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茂莉|何以中国
2023/4/11 10:00:00 勿食我黍

    

     作者|韩茂莉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为历史农业地理、环境变迁与乡村社会地理。

     中国是我们的国家,我们是中国人,这是我们有生以来就知道的政治归属。但若回顾历史,用“中国”代表我们的国家并非从来如此。这几千年,“中国”一词经历着从标定地域到涵盖整个国家的变化,因此“何以中国”成为考古学界展示中国悠久文化的命题。

     通过当代媒体,考古成果从专家的发掘走进千家万户,那些埋在地下的器物,一次次为我们带来惊喜与困惑,也一次次唤起我们揭秘与探源的心愿。就在这些见证中国璀璨历史的器物中,一件被称为“何尊”的西周青铜器,镌刻着最早的“中国”两字,因此何尊自然而然成为讨论“中国”的起点(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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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中国》

     韩茂莉 著

     新经典·琥珀 出品

     文汇出版社

     2023年4月

     1963 年,何尊,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贾村镇贾村,距离这里不远,宝鸡市扶风、岐山两县交界处就是著名的周原,以“周”命名,足以表明那片土地久远的历史。几十年来,考古学界 在周原遗址内,先后完成了先周与西周时期重大发现的发掘工作, 并根据发掘出的大型建筑与城址遗迹证明,那是周人先祖古公亶 父率领族人立足关中、营建城邑的地方。关于三千多年前的周原,《诗经》中留下了这样的诗句,“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塬上肥沃的土壤,带来一片勃勃生机。追随《诗经》中的周原,我们几乎可以看到黄土地上的苍茫与苍茫中平地崛起的大城。这样看来,无论周原还是贾村,都是刻印着周人足迹的地方,在周人祖先所居之处发现何尊,可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图 7 何尊,现藏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何尊高 38.8 厘米,口径 28.8 厘米,重 14.6 公斤。尊为圆口棱方体,长颈,腹微鼓,高圈足,内底铸有铭文 12 行、122 字:

     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唯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 劳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 诰。何锡贝卅朋,用作□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宅兹中国”就出现在这篇铭文中,这是“中国”首次见于文 字记载1,其时代早于任何传世历史文献。正是这篇铭文的发现,何尊引起了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界的普遍关注,同时也留下许 多问题,何尊铸于什么年代?此时“中国”的含义是什么?对此, 古文字学家唐兰释何尊铭文大意为:

     周成王开始迁都成周,还按照武王的礼,举行福祭。祭 礼是从天室开始的。四月丙戌,成王在京室诰训“宗小子” 们说:“过去你们的父亲能为文王效劳,文王接受了大命,武王战胜了‘大邑商’,就向天卜告,说:‘我要住在中央地区,从这里来治理民众’。呜呼!你们或者还是小子,没 有知识,要看公氏的样子,有功劳于天,完成使命,敬受享 祀啊!”王是有恭德,能够顺天的,教训我们这些不聪敏的 人。王的诰训讲完后,何被赏赐贝三十串,何用来□公的祭 器。这时是成王五年。

    

     图 8 何尊铭文

     读了这篇释文,问题的答案就在其中。何尊属于西周初周成王 时期,此时的“中国”并不代表国家,也不是国家所领有的空间, 而仅表示位居中部方位的一个区域(图 8)。

     唐兰之外,张政烺、马承源等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对何尊 铭文中“中国”之释大体相同。当代学者释“中国”并非出于自己的创意,而是有所根据。古文字学家于省吾指出,“中国”一词由 “中”“国”两字组成,“中”在甲骨文中形状如有旒旗帜,商王有事立旗帜以召集士众,士众围绕周围听命,故“中”的含义由旗帜引申为中央;“国”字的含义则与“邑”相同。“中”与“国”合为一 体,自然有中央区域之意。正是如此,先秦文献中含有“中国”的 记载,均表明了这番意思,只不过那时视为中央区域的,或为殷商 乃至后来西周的核心区域——黄河中下游地带,或为京师所在之地。

