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的困境：一位理想主义者矛盾的外交理念
2023/4/4 10:00:00 勿食我黍
作者｜威廉姆·佩恩·克雷森(William Payne Cresson，1873—1932)美国历史学家，伦敦皇家地理协会会员，美国国际法协会会员
在第七次向国会致国情咨文时，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提出了门罗主义。再过几个月，我们将迎来它的一百周年纪念日。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门罗主义主要针对的三个欧洲大国——俄罗斯帝国、普鲁士王国、奥地利帝国——都一蹶不振了，但门罗主义始终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而俄、普、奥三国的衰落，也导致1823年美国的外交官和政治家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再次出现——借用门罗总统的话说，这个问题本质上是“文明世界的现状及其对我们的影响”。
门罗总统和亚当斯国务卿的外交班底一百年前需要商讨解决的国际问题，与当前(本书中的当前、现今等词语皆指的是本书的写作时间——1922年)的国际问题仍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如今，我们依然要商讨：现今的国际局势，能否说服美国放弃因地缘关系而采用长久以来被普遍接受的孤立主义原则？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摒弃这一保障原则的限制？同时，我们力图在友好国家的诚挚邀请下，加入旨在维护全面和平的协议，那么我们应参与到什么程度？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再次援引门罗总统的话：“准确了解美国和世界其他大国的关系，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大国的谈判和交易‘确实’相当必要。”
《神圣同盟：拿破仑之后的欧洲与门罗主义》
[美] 威廉姆·佩恩·克雷森 著
李勤 译
重庆出版社
2023年2月
美国的外交政策倾向于回归“传统偏见”，即专注美国利益，远离欧洲事务。这一趋势令一战结束以来的同盟国的政治家大伤脑筋。笔者认为，重新研究催生门罗主义的历史事件，将证明美国近期的表现与其外交策略是一脉相承的。美国国务院与俄罗斯帝国外交部皇家档案馆最近公开的材料显示，早期的谈判与当前的谈判有许多相似之处。而当年欧洲的政治家，如何试图说服美国放弃多年来的孤立主义政策，特别是理想主义者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诱惑美国政府加入神圣同盟的努力，几乎已经被美国的外交史遗忘了。
门罗主义反对的欧洲政策，当年之所以引起诸多误解，是因为很多人不了解《神圣同盟盟约》这个奇怪的协议，或者不了解神圣同盟与维也纳体系之间的关系，而后者是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外交重建的基础。神圣同盟成立之初，体现的是强大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高度理想化的个人政策。签订《神圣同盟盟约》的三个君主中，只有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一人真心信奉神圣同盟倡导的原则，盖章时没有任何犹豫。一系列有争议的协议，从《托普利茨条约》赖兴巴赫条约》《肖蒙条约》，到《巴黎条约》和《维也纳会议最后议定书》，最终造就了维也纳体系。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突然提出为了欧洲和平而创建神圣同盟，各国之所以不得不接受，是因为各国都不能失去俄罗斯帝国的军事支持。此时，谁敢不迁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空洞的国际团结理论，就可能会导致大联盟的严重分裂。
