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遗弃的人便随死亡一起等待着
2023/4/8 10:00:00 勿食我黍
作者｜若昂·比尔(Jo?o Biehl)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类学教授，主要的研究领域和关注议题包括医疗人类学、民族志理论、全球卫生、药疗化、社会与环境正义、拉丁美洲社会等。比尔也是普林斯顿大学全球健康计划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并自2018年以来负责指导致力于跨学科前沿问 题研究的巴西实验室。
Dead alive, dead outside, alive inside.
“在我的想法里，大家已经忘记我了。”
卡塔里娜手里抱着个娃娃，一面蹬着一辆老旧的健身自行车，一面这样对我说。这个随和、眼神颇具穿透力的女人正三十出头，口齿略有不清。我第一次见到卡塔里娜是在1997年3月，在巴西南方一个叫作维塔的地方。记得当时我这样问自己：在她心里，她骑着这辆自行车是去往世上哪个地方？维塔就是终点。同其他许多人一样，卡塔里娜被留在那里，是等死的。
维塔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生命”，它是一家收容所，位于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这个相对富裕的、约有200万人口的城市。维塔由泽·达斯·德罗格斯(Zé das Drogas)成立于1987年，他此前做过街头混混，也贩过毒。在改信五旬节派之后，泽看到一个异象，圣灵在这异象中叮嘱他开设一个能让他这样的人找到上帝、重获新生的机构。泽和他的教友们占用了临近市中心的一所私宅，他们在那里为吸毒者和酗酒者办了一个临时的康复中心。但很快，维塔的使命范围开始扩大。被断绝于家庭生活之外的人——精神病患和其他病人、失业者、流浪者——被亲眷、邻人、医院、警察遗弃在那里，且数目不断上升。维塔团队于是开了一家疗养院，那些被遗弃的人便随死亡一起等待着。
《维塔: 社会遗弃下的疯癫与文明》
[巴西]若昂·比尔 著
杨晓琼 译
三辉图书 出品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3年1月
我最开始跟维塔的人一起工作是在1995年3月。那时候，我穿梭于巴西的几个地区之间，记录那些被边缘化的人群和贫困人口是如何应对艾滋的，以及他们如何被纳入基于新的管制手段的计划当中。在阿雷格里港，我采访了人权活动家热尔松·温克勒(Gerson Winkler)，他是该城市艾滋计划的协调人。他坚持说我应该去看看维塔：“这是一座人类的垃圾场。你一定得去那儿。你会看到如今人是如何对待人的，作为人又意味着什么。”
我在阿雷格里港外的一个地区长大，在这个国家南北几个贫穷的社区旅行和工作过。我以为我是了解巴西的。但我此前所见的任何事物都未能使我对维塔的凄凉做足准备。
维塔并未出现在任何城市地图中。尽管这个地方的存在是得到官方和公众普遍承认的，但它并不是任何补救计划或政策的关切所在。
温克勒是对的。维塔是贫穷这条路的终站，当那些活着的人不再被视为人，他们便去那里。那段时间在维塔疗养院的200人，多数被排除在家庭生活和医疗服务之外，他们没有正式的身份，生活在一种受贱斥的被遗弃状态下。大多数情况下，维塔的工作人员是由那些原先的居住者组成的，当他们的精神状况改善到足以照顾新来者和被视为毫无希望之人时，他们便可提供服务。这些志愿者缺乏资金、训练，以及适当的设备和药物，就如这家机构本身一样，他们对处理维塔的居住者缺乏足够准备。
大约5000万巴西人(超过巴西1/4的人口)生活水平远低于贫困线，2500万人被认定为贫困。尽管从许多方面来说，维塔都是这种惨状的缩影，但是从某些层面上说，它又十分独特。其中一定数量的居民来自劳动阶级或中产阶级家庭，也曾是有自己家庭的劳动者。其他一些人此前居住在医疗机构或国家机构中，他们在某个时间点被从那里驱逐出来并扔到街上或者直接送到维塔。
尽管看上去像个被孤立出来的无主之地，但事实上，在其历史上和维持的过程中，维塔也曾跟几家公共机构有勾连。因此，从许多层面上说，维塔也并非特例。确切说来，阿雷格里港拥有两百多家这样的机构，多数被委婉地称作“老人院”。这些状况不定的地方收容那些被遗弃的人以换取他们的福利养老金，有好些机构同时接受国家资助或慈善捐款。
我开始将维塔和这类机构视作社会遗弃区。
卡塔里娜在维塔的其他人当中很显眼，这不过是因为她在运动——许多人躺在地上或蜷在角落里。她想要交谈。我的妻子阿德里安娜当时跟我在一起。这是卡塔里娜告诉我们的故事：
