构来照顾病人、老人、孤儿和不幸者。国营彩票为这些服务提供支持。此外，政府还成立了一家国民保险公司。健康和卫生方面的举措使哥斯达黎加成为中美洲最健康的国家。同时，政府与联合果品公司合作，开展了防治疟疾、钩虫、黄热病和其他热带疾病的重要卫生运动。到20世纪50年代，哥斯达黎加每2700名居民中就有一名医生，而同期的危地马拉每6300人中才有一名医生(除海地外，危地马拉在所有拉丁美洲国家中情况最糟糕)，萨尔瓦多为每5400人、洪都拉斯为每4800人、巴拿马为每3300人、尼加拉瓜为每2900人中有一名医生。
渐渐的，哥斯达黎加的宪政政府也比地峡上其他地方的更为成功。1889年，自由党接受了选举失败，保守党重新掌权，哥斯达黎加政治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时期。在此期间，政治效忠有时变得混乱和投机取巧。自由党虽然短暂地夺回了优势，但在20世纪初占据主导地位还是温和的保守党人克莱托·冈萨雷斯·维克斯(Cleto González Víquez，1906-1910和1928-1932)和里卡多·希门尼斯·奥雷亚穆诺(Ricardo Jiménez Oreamuno，1910-1914、1924-1928和1932-1936)。他们不仅为恢复和平做了大量工作，而且在政治上也推动了国家向更民主的方向发展。
20世纪20年代，在中美洲的其他地方，几乎没有出现明显的民主化趋势，经济大萧条造成的艰难困苦更是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应。在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出现了军事独裁者，他们的许多特征与半个世纪前的新自由派相似。但在20世纪中叶，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而言，他们似乎显得有些保守。他们把所有试图开展的社会改革都冠以“共义”的名号，坚定甚至残忍地对待所有挑战现状的人。回头审视，这些独断政权似乎一直不顾一切地打压日益壮大的劳动人民和青年群众力量，努力保护新自由派寡头和外国投资。
1929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迅速影响到中美洲的寡头，市场规模缩小和价格迅速下降让依赖出口的中美洲备受冲击。与欧洲和美国一样，工人们时常诉诸暴力以示威来应对困难时期。现行政府完全无力解决问题，这导致许多人受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或苏联社会主义的诱惑，人们对专制政权的信心增加了。中美洲的主要政治人物普遍对民主自由主义存在质疑，对“大同理想”煽动的恐惧达到了高潮，这导致在中美洲的五个国家中四个国家的政权被强硬的独断者夺取。甚至在哥斯达黎加也发生了暴乱和工人起义，这些暴乱导致1932年初对公民权益进行了压制。哥斯达黎加的国民共和党承诺进行改革并为解决社会问题提出方案以替代共义解决办法，进而上台执政。其他中美洲国家没有提出有效的替代办法。在那些国家，强大的寡头害怕群众，中产阶级又尚未控制政治系统，右翼独裁由此产生。
在危地马拉，豪尔赫·乌维科(Jorge Ubico)将军成为了独裁者。乌维科于1931年当选后，迅速采取行动建立和平与秩序。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把政府的大部分权力集中到行政部门。1932年，乌维科对共义人士发起了一场激烈的战争，下令处决了十个人，其中包括洪都拉斯共义党的组织者胡安·巴勃罗·温赖特(Juan Pablo Wainwright)。同年，萨尔瓦多起义失败的左派逃亡者被监禁。1934年清洗运动达到顶峰，当年乌维科毫不留情地粉碎了一起针对自己的阴谋。一波又一波的暗杀、处决、长期监禁和流放清除了所有的反对者。《时代(Time)》杂志援引乌维科的话说，清洗之后“我没有朋友，只有被驯化的敌人。”这场运动摧毁了危地马拉的共义党。那些没有被杀害或流放的领导人要么逃离了这个国家，要么躲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其他反对党同样被压制了。劳工组织也遭受了类似的命运；政府解散了工会，处决或流放了工会领导人。只有受到严密控制的互助会和工艺行会幸存了下来。有一个左翼组织继续在地下活动，该组织的领导人大多在墨西哥或萨尔瓦多，到1940年它基本只剩一个基本框架。