站在历史的角度看，俄罗斯帝国独裁者的愿望和目的或许要从其政策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来分析。但那个时代的人们认为，亚历山大一世的政策是自相矛盾和不可调和的。奥地利帝国首相克莱门斯·冯·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和其他政治保守人物，认为亚历山大一世是个危险的空想家，是个“加冕的雅各宾”。几乎在同一时间，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与美国总统门罗制定了宪法性的政策，以保护自由政府原则不受亚历山大一世为维护君主制的合法性而进行的干预。要理解亚历山大一世矛盾的外交理念，就需要了解他的生平，特别是在其政治理念演变的各个阶段，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和事。
1777年12月12日，亚历山大一世生于圣彼得堡。他的祖母是大名鼎鼎的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叶卡捷琳娜大帝包揽了亚历山大一世早年的全部教育，甚至不让他性情忧郁、不招人喜欢的父亲保罗一世(Paul I)插手过问。叶卡捷琳娜大帝通过长期与待在巴黎的文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尔希奥·格林(Friedrich Melchior Grimm)、哲学家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书信交流，为亚历山大一世及其弟弟康斯坦丁大公(the Grand Duke Constantine)制订了详细的学习计划。由此看来，这个拥有雄才大略的女人早就打算好，无论有没有学习天赋，罗曼诺夫家族年轻的继承人都要接受一流的教育，造诣要远超周围国家的皇室成员。这个计划之所以能成功，要归功于叶卡捷琳娜大帝明智地聘请了法国瑞士裔学者弗雷德里克·塞萨尔·拉阿尔普(Frédéric César de La Harpe)。当时，拉阿尔普只是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宠臣亚历山大·兰斯科伊(Alexander Lanskoy)伯爵兄弟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职员。
拉阿尔普当时年仅三十岁，是个旗帜鲜明的共和主义者，早年深受伏尔泰(Voltaire)的影响，后来成了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狂热信徒。但此时，这些问题都不足以动摇叶卡捷琳娜大帝对他的器重。后来，当法国大革命的过激行为让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幻想破灭时，她和巴黎贵族沙龙的宾客对自由主义的认同，变成了对雅各宾主义的深深厌恶。不过，在1789年之前，叶卡捷琳娜大帝并不觉得为沙皇继承人聘请拉阿尔普这样极端的自由主义者有什么不妥。
从一开始，这位老师和学生就彼此欣赏。年轻的拉阿尔普无比热爱自己的新职位，也深知这个职位责任重大、意义非同一般。为了更好地履行职责，他请求全面负责亚历山大一世和康斯坦丁大公的学习，很快，他的请求获得了许可。共和主义者拉阿尔普和两个皇室学生都觉得，最愉快的学习方法就是回顾历史事件，然后从哲学层面对其进行诠释。
除了拉阿尔普，亚历山大一世还有其他几位老师，外国的教师包括：克拉夫特(Kraft)教实验物理和“科学”；著名德意志博物学家彼得·西蒙·帕拉斯(Peter Simon Pallas)教生物，他时常带着两位皇子去巴甫洛夫斯克附近徒步；马森(Masson)教数学。然而，凡涉及俄罗斯历史文化的内容，叶卡捷琳娜大帝都坚持要由俄罗斯教师教授：穆拉维约夫(Muravyov)负责教俄罗斯史和德育，亚历山大一世和康斯坦丁大公的告解神父安德鲁·桑博尔斯基(Andrew Samborski)教授宗教知识。作为学生，亚历山大一世勤学乐知。亚历山大一世学生时代的“虔诚精神”，预示了他日后所形成的易受暗示、意志不坚定的性格。老师们发现，与弟弟康斯坦丁大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历山大一世不仅学习勤奋，还非常愿意亲近能满足他旺盛求知欲的人。
1791年，亚历山大一世刚满十四岁，叶卡捷琳娜大帝就决定让他成婚：一方面是为了保证血脉的延续；另一方面，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让他拥有自己的宫殿和自己的家庭，树立威信。为此，她甚至不惜牺牲亚历山大一世的父亲保罗一世的威望。叶卡捷琳娜大帝选中了巴登(Baden)大公的三女儿路易丝·奥古斯塔(Louisa Augusta)公主。路易丝和她的姐妹们应邀来到圣彼得堡的皇宫，性情温和的亚历山大一世顿时陷入了爱河——这证明其祖母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决定十分英明。
