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现代思维？
2023/4/1 10:00:00 勿食我黍
作者｜戴维·伍顿(David Wootton)约克大学年度历史教授，目前专攻16世纪-18世纪的科技和文化史
培根无疑比莎士比亚更具有现代思维。培根拥有一种历史感，认为他所处的时代，也就是17世纪，是科学时代的肇端。他希望消除对亚里士多德文本的膜拜，用对自然的直接观察取而代之。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莎士比亚之谜》(The Enigma of Shakespeare)，1964
一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比你料想的要年轻得多。制作工具的人在地球[1]上存在了约200万年。我们的物种，也就是智人，出现在20万年前。制陶工艺可以追溯至约2.5万年前。在科学革命之前，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变革是新石器革命。但是，它发生的时间较晚，在1.2万—7000年之间。正是在那时，动物被驯化，农业开始发展，石制工具开始被金属工具取代。自人类第一次不再是猎人—采集者以来，大约已经更替600代人。第一艘帆船可以追溯至约7000年前，文字的起源也是如此。那些接受了达尔文进化论的人也许会对《圣经》年表嗤之以鼻，因为《圣经》年表把创世放在了6000年前。但是，我们称作有史人类(留下了书面记录的人)——与考古人类(只留下了人工制品的人)相对的人类存在的时间大约只有那么长，约300代人。如果要给“祖父母”前面加上“曾”这个字，那么只能填满半张印刷页多一点儿。这是人类历史的真实长度。在此之前，有200万年的史前史。
在谈到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时，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1874—1946)说，那里“没有那里在那里”。意思是说，它是崭新的，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地方。她更喜欢巴黎。她对奥克兰的看法是错的，因为人类已经在那里生活了约两万年。但是，她也是对的，因为那里的生活太轻松了，不需要发展农业，更别提书写了。只是在1535年后，栽培植物、马和金属工具才随着西班牙人来到此地。(加利福尼亚是个例外。在南、北美洲其他地方，玉米的栽培可以追溯至1万年前，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农作物的栽培一样久远；文字书写则可以追溯至3000年前。)
因此，与200万年制作工具的历史相比，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几乎是崭新的。当然，有些地方比另外一些地方旧一点儿。在新石器革命之后，变化的速度很慢，几乎就像爬行。在接下来的6500年里，有几项值得注意的技术进步，例如水车。但是，直到400年前，技术变革都步履迟缓，且经常倒退。阿基米德(Archimedes，前287—前212)的所作所为让罗马人感到震惊。15世纪的意大利建筑师考察了古罗马荒废的建筑，相信他们正在研究一个比他们自己的文明伟大得多的文明。没有人想象得到，人类的历史可以被设想成一种进步史。然而，仅仅三个世纪后，到了18世纪中期，进步就已经开始显得不可避免，以至于要追溯进步至以前的整个历史。与此同时，某种不同凡响的情况发生了。17、18世纪的科学取得的进步是此前的知识体系无法企及的。那么，是什么促成了这种情况呢？我们现在拥有、而古罗马人和他们的文艺复兴崇拜者不曾拥有的东西是什么呢？[2]
当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创作《裘力斯·恺撒》(Julius Caesar，1599)时，他犯了个小错误，提到了时钟敲响。其实，古罗马没有机械钟。在《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1608)中，他提到了罗盘上的方位。但是，古罗马人没有航海罗盘。这些错误显示，当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的人阅读古罗马作家的作品时，他们不断读到关于古罗马人乃异教徒、非基督徒的提示，但几乎没有人告诉他古罗马和文艺复兴之间的技术差距。古罗马人的确没有印刷机，但他们拥有很多书籍，也拥有很多抄录它们的奴隶。他们的确没有火药，但他们拥有以抛石机形式出现的大炮。他们的确没有机械钟，但他们有日晷和水钟。他们的确没有能在风中航行的大帆船，但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地中海中的战斗仍然是通过桨帆船(用浆划动的船只)进行的。当然，在诸多实用方面，古罗马人比伊丽莎白时代的人要先进得多，比如更好的公路、中央供暖、像样的浴室。莎士比亚极其敏感，把古罗马想象成和他那个时代的伦敦十分相似，只是古罗马人沐浴着阳光，穿着宽大的长袍。他和他同时代的人没有理由相信进步。“对莎士比亚来说，”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1899—1986)说，“在众多作品中，所有人物都被当作了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人，无论他们是哈姆雷特那样的丹麦人、麦克白那样的苏格兰人，还是古希腊人、古罗马人或意大利人。莎士比亚感受到了人的多样性，但没有感受到历史时代的多样性。对他来说，历史是不存在的。”博尔赫斯的历史观是现代的历史观。莎士比亚非常了解历史，但缺乏历史变化不可逆转的观念(与他同时代的弗朗西斯·培根则不然，培根已经明白了科学革命可能实现的东西)。