随着所有反对力量都被禁言，乌维科稳定了国家经济。他的政府效率很高，通过给予外国企业优惠，特别是美国的商业利益，极大地改善了危地马拉的信贷状况。尽管乌维科的政策让国库资金增加并在海外建立起信用，但因为大部分利益都流向了外国资本家和当地管理者，所以对普通工人影响并不大。大量的公共工程项目雇用被强迫劳动的劳工，而外国人却享有大多数国民所不能享有的特权。值得注意的是，1934年乌维科将劳工部从发展部转移到国家警察局的监管下。通货膨胀使得物价上涨，而工资却保持不变甚至下降，工作条件进一步恶化。
通过煽动和利益交换，乌维科获得了农工阶级的支持。他的政治机器依靠危地马拉原住民群体不时的支持。通过废除债奴制，他减少了地主对农民拥有的权力，与此同时加强了政府对劳工的控制。流浪法确保了面向咖啡种植者的劳动力供应，但实际上乌维科领导的政治强人们控制着这些劳动力，因此可以将其用于政府项目。更确切地说，他们被当成政府控制地主的一种手段。1943年7月，来自国际组织的压力越来越大，最终促使危地马拉制定了最低工资法，但这部法律究竟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令人怀疑。危地马拉农村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仍然低得令人痛心。他们的劳动只为自身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以乌维科为首的一部分危地马拉人和外国人获利丰厚，他们把钱存到新奥尔良、纽约和欧洲的银行账户。在地方长官或省长的指挥下，一支由衣衫褴褛的赤脚国家警察组成的部队在各个村庄维持秩序。对外国人犯下罪行会受到迅速而严厉的惩罚。在罗德里科·安祖托(Roderico Anzueto)的指挥下，高效的特勤局随时向独裁者通报任何新出现组织的反抗阴谋。由于反对知识分子并害怕创新，乌维科不允许人们讨论危地马拉的社会问题。虽有物质方面有所改善，修建了数百英里的新道路，在人口稀少的边境地区的争端中也取得了外交胜利，但因为没有多少人可以享受到这些好处，成就并不突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萨尔瓦多的发展情况与危地马拉的极为相似。由于大萧条导致咖啡价格暴跌，这个太平洋沿岸小国的民主趋势突然终止。1931年12月，军方驱逐了温和的社会主义者阿图罗·阿劳霍(Arturo Araujo)，并任命副总统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为总统。很快埃尔南德斯便扭转了左翼倾向。1932年1月的一次农民起义导致几名地主被杀。随后，农民们开始建立集体政权。政府军为此屠杀了数千人。赞同法西斯主义解决办法的埃尔南德斯是1936年率先承认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的西班牙长枪党政府的首批人士之一。埃尔南德斯结束了先前对咖啡大亨的权力的威胁。直到1942年才开始出现反对政府的抗议活动，这些抗议主要来自军队和学生。作为年轻的中产阶级成员，他们在独裁统治下变得越来越不安，继而要求改变现状。
大萧条时期的洪都拉斯独裁者蒂武西奥·卡里亚斯·安迪诺(Tiburcio Carías Andino)不像危地马拉或萨尔瓦多的独裁者那样冷酷无情，不过他们也具有许多相同特征。20世纪20年代卡里亚斯将反对自由党的洪都拉斯国民党发展壮大，并在1923年获得多数选票赢得了总统选举。当时他的对手阻止他就任总统，但当暴力事件发生时，美国调解了这场纷争。在新的选举中，卡里亚斯选择的米格尔·帕斯·巴拉奥纳(Miguel Paz Baraona)获胜，后者一直任职到1929年。在1928年的选举中，自由党夺回了总统宝座，但是卡里亚斯的国民党继续控制着国会。1932年卡里亚斯赢得了总统位置，这次他战胜了想拒绝承认其胜利的自由党。随后，他和乌维科和埃尔南德斯一样成功地将自己的权力巩固为独裁政权并设法继续执政，直到1948年才再次举行选举。卡里亚斯镇压了频繁发生的自由派起义，但其残忍程度不及同一时期邻国的统治者。尽管他推行的公共工程和道路建设计划略微改善了这个中美洲最贫穷国家的经济状况，但其管理成就并不如邻国出色。他在西北的圣巴巴拉省(Santa Bárbara)以及科马亚瓜、约罗(Yoro)、奥兰乔和埃尔帕莱索(El Paraíso)等地推广咖啡生产，洪都拉斯也像地峡的其他国家一样成为了咖啡主要出口国。但是，香蕉仍然是该国的主要出口产品。