“我有个女儿名叫安娜，她8岁。我前夫把她给了他的老板乌尔巴诺。我在这儿是因为腿有问题。要想回到家里，我得先去医院。去医院这件事对我来说非常复杂，假如我去了，我的情况会越发恶化。我不想去医院，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待在这儿。我的腿不灵便。因为来了这儿，我再没见过我的孩子们。
“我的弟弟和我丈夫这边的同辈男人把我送到了这里。阿德马尔和阿曼多……我运动……这样我或许能走路。不。我现在再也离不开这里了。我需要等一段时间。我咨询过一位私人医生，有两三次吧。有需要的时候，他们这里也给我药。所以人总是依赖药物，会变得很依赖。于是，许多时候，人就不想回家了。也不是不想……在我的想法里，大家已经忘记我了。”
后来，我问志愿者是否知道一些关于卡塔里娜的事。他们对于她在维塔之外的生活一无所知。我将卡塔里娜提到的一些人和事复述给他们听，但他们说她是胡言乱语，说她疯了(louca)。她是一个显然缺乏常识的人，她的声音因为精神病诊断沦为无效。她没有来处，除了维塔，别处没有她的命运。
卡塔里娜那听上去支离破碎的叙述，她所讲述的关于过去的故事，便是我所仅有的。在她看来，她没有疯。卡塔里娜正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使自己能够独立自主。她坚称她有的是生理上的问题，她在维塔是她所不能控制的诸种不同关系和情形所造成的结果。
卡塔里娜通过前夫、老板、医院、私人医生、弟弟们和被送走的女儿这些人物来回忆那些情形。“要想回到家里，我得先去医院。”她如此推论。回到那个此时与别的家庭一起生活的孩子身边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诊所。医院处于那条通往已然不存在的家的路上。
但卡塔里娜的意思是，要获得充足的医疗保健，是不可能的。在寻求治疗的过程中，她了解了药物治疗的需要。她同时暗示，药物会使她的情况恶化。这种形式的照护在维塔也一样在进行：“有需要的时候，他们这里也给我药。”她指的是，将混乱药疗化使维塔里面的人“总是依赖药物”。
某些东西让卡塔里娜失去了回家的可能。但回家的渴望仍在：“也不是不想。”
维塔的现实，以及与卡塔里娜最初的相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我写关于巴西的艾滋防控的论文(1999b)时，我始终不断想起这个承载着家庭与城市生活中的死亡的地方，想起这个借由被遗弃这件事来思考的人。多年来，维塔和卡塔里娜成了我的关键角色，在我思考巴西城市空间中政治和医疗体制的转变，以及其中全新的人格体系时，对我教益良多。我在记录的艾滋工作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所做的各种英勇的努力，他们试图通过关注安全性行为这样大胆的预防项目来控制疾病的传播，努力使艾滋的治疗方法达至全球普及以降低死亡率。除了这些令人敬佩的工作，以及那些为照管通常不被列入干预对象的弱势和贫困人口而成立的新机构，我也看到了遍布于巴西大城市的社会遗弃区——类似维塔的地方，这些不人道的环境中居住着那些精神有问题的人、无家可归的人、艾滋病患者、失去劳动力的年轻人和衰老的身体。
法定行政单位和福利与医疗机构都不直接干预这些区域。但正是这些行政单位和机构把那些没人要的人指到了这些地方，这些人到了这里之后便注定杳无音信，他们失去人权，再没人对他们的境况负责。我感兴趣的是，这些遗弃区的创建是如何跟家庭的改变，以及国家、医药、经济的当地形态交织在一起的。我好奇，那些为预防和治疗艾滋而发起的提升生活品质的动员是如何跟允许死亡的公共行为的激增同时发生的。
遗弃区展现了那些借由正式治理而存在，并超出了官方治理的现实，那些决定了越来越多贫困人口的人生历程的现实，这些人并不在政府规划人口范围内。我竭力去理解像维塔这样的地方的矛盾存在，以及在这些区域中的人类那根本性的暧昧存有，他们困在被接纳与被遗弃、记忆与非记忆，以及生与死之间。
在维塔的静止氛围中，卡塔里娜的运动和她追忆的模样留在了我的脑海里。她的故事融合了过往的生活、身在维塔的被遗弃的当下，以及归家的渴望，这种融合的方式令我萌生兴趣。我试着不把她当成一个精神上有问题的人，而把她当作一个被遗弃者，她克服重重困难，以自己的方式解释自身的经历。她知道是什么让她成了今日的自己——但要怎么证实她的说法呢？
当卡塔里娜反思是什么夺走了她的生活时，她的思绪和话语的难解程度不独取决于她自己的表述——我们这些志愿者和人类学家，也缺少理解这些的途径。卡塔里娜谜一般的语言和渴望需要能够处理“个体人”(individual person)的分析形式，毕竟这样的个体并没有完全被纳入体制与团体的运作之中。
此后两年过去。我开始在一个文化与心理卫生项目中做博士后工作。1999年12月末，我回到巴西南方进一步观察维塔中的生活，在这里的田野调查构成了托本·埃斯科罗德和我计划出的摄影书的文本，这本书将聚焦此类遗弃区中的生活。
