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热情拥抱大革命的科学家们,终究难逃命运的改变
2023/4/6 10:00:00 勿食我黍

    

     作者|白鲁诺(Bruno Belhoste)

     国际著名科学史家,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教授、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曾任法国国家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法国科学院拉瓦锡委员会委员,以及多种国际著名学术杂志或丛书编委。其研究主要集中于18—19世纪法国的科学发展,在数学史、工程学史、科学机构史等方面著述甚丰,包括《柯西:一位19世纪正统派的数学家》《近代科学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智慧巴黎:启蒙时代的科学之都》等。

     1790 年冬,画家大卫开始创作一幅巨型油画。该画风格严肃,描绘的是大革命的揭幕事件,即网球场宣誓的情景。1791 年6 月画家完成了初期草图,该图已显示未来画作的大致布局:在众人目光和手臂所朝向的画面中央为天文学家让—西尔万·巴伊,他当时已是三个学院的院士并兼任国民议会主席。巴伊站在一张桌子上,他举起右手以所有代表的名义宣誓:在未依照足够合理的原则制定出王国的宪法之前,国民议会绝不解散。正如其他美术同行一样,大卫对大革命抱有满腔热情。从 1789 年起,他就在法兰西绘画雕塑院带头反对院内官员的专权作风。后来他向雅各宾俱乐部推荐了自己的这幅巨作,此画立刻被订购并计划用来装饰国民议会的议事厅。画中的主人公巴伊也是一位革命人士。

    

     《智慧巴黎:启蒙时代的科学之都》

     [法] 白鲁诺 著

     邓捷 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3年3月

     他在参与起草了巴黎第三等级陈情书后,便当选为三级会议代表。1789 年 6 月 3 日第三等级将其推为领头人。到了 6 月 17 日,当第三等级宣称自行成立国民议会后,巴伊遂成为主席。三天后,他便以大家的名义做了那个著名的宣誓。巴伊的身份转变正是文人共和国身份转变的缩影。在旧制度下,巴伊曾是典型的御用文人,是国务秘书布勒特伊男爵在科学院里的温顺工具。不过到了 1789 年 7 月 11 日,当布勒特伊男爵因内克尔倒台而重回政府之际,巴伊却与他决裂了。7 月 15 日,他被任命为市长,取代了在前一天被杀死的旧市长弗莱塞勒。市长巴伊的主要作用仅仅是事务性和礼节性的,因而也变得不再重要。作为一位温和的爱国者,同时也是拉法耶特的密友,巴伊在国王出逃瓦雷讷后倒向了支持君主立宪的斐扬派。他宣布实施戒严,并下令对 1791 年 7 月 17 日在马尔斯校场上的请愿者开枪。结果这个灾难性的决定倒成了他的主要政治作为。巴伊顷刻间变得不得人心,只得在三个月后辞去市长职务,并放弃了抛头露面的生活转而躲到了外省。然而巴伊的这段经历终究还是在 1793年 9 月遭到清算:他在默伦遭到逮捕并被押回了巴黎,随即作为1791 年 7 月 17 日马尔斯校场血案的责任人而被判处死刑。1793年 11 月 11 日巴伊在马尔斯校场以备受侮辱的方式被送上了断头台。

     直到那时,大卫的《网球场宣誓》都还未完成。他已然被选为了国民公会代表,并加入了激进的山岳派阵营。正是他向各大王家学院发难,并最终在 1793 年夏天使之全部关闭。这个时候大卫画中的巴伊形象就变得很尴尬了。许多当年网球场宣誓的革命主人公此时都已被打倒,巴伊便是他们中的一员,那么该怎么处理这位被判有罪的院士的形象呢?大卫并未放弃这幅画作。他继续在为塑造各个主人公的形象而搜集资料。到了热月政变后,当再也无法表现罗伯斯庇尔的形象时,大卫才终于放弃了这幅画。要知道,罗伯斯庇尔是画面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大卫始终追随此人直至他失势。从这一刻起,大卫的这幅巨作除了一张草图外,仅剩下一张硕大的白色画布,上面隐隐约约地浮现着几个幽灵般的人头和躯体轮廓。