1793年9月25日，亚历山大一世成婚，而拉阿尔普的教学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但很快，到了1794年，即热月政变那年，这位年轻教师的雅各宾思想开始不被叶卡捷琳娜大帝容忍了。拉阿尔普突然被解聘了，甚至没有获得任何爵位、勋章，以及皇家家庭教师卸职时通常会获得的荣誉。可能是因为亚历山大一世的干预，拉阿尔普被迫离职的时间推迟了。拉阿尔普利用这个意外的机会来完成最后的工作：给善于接受新思想的亚历山大一世灌输民主和自由的观念，这也激起了这位未来的沙皇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此时，亚历山大一世已不仅是拉阿尔普的学生，更是拉阿尔普的信徒。只有拉阿尔普才能影响这个性格有些怪异的年轻人——虽然年纪不大，但温柔而固执的脾气已经显现。
1795年5月9日，分别的时刻来临了。在被迫离开自己的良师益友时，亚历山大一世毫无保留地表达了自己的悲伤和怨恨。亚当·耶日·恰尔托雷斯基(Adam Jerzy Czartoryski)在《回忆录》(Memoires)中写道：“有人听到，在说起祖母叶卡捷琳娜大帝决定赶走自己的老师时，亚历山大一世毫不留情地批判了祖母的决定，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谩骂。”时间会证明这对师生之间的情谊多么真诚、坚贞。拉阿尔普为亚历山大一世制订了详细的学习计划，以尽力弥补学习计划被打断而可能造成的伤害。他还建议亚历山大一世克服天生的胆怯，尽量多接触、了解自己未来的臣民。他说，只有这样，亚历山大一世才能赢得人民的爱戴和忠诚。历史证明了他的考虑不无道理。
1796年，叶卡捷琳娜大帝突然驾崩，皇储保罗·彼得罗维奇(Paul Petrovic)即位，史称“保罗一世”。他最大的心愿是将罗曼诺夫家族的继承人培养成军人。在年轻的卫戍部队的簇拥下，亚历山大一世不仅忘记了往日的理想，还将拉阿尔普的教诲都抛诸脑后。亚历山大一世的朋友恰尔托雷斯基回忆说，在那段时间里，他曾尝试给亚历山大带来积极影响，为其引荐一些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他为亚历山大一世引荐了两个年轻人：尼古拉·诺沃西利采夫(Nikolay Novosiltsev)伯爵和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斯特罗加诺夫(Pavel Alexandrovich Stroganov)伯爵。于是，在莫斯科的保罗一世的加冕礼上，这几个后来所谓“非正式委员会”的核心人物被介绍给了亚历山大一世。这两个年轻人和亚历山大一世的友谊值得费点儿笔墨，因为这直接影响了他的性格发展。
诺沃西利采夫伯爵有些迂腐，他对自己和亚历山大一世的关系过于乐观了。他很快“准备了一本被译成俄文的法兰西图书，其中充满了对即将登上皇位的年轻皇子的忠告”。像学生时代一样，亚历山大一世“认真阅读，心悦诚服”。对于这些良好影响，恰尔托雷斯基深感欣慰，“亚历山大一世性格中倾向于哲学和理想主义的一面正迅速苏醒”。新的友谊让亚历山大一世重拾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哲学。斯特罗加诺夫伯爵是卢梭的追随者，师从哲学家吉尔贝·罗默(Gilbert Romme)。他在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到了巴黎，听过雅各宾俱乐部危险的言论。受斯特罗加诺夫伯爵的父亲之托，诺沃西利采夫去巴黎拽回了斯特罗加诺夫伯爵这个受自由主义鼓惑的贵族青年，但诺沃西利采夫自己也被“自由、平等”的言论感染了。回到俄罗斯帝国时，他和亚历山大一世一样热衷革命。与这些见多识广的朋友在一起，亚历山大一世的耳边响起了拉阿尔普的教导——那些关于自由精神的言论再次激荡而至。
亚历山大一世执政早期的“自由主义时期”就是受到了这些友谊的影响。亚历山大一世打算和这些被称为“非正式委员会”的朋友一起，发起一次启迪民智的运动。他们首先要让俄罗斯人阅读合适的书籍。他们决定从翻译书籍开始，将官方许可的法语书籍翻译成俄语，希望潜移默化地转变未来臣民的思想，为臣民接受大刀阔斧的改革做好准备。而亚历山大一世已经迫不及待地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统治荣耀了。在给昔日恩师拉阿尔普的信中，亚历山大一世写道：“在那样的时刻，如果你能在我身边，我该多么幸福。”拉阿尔普为自己培育了这样一位开明的皇子而深感骄傲。这位在瑞士深居简出的老师，坚信共和时代已经到来，他给亚历山大一世回了一封长信，可惜信中的黄钟大吕、金科玉律，无法帮助他的学生化解保罗一世即将面对的统治危机。