我们或许认为，火药、印刷术和1492年美洲的发现应该促使文艺复兴时期获得一种过去一去不复返的感觉，但受过教育的人只是逐渐才认识到，这些关键创新带来的结果不可逆转。人们只是后来才明白，它们象征着一个新时代。启蒙运动之所以坚信进步已变得不可阻遏，科学革命自身是主要原因。到了18世纪中期，莎士比亚的时间感已经被我们自己的时间感所取代。本书之所以驻足于此，不是因为科学革命此时已经结束，而是因为到了此时，情况清晰地表明，一个势不可当的变革过程已经开始。牛顿主义的胜利标志着科学革命的初级阶段的终结。
二
为了把握这场革命的规模，让我们暂时回到1600年，选取一个典型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人。虽说我们将从英国选取某个人，但其实从别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选取，也没多大差别。这是因为，在1600年，他们拥有的知识文化完全一样。这个人相信巫术，可能读过苏格兰王詹姆斯六世(James VI，未来的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的《魔鬼学》(Daemonologie，1597)。就魔鬼的代理人施加的威胁，《魔鬼学》描绘了一幅令人惊恐、容易让人相信的图画。[3]这个人相信巫婆能够掀起风暴，使海上的船只沉没。詹姆斯差点儿就在这样一场风暴中丧命。这个人相信有狼人。尽管英国碰巧没有狼人，但他知道它们将在比利时被发现[16世纪法国伟大的哲学家让·博丹(Jean Bodin)是这方面公认的权威]。他相信喀耳刻真的把奥德修斯的船员变成了猪，相信老鼠是在干草堆里自然产生的。他相信同时代的魔法师，听说过约翰·迪伊(John Dee)。他可能还听说过尼特西姆的阿格里帕(Agrippa of Nettesheim，1486—1535)。阿格里帕的黑狗“先生”被认为是一个伪装的魔鬼。如果他生活在伦敦，那么他也许认识那些曾向西门·福曼(Simon Forman)咨询的人。福曼是执业医师和占星家，曾利用魔法帮助他们找回了被偷的物品。他曾经看见独角兽的角，但没有见过独角兽。
他相信，如果谋杀者在场，被谋杀的人的尸体会流血。他相信，如果把一种油膏抹在造成伤口的匕首上，伤口会愈合。他相信，就植物的药性来说，植物的形状、颜色和口感可以提供线索，因为上帝之所以设计自然，就是为了让男人解释。他相信能够把常见金属转化成黄金，不过他怀疑是否有人知道怎么做。他相信自然厌恶真空。他相信彩虹是来自上帝的征兆，彗星预示着罪恶。他相信，如果我们知道如何释梦，那么梦就能预言未来。他当然相信“地”静止不动，太阳和星星每24小时绕着“地”转一圈儿。他听别人提起过哥白尼，但他不敢想象他会把哥白尼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模式当真。他相信占星术，但由于他不知道他出生的准确时间，于是他认为，即使是最专业的占星家，也几乎讲不出多少他在书籍中找不到的东西。他相信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4世纪)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普林尼(Pliny，公元1世纪)、盖伦(Galen)和托勒密(Ptolemy)分别是自然历史、医学和天文学的最佳权威。他知道这个国家有耶稣会士，据说他们正在表演奇迹，但他怀疑他们是骗子。他拥有20多本书。
过不了几年，变化就会发生。1611年，在谈到前一年伽利略用他的望远镜取得的发现时，约翰·邓恩(John Donne)宣称“新哲学使一切都受到质疑”。“新哲学”是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创造的流行语。1600年，他出版了600年来首部重要的实验科学著作。[4]对邓恩来说，“新哲学”就是吉尔伯特和伽利略的新科学。他的诗行汇聚了构成那个时代新科学的关键元素，其中包括对太空中的新世界的寻找、亚里士多德对天地之间的区分的破灭、卢克莱修(Lucretian)的原子论：
新哲学使一切都受到质疑，火元素被彻底扑灭，太阳已失，人的智慧无法指引他到哪里寻找地。人们坦率地承认，在行星和苍穹中，这个世界悬着。他们找到了那么多的新东西，他们看到这再次被粉碎成了他的原子。一切都破碎了，一切的联系都已消失，一切的关系都刚刚被取代：君王、臣民、父亲、儿子，都被遗忘，因为每个单独的人都认为，他将成为一只凤凰，然后除了他，任何人都将不再属于他所属的那类。