     《诗经 · 大雅 · 荡》载:“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这里的“中国”指商都或商的基本控制区。《尚书 · 梓材》载:“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为迷民,用怿先王受命。”这里的“中国”指文王、武王伐商及商属国所在的地区。武王克殷,以周代商,周人所在核心区域就被视为“中国”。《诗经 · 大雅· 民劳》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诗注疏》释:“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此处的“中国”指周人国都丰镐 及毗邻地区。商人居东,周人居西,随着由西周进入东周,周人的 政治中心也由位于丰镐的宗周移向位于洛邑的成周,伴随这一迁移,“中国”再次回到殷商时期的位置,即黄河中下游地区。入周以后, 有关“中国”的记载越来越偏重于黄河中下游地带,即后世所称的中原地区。《诗经 · 小雅 · 六月》序云:“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左传 · 僖公二十五年》云:“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这些文献提到的“中国”均指中原地区,不仅如此,何尊铭文所及“中国”也指中原。《尚书大传》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位于洛邑的成周是周公辅佐成王时期营建的,故唐兰等均认为,“余其宅兹中国”为中央之地,即中原地区。

     早期“中国”一词的内涵还拥有一个重要的信息,无论“中国”代表中央之地还是京师,都不是政治空间,而是具有鲜明的文化区域特征。凡被视作“中国”的区域,都有着与周边地区完全不同的风范,这种文化风范就是华夏文化。唐人孔颖达如此解读华夏:“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他用礼仪与服章的宏大与华美概括华夏文化的基本特征,而“中国”所在区域盛行的正是华夏文化,反之没有这样文化 风范的区域,均不属于“中国”。《左传 · 鲁成公七年》讲到吴伐郯事件,对此鲁国季文子说,“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就是这样的事例。吴国先祖本为太伯、仲雍,均是古公亶父的儿子、周文王的 伯父,他们不但不是外人,而且与周天子同为姬姓,但远在长江下 游,全失华夏风范,竟被鲁人视作蛮夷,而郯国位于今山东临沂一 带,深受华夏文化影响,自然被纳于“中国”。此时“中国”不仅 代表中央之地,且属于华夏文化的核心区。

     西周时期,人口不多,开发程度也不高,地区之间不仅存在明 显的文化差异,而且华夏之风也没有可能为普天之下效仿,于是, 不仅吴、楚不在“中国”之列,位于今四川的蜀也是如此,故西汉经学家孔安国称:“蜀,叟也,春秋之时不与中国通。”3“叟”是那个时代对蜀地民族的称呼,限于地理条件,叟人至春秋之时与中原 地区仍来往不多。文化风范与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关系密切,同处于农耕生活背景下的吴、楚、蜀尚不被视为“中国”,生活在中原周边地带的非农耕民族,更无法纳入到“中国”这一文化空间,而被 称为戎狄、蛮夷。

     上古时期,“中国”一词具有的内涵,对后世影响很大,故以后的历史时期仍然用“中国”表述地域间文化属性的差异,如《新唐书》载:“……姚州,地险瘴,到屯辄死。柬之论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国,域土荒外,山岨水深。汉世未与中国通,唐蒙开 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东汉光武末,始请内属,置永昌郡统之”。《宋史》载:“禁掠卖生口入蛮夷嵠峒及以铜钱出中国”。《三朝北盟会编》载:“恐兵革一动,中国昆虫草木皆不得而休息矣”。程大昌《禹贡山川地理图》载:“华阴,河行华山之北,故曰华阴,河自北狄入中国皆南行,至此而极”。《乾道临安志》载:“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効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 幸,富足安乐”。以上所列,涉及的内容完全不同,但“中国”具 有的含义却很相似,其所指均不为政权空间,而为文化区域。其 中《新唐书》所书姚州,东汉时已经归为永昌郡统辖,与中原内地 有着完全相同的管辖方式,但在唐朝人理念中它仍不在“中国”或“中土”之列。《乾道临安志》为南宋时期杭州的地方志,其中涉及五代十国时期立国于江浙一带的吴越。那时南北政权对峙,并无正统与非正统之分,且早已打破了上古时代文化地域隔绝的现象,吴越国不仅拥有与中原地区同样的礼仪风范,而且经济发展也达到了不凡的水平,尽管如此,上古时期形成的“中国”空间理念并未消退,人们仍然将设在中原的政权视为“中国”。