在亚历山大一世和伙伴们忙着改造国内思想时，令统治者忧心忡忡的严重危机接踵而至。俄罗斯帝国宫殿里，突然再次兴起了沙皇曾在早期效仿过的拜占庭帝国宫廷的古老习俗——逼宫。一场宫廷革命为亚历山大一世登上皇位扫清了道路。从此，他可以放手去处理那些已在脑海里解决过的棘手问题了。父亲保罗一世被暗杀，亚历山大一世到底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众说纷纭。可以肯定的是，他事前是知情的，而历史已基本赦免了他的罪责。
虽然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作为君臣的时间很短，但保罗一世的性情和下场深刻影响了后来一手缔造了神圣同盟的亚历山大一世。虽然这两位独裁者看起来并不像，但作为君主，这对父子却出奇地相似：同样的慷慨大方，但又都有着近乎病态的利己主义倾向；对政府改革同样狂热，不在乎改革会伤及谁的利益；同样完全误解了“明君”的历史使命，迷信自己高尚的动机，因此有着令人费解的矛盾行为，并往往以冷酷的信念而不是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来执行政策。
继承罗曼诺夫家族的皇位时，亚历山大一世年仅二十三岁。恰尔托雷斯基奉命到首都圣彼得堡扮演——并非担任——俄罗斯帝国首相的角色，亚历山大一世兑现了他早先许下的承诺。亚历山大一世发现自己可以倚重身边的朋友——他们绝不会吝惜鼓励和支持自己，少年时代的密友、“非正式委员会”的成员，从欧洲各地回到了圣彼得堡。当年，为了保护亚历山大一世免受自由主义思想的侵蚀，保罗一世将他们半流放似的远远驱逐。此刻，诺沃西利采夫伯爵虽然羡慕英国新颁布的宪法和自由的政治生活，但仍然急速归来。法国大革命的崇拜者斯特罗加诺夫伯爵因无限敬仰民主而踏上了向往的“民主国家之旅”，此时也调转方向返回圣彼得堡。在这些非正式的顾问中，亚历山大一世最欢迎的当然还是昔日的恩师拉阿尔普。一接到亚历山大一世的召唤，拉阿尔普就快马加鞭地从瑞士赶来。
可惜的是，首先引起新政府注意的并不是“非正式委员会”朝思暮想的国内政治改革，而是一场国际危机。就在遇刺之前，保罗一世极不明智地改变了俄罗斯帝国的外交政策，与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结盟，致使英国对俄罗斯帝国、瑞典王国、丹麦-挪威联合王国的所有船只实施禁运，俄罗斯帝国创立的“武装中立同盟”不得不再次恢复，以打破英国的封锁。1801年2月，西印度舰队也奉命进攻墨西哥湾丹麦-挪威联合王国的属地。同时，另一个中队在海军将领海德·帕克(Hyde Parker)和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的率领下驶向波罗的海。虽然丹麦海军军官费舍尔(Fisher)进行了英勇抵抗，1801年4月2日，英国舰队还是在哥本哈根战役中大胜。英国开出条件，要求丹麦-挪威联合王国与俄罗斯帝国解除盟约，但丹麦-挪威联合王国信守承诺，坚定地拒绝了。得胜的英军沿着波罗的海前进，扬言要占领喀琅施塔得和圣彼得堡。
于是，刚刚登基的亚历山大一世发现自己面临着严重的国际危机。时间紧迫，他根本无暇权衡诸如“北方大国”发誓要捍卫的“中立国的权利”问题。当务之急是，他必须找到快速、可行的挽救办法来维护俄罗斯帝国的利益，保卫一攻即破的首都。
亚历山大一世同意和解，哪怕这会令他脸上无光，因为这样能换来暂时的喘息，以便全力投入势在必行的国内改革。亚历山大一世对战争有着近乎生理上的反感——尽管他深受大臣们所谓“阅兵狂热”症的影响，同时他也受到了恰尔托雷斯基理想主义的和平理念的影响。