     大卫画作的命运多舛正是热月政变前几年革命动荡的体现。从网球场宣誓直至巴黎王家科学院被关,经历了四年多一点的时间,然而一切都改变了!旧制度在暴力的刀光剑影中灰飞烟灭了,新制度却还未完全建立起来。如同所有的文人一样,面对这样一场快得超过他们驾驭能力的革命运动,科学院院士们也曾有过急于求成、满腔热情或惊慌失措的心路历程。巴黎在一系列革命事件中扮演了主角:1789 年 7 月 14 日攻占巴士底监狱事件使巴黎人民登上了政治舞台,这伴随着第三等级的胜利,为大革命的第一幕画上了句号。旧的权力阶层被扫荡殆尽,各种政治俱乐部获得了和原先协会、博物馆一样的风头。昔日蜂拥观看气球升空的人群如今重又聚拢围观 1790 年联邦节的活动及 1791 年从瓦雷讷被押解回来的出逃未遂的国王夫妇。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危机酿成了政治风暴并推波助澜。一笔笔巨大的财富转手他人。各种特权和衙门顷刻间被废除。宫廷消亡了,贵族的财产也被没收。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工业投机时代业已过去,法国的殖民地市场也日渐衰落。在这些风浪中,尤以巴黎工业特别是奢侈品行业受到的打击最重。身为马拉朋友的钟表匠宝玑专接显贵的订单,如今不断地抱怨客户拖欠货款,戈布兰工场也接不到王家的订货了,阿米·阿尔冈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科学仪器的生意同样垮了。总之,需求的下降重创了工场和车间,导致了连锁破产、失业率攀升及工人群众的骚动。伴随危机而来的是产业结构的大变动。1791 年,国民议会通过了废黜行会组织的议案,以此解放生产力;此外还通过了专利权法,从而修改了针对发明的规定。面临困境的工艺匠人们纷纷要求公权力部门给予扶持。这些人的诉求标志着巴黎无套裤汉登上了历史舞台。

     对于文人而言,时局可以用大喜大悲来形容:喜的是风云变幻中机遇多多,悲的是过眼云烟后朝不保夕!从这一刻起,思想、出版和集会的自由便得到了承认。大革命初期,各种刊物一时间纷纷问世,报纸亦如雨后春笋般成倍出现,旧的审查制度已被摧毁。选举机制也为以口笔谋生的文人提供了新的功名前途。霎那间,一群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蜂拥挤入这扇新开辟的机遇之门。然而,也正是文人共和国遭受了政治动荡的严重打击。由于国家和教会遭遇危机,由于权贵地位受到严重削弱,原有的宫廷文化已不复存在。许多教士因其靠山倒台而失去俸禄和职位,教会财产的国有化更使一批神职人员失业,如今的他们沦落到无职无薪的境地。而一朝摆脱了各种旧管束,许多人顿时表现得十分偏激。譬如,布里索、马拉及卡拉等一批昔日受权贵关照并为之做事的文人,此时迅速成为狂热的革命者。

     凡此种种的动荡不仅沉重打击了文化界,也几乎同样重创了科学界。巴黎的科学界曾欣然接受甚至热烈欢迎埋葬旧制度的各个革命事件。所有的科学家或者说几乎所有的科学家支持1789年的各项革命原则,这些原则正是启蒙的精神主旨。况且,改革也是科学界乐见的。基于此,科学家们都加入了在首都巴黎建立的各个新式机构。譬如,制宪派的巴伊就担任了巴黎市长,而他绝非特例。1789 年 9 月,朱西厄在新的政府里主管医院事务,孔多塞则领导政府宪法的编写工作。其他人也纷纷进入尚由温和派主导的政府中。