邓恩接着提及了航海发现和随之产生的新商业，提到了使那些航海成为可能的罗盘，以及与罗盘密不可分的磁性——磁性是吉尔伯特的实验对象。
邓恩怎么知道新哲学的情况呢？他怎么知道它涉及了卢克莱修的原子论？[5]虽然有认识伽利略的人声称伽利略私下里明确表示认同原子论，但伽利略从未在其出版的著作中提到它。至于吉尔伯特探讨原子论，其实是为了拒绝它。邓恩怎么知道，新哲学家在寻找新世界的问题上，不仅认为各行星是一个一个的世界，还在太空其他地方寻找别的世界？
邓恩很有可能在威尼斯或帕多瓦见过伽利略，时间则可能是1605或1606年。[6]在威尼斯期间，邓恩与英国大使亨利·沃顿(Henry Wotton)爵士住在一起。沃顿当时正为一个苏格兰人的获释奔走。这个苏格兰人是伽利略的朋友，因为与一名修女发生性关系(一种原本应该被判处死刑的罪行)而被囚禁。邓恩或许见过伽利略并与之交谈过，或者与伽利略讲英语的学生交谈过。他似乎肯定见过伽利略的密友保罗·沙尔皮(Paolo Sarpi)。在英国时，邓恩或许也见过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riot)和吉尔伯特。哈里奥特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显然注意到了原子论。[7]除了伽利略的《星际信使》(Sidereus nuncius，或Starry Messenger，1610)，或作为上述著作的替代，他可能还读过开普勒的《与伽利略的星际使者的对话》(Conversation with Galileo’s Starry Messenger，1610)。开普勒的著作包含了伽利略谨慎避谈的众多关于其他世界的激进思想。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邓恩有一本尼古拉斯·希尔(Nicholas Hill)的《伊壁鸠鲁的哲学》(Epicurean Philosophy，1601；卢克莱修的哲学与伊壁鸠鲁的哲学一脉相承)。这本书以前属于邓恩和莎士比亚共同的朋友本·琼生(Ben Jonson)，现在保存在中殿图书馆。(中殿是伦敦的一个律师会馆。)这本书最初是由剑桥基督学院的一位董事购买，它的封面上盖着学院的印章。它的第一个主人曾计划认真研读它，也许是想写一篇驳论或一篇评论，因为它里面订着交替出现、可以记笔记的空白页。(那些页面现在依然空着。)它是被送给了琼生或邓恩，也可能是琼生或邓恩借了没还。或者，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谁都没有高度重视希尔。据说，他的著作“充满了铿锵的话语，但内容乏善可陈”，文字“幽默(就是说，滑稽可笑)、晦涩”。与哲学相比，对希尔的著作的早期引用(例如，在琼生写的一首讽刺诗里)与放屁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在1610年以前的某个时候，邓恩编纂了一位朝臣的图书馆的藏书目录。这是一个加长的笑话，开列了想象的、荒唐的书籍，如吉罗拉莫·卡尔达诺(Girolamo Cardano)撰写的一部皇皇巨著《论放屁的虚无》(On the Nothingness of a Fart)。[8]第一个词条记录的是尼古拉斯·希尔撰写的一本关于原子的性别的书，其中包括怎样辨别雄雌，雌雄同体的原子是否存在。[9]
邓恩可能从希尔那里了解到，其他行星上或许存在生命，或许有行星在绕着其他恒星旋转。他可能还了解到，这些奇怪的思想出自焦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如果邓恩读了伽利略的《星际使者》，了解了它对月球上有山脉和峡谷的描述，那么他的反应肯定会和德国伟大的天文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一样。有一年春天，开普勒读了首批抵达德国的一本《星际使者》。在这本书中，他看到了一篇绝妙的对布鲁诺的理论的辩护。布鲁诺固执地认为，宇宙别处可能存在生命。如果邓恩读过开普勒的《与伽利略的星际使者的对话》，他可能发现与布鲁诺的联系已经得到了详细说明。关于放屁的笑话现在已经无关紧要。对布鲁诺来说，越来越多的认可已经太迟了。他已经于1600年被梵蒂冈异端裁判所活活烧死。对希尔来说，这可能也已经太迟了。根据后来的传说，他于1610年服老鼠药自杀，临死时亵渎神灵，满口诅咒。他当时正在鹿特丹流亡。1603年，为了阻止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继承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成为英国国王，希尔参与了一场谋反，失败后逃到了国外。接下来，他挚爱的儿子劳伦斯(Lawrence)去世，使他觉得继续活下去显得没有意义。1601年，他选择将他唯一出版的著作献给他的幼子，而非某个大人物(希望他好的大人物相当罕见)。他写道：“就我的年龄而言，我欠他某种重要的东西，因为他虽然小小年纪，却已经用众多不错的把戏让我开心。”希尔也许没有活到那一天，但在1610年，伊壁鸠鲁的哲学突然变成了“某种重要的东西”。一场革命正在开始。邓恩读过吉尔伯特的著作，读过伽利略、希尔的著作，也许还知道哈里奥特。虽然他在数年前还嘲笑过新思想，但此时成了先知先觉之一，明白世界将再也不一样了。于是，到了1611年，革命进展顺利。与莎士比亚及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同时代人不同，邓恩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