1912年至193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尼加拉瓜经历了美国的干预，因此其发展轨迹与其他中美洲国家有些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北美资本大量流入尼加拉瓜，美国的经济利益在这里占据主导地位。在保守党的统治下，尽管美国努力确保自由选举，但尼加拉瓜向民主政府迈进的步伐几乎可忽略不计。桑地诺的支持者中的共义者被共产国际视为进步力量，对左派分子的恐惧促使美国方面希望为温和党派提供更大的政治自由以此遏制共义者。1932年反对干预的自由党人胜利，这对美国的威望构成了打击。在桑地诺的威胁似乎得到遏制之后，胡佛体面地撤出了美国军队。
1934年2月，胡安·巴蒂斯塔·萨卡萨总统会见了桑地诺，以期达成和平协议。然而，晚餐后国民警卫队奸诈地暗杀了这位游击队领导人。萨卡萨本人可能没有任何谋杀意图，但他的侄子国民警卫队总司令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加西亚(Anastasio Somoza García)将军有效地阻挠了所有对罪犯的惩罚。尽管索摩查直到1936年12月才当选成为总统，在那次选举中唯一的候选竞争者仍处于流亡状态，从成功暗杀桑地诺的那一刻起，索摩查就成为了尼加拉瓜的主人。
在随后的几年里，被称为“塔丘(Tacho)”的索摩查建立了拉丁美洲历史上最强大最持久的家族王朝。他无情地镇压了所有反对派，特别是来自左翼的、一直试图组织劳工和学生的马主义者反对人士。索摩查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中，只与他的政治家庭成员分享。作为一位新实证主义者，他重视物质进步、公共工程和生产活动，并尽量减少政治自由和劳工权利。在他的主导下，公共教育和卫生服务得到了改善。他反对宗教并且完成了尼加拉瓜早期自由党未能实现的推翻罗马天主教的任务。通过控制新闻界，他阻止反对派获得宣传平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与保守党达成和解，允许保守党作为忠诚的反对者得以保留和运作。尽管保守党的编辑和政客会不时猛烈攻击索摩查政权，暴乱等暴力事件偶尔也会扰乱和平与秩序，但索摩查和他的继任者们始终确保保守党处于少数派位置。索摩查放弃了自由党人的反美立场，接受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友好提议。此后，他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美国经济和军事援助。美国大使馆的所在地象征着尼加拉瓜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最初是由于美方的干预，后来是由于索摩查的政策，美国驻尼加拉瓜大使馆实际上就位于尼加拉瓜总统府的地界内。
虽然索摩查本人并未继续担任总统职务，但由谁统治这个国家是毫无疑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当其他中美洲国家的独断统治被革命终结时，索摩查却成功地收紧了他的控制权。1947年，“塔丘”让位退居二线，莱昂纳多·阿圭略(Leonardo Argüello)当选。然而，当事实显示阿圭略并不情愿做傀儡并企图撤换他的导师时，处于索摩查控制下的国会迅速宣布他无行为能力，解除他的职务后将他流放。临时总统本杰明·拉卡约·萨卡萨(Benjamin Lacayo Sacasa)召集制宪会议，根据索摩查的喜好制定了一部宪法。随后选举时年75岁的曼努埃尔·罗曼·雷耶斯(Manuel Román Reyes)为总统。然而，罗曼·雷耶斯在几个月后去世，国会随后选举索摩查来完成任期。1950年，索摩查再次取得胜利，获得了一部赋予他独断权力的新宪法。
虽然国民警卫队确实在索摩查需要的时候提供了武装力量支持，但索摩查在尼加拉瓜掌权的关键不仅仅在于对国民警卫队的掌控，他还建立了一个根基广泛的帝国。通过获取土地和商业设施，他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财产持有者。由于索摩查家族通常经由合伙人经营，因此几乎不可能知晓其经济帝国的确切规模。据估计，到1970年，他们拥整个国家一半以上的农业生产，并在尼加拉瓜和国外的工业、采矿和商业中也进行了大量投资。索摩查家族自豪地指出尼加拉瓜在生产、人均财富、医疗服务、识字率和经济状况等方面的统计指标上均有所增长，然而这种经济控制让索摩查家族很容易打压反对者，继而消除竞争。