     不过巴黎王家科学院的院士中很少有人进入国民制宪议会,除了巴伊之外,就只有天文学家迪奥尼·杜·赛儒尔和拉罗什富科公爵了,这两位都是贵族代表。孔多塞和拉瓦锡都未能当选。尽管如此,科学家们都参与了国家事务的讨论。有些人还参与了“1789 爱国社”的活动,这是一个在 1790 年初成立的温和派爱国者俱乐部。该社设在巴黎王家宫殿的一间华丽套房中。会员集中了自由派贵族、金融家和文人,其宗旨是推动社会治理方法的进步。虽说该社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出身科学家,但他们却发挥着主导性影响。孔多塞便是该社的灵魂人物,拉瓦锡则分管财务。其他出身科学院院士的会员还有佩里叶、蒙日、拉塞佩德伯爵、莫尼叶,以及荣誉院士拉罗什富科公爵。“1789 爱国社”的运作宛如一所研究院,它也发布公报、采用通讯会员机制,并鼓励实用性的发明。该社有志于影响议会和政府的政策,这正与科学院一直以来具有的顾问职能完全吻合。

     此外,科学家们也在为国民议会的各个专项委员会出力。譬如,王家医学会院士图雷就进入了国民制宪议会行乞问题委员会工作,并给予了议长拉罗什富科—利扬库尔公爵卓有成效的帮助;维克·达吉尔则在 1790 年向卫生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重要的医科教育改革方案;拉瓦锡于 1791 年应税务委员会之请编写了一份国民财富评估报告;孔多塞及其他院士则为宪法委员会的塔列朗提供了许多建议和资讯,塔列朗有关公共教育问题的报告和度量衡改革的方案均得益于他们的帮助。后来,国民制宪议会遂将推行新度量衡制度的任务交由科学院。

     但是,在 1791 年国王出逃瓦雷讷未遂后,君主制便遭到质疑。这导致了科学家圈内出现了分化,这种分裂使“1789 爱国社”再也无法维持下去。1791 年 2 月成为巴黎省省长的拉罗什富科公爵及巴伊完全站到了斐扬派一边,孔多塞、蒙日、富克鲁瓦、莫尼叶及范德蒙德则成为雅各宾派。有些人并不掩饰自己的共和派倾向。即便是拉瓦锡也和国王做了“切割”。1791 年 9 月,孔多塞作为巴黎代表入选国民立法议会,另有三位科学院院士也进入了立法议会,他们是布鲁索奈、特农和拉塞佩德伯爵。此外还有几位外省的代表也出身科学界,他们是拉瓦锡的好友、化学家吉东—莫沃,数学家路易·阿博加斯特和吉尔贝·罗默(这两位同时也是公学院的老师),来自科多尔省的土木工程师普里厄和另一位同行卡诺(两人都曾是蒙日的学生),另外还有布鲁索奈的密友、博物学家拉蒙·德·卡尔博尼埃(此人曾是江湖术士卡廖斯特罗的助手)。在这些人中,除了布鲁索奈、特农和拉蒙之外,大家都十分积极地加入国民立法议会下属的公共教育委员会工作。

     1792 年 8 月 10 日君主制的垮台标志着革命新阶段的到来。当天晚上,根据孔多塞的提议,加斯帕尔·蒙日进入临时执行委员会担任海军部部长。这是首次由一位科学家担任政府部长。其实 1791 年 4 月孔多塞和拉瓦锡已被国王任命为国库官员。孔多塞在 1790 年底还差点儿当上财政大臣,拉瓦锡在 1792 年 6 月谢绝了到公共捐税局任职。这些在旧制度下不可想象的事如今却变得顺理成章。

     从 1792 年 8 月 10 日开始,虽然有政府在,但巴黎的实际权力却掌握在起义的公社手中。此时,恐惧笼罩了首都。起义的无套裤汉们害怕普鲁士军队的到来及反革命势力的反攻。从 9 月 2日起一系列针对狱中嫌疑犯的屠杀开始了。年轻的若弗鲁瓦·圣伊莱尔曾受过道本顿的庇护,多亏他的沉着相助,在勒莫万枢机主教公学院执教的阿维神父才捡回一条命。在圣德尼,负责测量子午线的天文学家德朗布尔因担心自己性命不保而惶恐不安。9月 10 日,拉瓦锡在放弃了兵工厂的住所后,因感到生命受到威胁而离开了巴黎。四天以后,拉罗什富科公爵即遭逮捕,随后他在母亲和多洛米厄的眼皮底下于日索尔被杀。科学院也受到波及,自从富克鲁瓦要求在院内采取一次肃清行动,那些荣誉院士们便消失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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