但是，现在，让我们远远地向前一跃，跳到120多年后的1733年，再选取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1733年，伏尔泰(Voltaire)的《英国信札》(Letters Concerning the English Nation)出版。这本书一年后以法文的形式出现，书名变成了“哲学书简”(Lettres philosophiques)，且更为著名。它向欧洲读者宣告了新科学取得的一些成就，尤其是到那时为止英国科学取得的成就。伏尔泰的书宣称，英国有着与众不同的科学文化。在1733年，适用于受过教育的英国人的东西不适用于法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甚至不适用于荷兰人。我们选取的那个英国人已经用过望远镜和显微镜。他拥有一座摆钟和一个管状晴雨表，知道管子的末端存在真空。他的周围没有谁(或至少没有任何受过教育、颇为见多识广的人)相信巫婆、狼人、魔法、炼金术或占星术。他认为《奥德赛》(Odyssey)是虚构的，并非事实。他相信独角兽是神话中的一种野兽。他不相信一株植物的形状和颜色对理解其药用有什么意义。他不相信任何大到肉眼可见的生物是自然产生的，就连苍蝇也不是如此。他不相信抹在武器上的油膏治愈其造成的伤口能带来祝福。他不相信，如果谋杀者在场，被谋杀的人的尸体会自行流血。
就像新教国家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那样，他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他知道彩虹是折射光形成的，彗星对我们的尘世生活没有任何影响。他相信无法预言未来。他知道心脏是一种泵。他见过一台运转的蒸汽机。他相信科学将改变世界，现代人在每个可能的领域都超过了古人。他难以相信任何奇迹，就连《圣经》中的奇迹也是如此。他认为洛克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牛顿则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他是受到《英国信札》的鼓励才这么认为的。)他有几百本书，甚至可能有几千本书。
举个例子，拿《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1726)的作者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庞大的图书馆(一本现代目录多达四卷)来说。它包含所有伟大的文学和历史名著，但也包含牛顿的著作、皇家自然知识进步协会的《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第二种科学期刊，《学者杂志》(Journal des s?avans)出版时间比其早两个月]、丰特内勒(Fontenelle)的《关于世界多样性的对话》(Entretiens sur la pluralitédes mondes，1686)。实际上，尽管他对同时代的科学充满敌意(我们将在第14章继续探讨这一话题)，但他非常熟悉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大定律，曾用它们计算了想象中火星的卫星的轨道。他的敌意是以广泛的科学阅读为基础的。[10]21在他的世界中，与过去相比，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区别更为突出。但是，与此同时，科学不太复杂，仍然是每个受过教育的人的文化的一部分。即使在1801年，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柯尔律治(Coleridge)的决心。他说：“在我30岁前，我将彻底理解牛顿的全部著作。”
1600—1733年(大概是这样。与别的地方相比，英国在这一过程中较为领先)，与此前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相比，受过教育的精英的知识世界变化的速度都更快。与20世纪之前的任何时期相比，可能也是如此。魔法被科学取代，神话被事实取代，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被某种东西取代。这种东西现在依然可以被界定为我们的哲学和我们的科学。作为一种结果，我对1600年那个想象出来的人的描述不自觉地遵照了“信仰”，对1733年那个人的描述则遵照了“知识”。当然，这种变化依然是不彻底的。化学几乎不存在。放血、泻药、催吐剂仍被用于治疗疾病。燕子仍然被认为在池塘的底部冬眠。[11]但是，与此前100年的变化相比，接下来100年的变化远没有那么巨大。我们为这一伟大变革所选取的唯一名称是“科学革命”。