在刚成为沙皇的头几周里，亚历山大一世就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要么放弃俄罗斯帝国秉持多年的“国际行动”原则，要么尊严扫地、离宫避难。这简直是命运对他的无情打击。其实，“武装中立同盟”所体现的原则是叶卡捷琳娜大帝外交政策中为数不多的能得到亚历山大一世理想主义观念认可的政策之一。因此，英国提议和谈，对亚历山大一世来说，这不啻为雪中送炭。同时，英国提议的谈判方式也吸引了他：所有利益相关的国家都派代表与会，共同解决“中立国的权利”的分歧。对于英国的这番姿态，俄罗斯帝国立即响应。俄罗斯帝国政府特意告知英国海军上将海德·帕克：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热爱和平。不过，海德·帕克认为，亚历山大一世所谓“理想主义”不过是摆脱困境的借口。俄罗斯帝国要求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III)撤出汉诺威，理由是“这将是当今国际道义的一大进步”。这样一来，俄罗斯帝国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向英国表达了善意。亚历山大一世说，他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安抚北欧国家”，更是为了建立“持续的世界和平”。他衷心希望，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目标，腓特烈·威廉三世“不会为和平道路设置障碍”。
1801年6月17日，“北方大国”，即俄罗斯帝国、丹麦-挪威联合王国、瑞典王国、普鲁士王国，在圣彼得堡召开代表大会。会议拟定的议定书，除了旨在防止条约中形同虚设的个别条款外，其余条款都迎合了英国的主张。各国均同意：中立国旗帜不得用于运送敌方货物；即便有战舰护航，商船也不得拒绝接受登船检查。
如果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所有武装中立同盟国都将这个条约视为对该同盟的可耻背叛的话(因为有的国家甚至为捍卫它而失去了自己的舰队)，那恰尔托雷斯基至少可以安慰亚历山大一世：他树立了为国际和平事业献身的贤君榜样，并使自己的首都圣彼得堡免遭侵占。
1803年，俄罗斯帝国不光彩地解除危机后不久，亚历山大一世任命恰尔托雷斯基为外交大臣，因为在俄罗斯帝国的外交事务上，恰尔托雷斯基的影响力越来越明显。虽然俄罗斯帝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堪忧，特别是与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但恰尔托雷斯基还是宣布了一项和平计划和一项迎合亚历山大一世野心的外交政策：
我坚信自己有能力使俄罗斯帝国的各种力量顺应沙皇高尚的思想。俄罗斯帝国一向追求光荣和卓越，这种追求有利于全人类。实现伟大又长远的目标，既需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追求，也需要耐心，还需要技巧。我坚信这种追求会让俄罗斯人民骄傲。我希望沙皇能成为文明世界的和平仲裁者，保护弱小免受欺压；希望他的统治，能开创一个公平正义的欧洲政治新时代。
1804年，恰尔托雷斯基担任外交大臣后不久，拿破仑下令抓走正在巴登大公国的孔代亲王路易·约瑟夫( Louis Joseph)的孙子昂吉安公爵路易·安托万(Louis Antoine)。昂吉安公爵被拖到了法国边境，经过闹剧式的军事法庭审判后，在万塞讷城堡的护城河附近被枪决。在中立国领土上公然违背国际公约，以及伴随而来的司法谋杀，激起了全欧洲的愤怒抗议。这桩本不应该发生的悲剧，令全欧洲悲痛不已。仅仅过了两个月，仍然沉浸在悲痛中的各国，就接到了拿破仑正式称帝的通告。拿破仑选择在这个时候加入欧洲君主的行列，实在是太不合时宜了。虽然他从第一执政变成皇帝不过是头衔的变化，但俄罗斯帝国坚决不承认他的皇位。只有奥地利帝国和卑躬屈节的霍亨索伦王朝害怕得罪拿破仑，默认了这位在法国大革命中崛起的将军成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这正是欧洲强国再度联合的好时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将承担起恰尔托雷斯基热切期望他扮演的调解人角色。通过《给诺沃西利采夫的指示》(Instructions to Novosiltzov)，他们对国际政治体系的各种设想和谋划终于初步形成。
在《给诺沃西利采夫的指示》成文前，1804年4月5日，恰尔托雷斯基发表了意见书，详细阐述了亚历山大一世对“肆意践踏国际法准则的政府”的态度，并对俄罗斯帝国和其他强国应如何“谴责和报复”这种行为作了大量论述。恰尔托雷斯基和亚历山大一世都认为，英俄之间的初步谅解为国际合作和联合对抗法兰西第一帝国霸权的成功提供了最可靠的保障。1804年9月，亚历山大一世打算向英国内阁提交一个方案，这个方案不仅包括即将采取的军事行动，还包括最终如何合理应对整个外交局势。强国之间的相互理解是建立更广泛联合的基础，事实上，这也是遏制拿破仑野心的唯一手段。