     可以肯定,时至唐宋时期,华夏文化已经传布到东南西北各地,但将中原地区视作“中国”的理念却仍然沿承下来,无论涉及政治、经济,还是自然山川,但凡言及“中国”,其地理方位均不离商周时期“中国”所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一地区或指建立在中原的地方政权,或指中原政权的核心区域。

     而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中原地区并非一直是汉民族政权所 在地,那么非汉民族建立的政权是否自认为“中国”?其关键仍在 于政权的政治核心是否位于中原。《金史 · 食货志》载:泰和“八年七月,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国丝、绵、锦、绢有益之 物,不可也”。金王朝的建立者为女真人,金章宗泰和年间已是金 人迁都南京(今北京)五十年之后了,随着政治中心位居中原一 带,金人凭借拥有华夏文化的核心区,而以“中国”自居,反过来 对于地处江南、由汉人建立的南宋政权,却以宋人相称。《金史》的记载说明,在古人的理念中,判断是否是“中国”,并不在于政 权建立者的民族归属,政权政治核心的位置与文化风范可能更为重 要。故金人虽为女真人,但只要拥有了中原之地,仍然不妨碍成为 “中国”的代表者。

     回顾中国历史,将华夏文化核心区视作“中国”由来已久, “中国”的内涵改变,从文化区转为政治区,从中原地区到代表我 们的国家,始自 1689 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对此我们将《尼布楚条约》中有关内容展示如下:

     ……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两国使臣会于尼布楚城附近,为约束两国猎者越境纵猎、互杀、劫夺,滋生事端,并明定中俄两国边界,以期永久和好起见,特协议条款如左:

     一、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格尔必齐河发源处为石大兴安岭, 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归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 管辖。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分划, 今尚未决,此事须待两国使臣各归本国,详细查明之后,或遣 专使,或用文牍,始能定之。又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 两国之界:河以南诸地尽属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凡在 额尔古纳河南岸之黑里勒克河口诸房舍,应悉迁移于北岸。

     ……

     “中国”一词出现在《尼布楚条约》中,用在这里的“中国” 不再是文化区,而代表的是大清帝国。1689 年,“中国”第一次被赋予了代表主权国家的含义。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始终代表华夏文化的核心区,此时清朝签约大臣使用的是“中国”,而不是大清,原因仍归于文化。显然,清人在国际条约中使用“中国”,明显含有西洋为化外之邦之意,化外意味着野蛮、落后。尽管用意如此,但此后“中国”一词逐渐摆脱了标定中心之地与华夏文化核心区的初意,而成为国家全部领土、全部主权、全体人民的代表。

     回顾“中国”一词词义的变化,其意义并不在词语自身,它象征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时期,这正是从“家天下”走向“天下为公”的时代,故梁启超《少年中国》称:

     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 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 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

     上下五千年,中国历史绵长久远,但以“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代表仅数百年,以数百年之短比万年之长,真可谓少年中国。

     何以中国,从何尊到中俄《尼布楚条约》,涉及数千年的历史, 在这数千年中,“中国”拥有的内涵始终与地理相关,不仅如此,其代表的空间起步于中原,最终拥有整个国家。

     —End—

     本文编选自《大地中国》,注释从略。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文由出版机构提供,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内容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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