三
1572年11月11日傍晚，太阳刚刚落山，一个年轻的丹麦贵族正注视着天空。他名叫第谷·布拉赫。他注意到，几乎就在他头顶上，一颗恒星比其他任何恒星都亮。那是一颗不应该在那里的恒星。他担心他的眼睛在骗他，就给其他人指出了那颗恒星，并确保他们也能看到它。然而，这样一个物体是不可能存在的。布拉赫深谙天空之道。天空中不可能有变化又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因此，如果这是一个物体，那么它肯定不在天空中，而是在上层大气中。就是说，它根本不可能是一颗星。如果它是一颗恒星，那么它肯定是个奇迹，是某种其意义亟须被破解的、神秘的神圣征兆。(布拉赫是一名新教徒，新教徒认为神迹早就停止了，因此这种观点不可能让他信服。)
就布拉赫所知，在整个历史上，只有尼西亚的喜帕恰斯(Hipparchus of Nicaea，前190—前120)曾声称看见过一颗新星，至少普林尼(23—79)曾经指出喜帕恰斯发表过这样的声明。但是，普林尼相当不可靠。因此，人们很容易认定，要么喜帕恰斯犯了某种基本错误，要么普林尼如此。[12]布拉赫当时打算证明不可能的事情的确正在发生。他利用初级三角几何证明，那颗新星不可能在上层大气中，而是肯定在天空中。[13]它很快变得比金星还要明亮，甚至在白天也曾短暂可见。然后，在超过16个月的时间里，它逐渐消失。这颗新星把一堆书籍抛在了身后。在这些书里，布拉赫及其同事讨论了它的位置和重要性。它还留下了一个研究项目。布拉赫的主张引起了丹麦国王的注意，他因此把赫文岛提供给了布拉赫。根据布拉赫后来的描述，国王还提供了大量黄金，以资助一座天文研究观测台的建设。作为他目击到那颗新星的一个结果，布拉赫相信，如果要理解宇宙的结构，就必须进行精确得多的观测。他设计了精度很高的仪器。他意识到他的观测台在风中轻微摇摆，让它的观测不够完善，就把他的仪器搬到了地堡里。在接下来的15年(1576—1591)里，布拉赫在赫文岛进行的研究把天文学变成了第一门现代科学。1572号新星不是科学革命的原因，正如那颗在1914年6月28日杀死了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大公的子弹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然而，那颗新星十分准确地标志着科学革命的开始，正如斐迪南大公的死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由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不能加以调整，把这一特殊的反常现象包括在内，如果的确存在新星这种东西，那么整个体系就是以错误的前提为基础的。
当布拉赫为那颗新星殚精竭虑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他正在开启的东西。那颗新星以他的名字被命名为“第谷新星”，现在仍然能在仙后座中找到它，不过要借助射电望远镜。但是，自1572年以来，世界已经进入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科学革命。这场革命改变了知识的性质和人类的能力。如果没有它，那么也就不会有工业革命，以及任何我们依赖的现代技术；人的生活将大为贫穷，人的寿命要短暂得多，我们绝大多数人将过着持续不断的困苦生活。现在谈论它会持续多长时间，以及其后果会是什么，还为时过早。它可能伴着核战争或生态灾难终结，也可能(虽然这种可能性似乎要小得多)伴着幸福、和平与繁荣终结。虽然我们现在能够看到，它是自新石器革命以来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但在科学革命是什么以及它发生的原因上，甚至在是否有这样一种东西上，还不存在普遍的共识。在这方面，举个例子，科学革命完全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第一次世界大战究竟是什么，存在普遍的共识。就“一战”发生的原因，人们也大体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对历史学家来说，一场正在进行的革命是烫手山芋，他们宁愿撰写过去发生的革命的情况。至于科学革命，它实际上仍在我们周围持续。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一主题上的很多分歧是由基本的错误概念和误解造成的。一旦它们被清除出去，那么情况将变得显而易见：科学革命这样一种东西的确存在。
—End—
本文编选自《科学的诞生：科学革命新史》，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如欲转载需留言说明。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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