《给诺沃西利采夫的指示》便体现了这个方案的框架。它一直深藏在俄罗斯帝国外交部的档案里，直到恰尔托雷斯基的回忆录公开出版，它才首次完整地公之于众。此前，公众对它的了解仅限于德米特里·塔季谢夫(Dmitry Tatistcheff)对它的部分引用，以及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对它的答复。出于政治原因，小威廉·皮特与亚历山大一世的口吻高度一致。
《给诺沃西利采夫的指示》开篇即力陈在国际事务中，舆论的力量与日俱增。
目前，法兰西第一帝国不断挥舞的恐吓四邻的利器，就是法兰西第一帝国说服人民的方式，也使法兰西人民相信法兰西第一帝国是在为全世界争取自由和繁荣。
亚历山大一世寻求与英国形成“道义上的同盟”，但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英国必须支持建立新秩序，即以“民族自决”为原则的欧洲重建。撒丁国王卡洛·埃马努埃莱四世(Carlo Emanuele IV)被拿破仑非法剥夺了王位，其王位应得到恢复。同时，卡洛·埃马努埃莱四世必须向人民承诺制定自由公正的宪法，承认瑞士王国的中立对维持欧洲和平不可或缺。在恢复荷兰王国的主权问题上，“民族自决”这个现代理论得到了体现：“建立何种形式的政府，必须考虑这个国家人民的意愿。”
《给诺沃西利采夫的指示》中的一段话，涉及英、俄同盟应对法兰西第一帝国采取何种态度，如今看来这也很重要：
现在我要谈谈，我们必须用怎样的语言来与法兰西人民对话。我们虽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法兰西人民，但要通过公正、仁慈和宽容的原则让他们相信，英俄同盟做出的承诺是可靠的。之后，我们必须声明，我们宣战的对象不是法兰西民族而是法兰西独裁政府，就像对待任何欧洲独裁政府那样。
在亚历山大一世的计划中，丝毫没有提及他要建立一个超级极权主义国家(18世纪的哲学家视之为解决国际弊病的良药)，也没有表现出要干预邻国内政的意思(这一政策后来导致立宪大国极为痛恨神圣同盟的主张)。
或许，以下才是《给诺沃西利采夫的指示》的核心部分。在对历史上的人类组织方式进行短暂研究后，亚历山大一世找到了一个保障欧洲国家长久和平的方法：建立国际联盟，制订盟约。国际联盟的指导原则，即国际法的指导原则，以国际调停代替战争：
既然已经和平了，我看不出有任何障碍能阻挡我们达成一个更广泛的和平条约，使之成为欧洲各国交往的基础。我相信，如果没有个别国家之间签订的、将其他国家排斥在外的和平条约的干扰，一个广泛的和平条约一定会在适当的时机产生，并且英国和俄罗斯帝国将为之全力以赴。
早在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reaty of Westphalia)时，就有人提出过类似的设想。当时，由于政治危机紧迫和一些更重要的原因，不允许这种设想的推进，不过，很长时间以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的外交基础。欧洲各国签订共同和平条约的条件已经成熟。虽然我们无法保证永久和平，但如果和平条约能够明确地体现并清晰地阐述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定，那么和平的进程将被大大推进。为什么我们不能制定一部国际法，来保障中立国的权利，保证在第三方全力斡旋前绝不发动战争呢？在通过恰当的方式审视了双方的不当之处后，调停者难道会故意让战火重燃吗？只有贯彻共同遵守的原则，真正持久的和平才有望实现。
—End—
本文编选自《神圣同盟：拿破仑之后的欧洲与门罗主义》，题目为编者所加，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文由出版机构提供，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点击下列标题，延伸阅读：
革命与传统：欧洲文明兴衰与现代世界的塑造
诺曼·戴维斯｜何谓欧洲？
政治人环境中的观望者与同盟者｜戈登·塔洛克
----------------------------------
混乱时代 阅读常识
欢迎读者点击关注，出版机构、媒体合作可留言?
?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好书
源网页 http://weixin.100md.com
返回 勿食我黍 返回首页 返回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