有了近年得到的一些政府资助，维塔的设施改善了，尤其是康复区(这是此处康复中心的名称)。但疗养院的条件大体未变，不过现在住的人少了一些。
卡塔里娜仍在那里。但此时，她已经坐在轮椅上了。她的身体状况已经严重恶化，她坚持说自己患的是风湿病。志愿者们就像对待其他居住者一样，总是心血来潮地给卡塔里娜抗抑郁药。
卡塔里娜告诉我，她已经开始写“词典”(她的叫法)。她这样做是“为了不忘记词语”。字迹表明她有最低程度的文化水平，笔记本上填满了一串串的字词，这些字词提到了人、地点、机构、疾病、物品和性情，串联它们的方式十分有想象力，我不时还以为这就是诗。这是我最开始读到的一些片段：
电脑
书桌
残废了
作家
劳动正义
学生法
坐在办公室里
做爱者的法律
公证人
法律，关系
阿德马尔
伊皮兰加区
凯萨拉市政府
南里奥格兰德
……
医院
手术
缺陷
康复
偏见
……
受了惊吓的心
情绪的发作
在那段时间的探访中，我返回同她谈了好几次。卡塔里娜长时间地谈论维塔外生活的回忆，她在1997年同我第一次见面时所告诉我的故事在那之后便屡屡被增加更多细节。她详尽地讲述了自己的乡村出身，以及去新汉堡市的鞋厂打工的经历，故事因此丰满起来。她提到另外几次的怀孕生产，跟前夫的争吵，精神科医生的名字，在精神病房的经历，全都讲得支离破碎。“我们分开了。两个人一起生活基本上永远不可能太坏。但你得知道怎么去过。”
一次又一次的，在我所听到的卡塔里娜的表述中传达出的主体性，既是一个分离与驱逐得到了许可的战场，也是一条她希望借以重回社会的途径。“我前夫统治着这座城市……我需要让自己保持距离……但我知道他跟其他女人做爱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我……我永远不会再踏进他的房子。我要去新汉堡，只为看看我的孩子们。”她隐晦闪烁地讲述着给予和获取欢愉。有时她又开展一系列令人难以跟上的联想——但最终她总能有效地论述清楚。并且，卡塔里娜总是一刻不停地写着。
我原未计划专门研究卡塔里娜，也无意专事研究个人的人类学。但到我们1999年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在情感上和智识上都已经被吸引进来。卡塔里娜也一样。她告诉我，跟我聊天她很高兴，她也喜欢我提问的方式。一次探访结束，她总会问，“你什么时候再来？”
她所说的话和不断写下的文字迷住了我。她的词句在我看来并不脱离现实，但也不是维塔施加于她的权力，或是她对维塔的回应。这些词句所讲述的是真正的挣扎，是卡塔里娜从中遭到放逐的那个平常世界，这个世界已成为她脑海中的生活。
牙医
卫生站
乡村工人联合会
环境协会
烹饪艺术
厨房和餐桌
我去上课
配方
照片
精液
……
确认身份
身份
亲自表露身份
健康
天主教信仰
帮助
理解
风湿病
她从哪里来？她身上究竟发生过什么？卡塔里娜始终在回忆她被抛弃的经历和生理情况的恶化。这不只是美化或忍耐令人无以忍受的现实，而是使她保有一种还能出去的希望。“如果我能走路，我就可以离开这里。”
卡塔里娜回顾的那个世界对我来说是熟悉的。我在新汉堡长大。我的家人也是从乡村迁至那个城市，找寻更好的新生活。我在里康·多斯·伊列乌斯(Rinc?o dos Ilhéus)公立学校念的小学，一年级的班上有50个同学，多数在五年级的时候辍学去当地鞋厂打工了。我惧怕这样的命运，成了少数几个继续上了六年级的学生之一。我的父母坚持让孩子学习，而我在书本中找到了一条出路。卡塔里娜让我回到了开始的那个世界，我因而困惑，究竟是什么，决定了她的命运与我如此不同。
这本书检视了卡塔里娜命运的构成，她的日渐死亡，以及存于维塔的想法和希望。卡塔里娜竭力想讲清楚自己的渴望、痛苦与所知，而这本书就是建基于卡塔里娜之努力和我对维塔生活的纵向研究。“虽生犹死，外面死了，里面活着。”她写道。那些隐秘的、诗一般的词句是她在编的词典的一部分，在了解卡塔里娜和解析那些词句的过程中，我也追溯到了她被遗弃的命运和她的病状所根植的由家庭、医疗、国家和经济等因素交织而成的复杂网络。纵观全局，卡塔里娜的人生讲述了一个更宏大的故事：类似维塔这样的地方如何在贫困家庭和城市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及社会过程如何影响了生物学与死亡的进程。
—End—
本文编选自《维塔: 社会遗弃下的疯癫与文明》，注释从略，题目为编者所加。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文由出版机构提供，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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