马那瓜的城市发展是索摩查家族财富集中的产物。在1931年的地震和火灾中曾被摧毁的马那瓜变成了一座繁华的现代化城市，与此同时，传统中心城市莱昂和格拉纳达却因重要性下降而陷入了衰败。在许多方面，索摩查家族以牺牲旧的中心为代价，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力量集中在首都。虽然1972年的地震摧毁了马那瓜的大部分地区，但当局有意进行了重建。
20世纪50年代初，反对索摩查政权的呼声高涨。在较保守的格拉纳达，因为索摩查关闭了那里的大学并将其经营权移交给了莱昂，那里的不满最为强烈。随着索摩查的巨大经济利益越来越明显，人们开始反对国内不平等的土地所有权制度。索摩查以更多的镇压来回应对其政权的攻击，在1954年4月他险些被暗杀之后尤甚。但他也为自由派的社会立法做出了一些工作：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赋予妇女选举权，并实施了先进的《劳动法》。显然，索摩查在吸取法西斯的教训：他试图通过一个由国家控制的工会组织创建一个劳工支持集团。1956年，索摩查被自由党提名连任后被一名刺客开枪击中。艾森豪威尔总统派他的私人医生去照顾这位独断者，不过在9月29日索摩查还是在运河区的一家医院去世。
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被暗杀后，政治自由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但社会转型方面没有取得任何实际进展。索摩查有两个儿子，他的长子路易斯·索摩查·德瓦伊莱(Luis Somoza Debayle)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另一个儿子是被称为“塔奇托”(Tachito)的小安纳斯塔西奥(Anastasio，Jr.)，他掌控了国民警卫队。在他们的领导下，索摩查家族的政治和经济帝国继续发展，以至于一些观察人士将尼加拉瓜称为家族领地。在1957年举行的选举中，路易斯获得了89%的选票。索摩查家族的一位长期盟友勒内·斯奇克(René Schick)于1963年接替他担任总统。保守党候选人小迭戈·曼努埃尔·查莫罗(Diego Manuel Chamorro，Jr.)宣布他不被允许自由竞选，许多保守党人都抵制选举或投空白票。1967年，路易斯·索摩查因心脏病发作逝世，塔奇托成为唯一的控制者，索摩查家族仍然牢牢掌控着尼加拉瓜政权。
有趣的是，索摩查家族与墨西哥政府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部分原因是他们希望扩大贸易和文化交流，但似乎也是因为他们希望效仿墨西哥一个组织制的政治结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PRI)在这一体系下非常成功。革命制度党主张的实质性结构改革和社会主义制度似乎并未影响尼加拉瓜的兴趣。在斯奇克政府执政时期，有几个反对党在政治上很活跃，但塔奇托·索摩查还是轻松赢得了1967年的总统选举。1972年，他同意将保守党纳入政府，但同年十二月的毁灭性地震导致他重新建立了严密的军事统治，对此，索摩查解释称这是因为在国家经济和社会重建期间需要团结。与洪都拉斯一样，灾难被用作恢复军国主义统治的借口。不过，尼加拉瓜经历了四十年的相对政治和平，人均收入、医疗服务、教育和公共工程都有了适度的增长。然而，尼加拉瓜的大部分地区仍处于不发达和贫穷状态。
在20世纪上半叶，在中美洲大部分地区自由党及其所代表的寡头政治仍然很强大。虽然按照美国和西欧的标准，这些国家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仍然落后于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但它们实现了相当程度的现代化进展。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已经觉醒，他们开始挑战这些寡头的独占统治。因此寡头们越来越多地转向军队，寻求后者对自身的特权地位提供保护，这导致军队本身成为了制度化的强大力量。20世纪下半叶，随着旧秩序的削弱，越来越多的革命性挑战即将出现。
—End—
本文选编自《中美洲史: 分裂的邦邻(第三版)》，题目为编者所加，注释从略。该文由出版机构提供，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欲转载，务必留言说明。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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