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0年的日本重要学术刊物《东方学》100期上,沟口先生发表了一篇《中国思想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视角》,这篇文章里面讲到20世纪后半叶的研究视角,要从单纯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转向以亚洲为基础的研究,因为“亚洲并非是欧洲意识中的东方,而是自立于,或者至少是应该自立于欧洲的另一个世界,……是在世界史中拥有存在的理由的独立的世界”。他觉得现在是更新换代的时候了,他希望以后的年轻人要有大变化,什么大变化?就是“以亚洲为视角的伊斯兰研究、印度研究或东南亚研究”。当然,更包括他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就是中国研究。
前面说到,提倡以亚洲为整体历史空间的研究,其实问题意识一开始是针对日本的。他说,日本研究中国的人,第一是不假思索地把中国思想看成是自己的传统和思想,尤其是把中国和日本都看成是儒家国家,自己也出身于这个文化圈,所以同文同种。我想,沟口先生的这番话是针对京都大学学术传统的,因为京都大学从狩野直喜等人以来,一直是把中国学问当做日本自己的学问来做的。他们一方面觉得日本文化与六朝隋唐文化相关,一方面觉得自己的学问风气与清代学问风气相连,所以常常有把中国学问当做日本学问,或把日本文化看成是中国文化的接受和延续的看法。沟口先生觉得,这忽略了中、日、韩的差异。第二,沟口雄三先生也反对把中国看成是“外国”,完全把儒家中国当做“他者”,把中国当做纯粹的外国,进行“实证”的“技术”的研究,他觉得这也不对,如果说,前者是不加分析的“同一”,后者就是没有理由的“为二”。所以第三,他提出要“从亚洲出发思考”,先确立一个和欧洲不一样的,甚至可以作为欧洲的“他者”,可以作为和欧洲对比单位的“亚洲”,所以他说,“以欧洲为基准的历史价值观适用于中国的看法,已经不再具备生产性”。他觉得过去中国的思想史,可能是接受“欧洲尺码”而制造出来的,因此,他要确立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欧洲是特例,而不是普遍性”,从这种立场来重新理解东方,尤其是中国“文明生态的差异”。
这个看法,其实在1990年出版的《作为方法的中国》里就已经形成了。表面上看,他是对中国思想研究发表意见,但你细读之下就会知道,他首先关心的还是日本,尤其是他自己所在的日本中国学界。我要顺便说一点,我们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宗教的中国学者,常常比较关注国外的中国学家,这当然无可非议。但是,我们常常因为过度关注,就忘记了他们在他们国家的学术界,其实是很边缘或者是少数的一批人,未必是他们国家的学术主流,像美国,研究英美文学历史的是主流,影响大,但是,像我们熟悉的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你去打听一下,在他的国家一定很陌生,因为“中国学”充其量和印度学、埃及学一样,既不是他们自己的文明之根,又不在他们关怀的现实中心,所以很边缘。通常,亚洲研究系是很小的。当然日本不同,过去,日本的中国研究或者叫东洋研究都是很大的,因为传统上很多日本学者都认为,要理解日本文化,就要从中国文化的研究开始。为什么过去日本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的人那么多呢?就是因为这是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文明之根,而京都学者干脆就觉得中国的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之学问,包括经学、文献学、考据学,都被日本继承了,觉得研究中国就是研究日本,所以,东洋研究尤其是中国研究曾经是很盛的,大家有兴趣可以看近些年出版的《日本中国学会五十年史》《东洋学的先驱者们》《京大东洋学的百年》等。
在这里,我顺便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的中国学史。第一,早在明治时期,受到西洋学术方法和观念的影响,日本传统的“汉学”就开始转型为现在意义上的“中国学”,像那珂通世、白鸟库吉、内藤湖南、桑原骘藏、服部宇之吉、青木正儿、狩野直喜、新城新藏、武内义雄、石田干之助等等。其特征是什么呢?我想,一方面扩大中国学的周边研究,一方面引入历史文献和语言学的新方法,同时关注原来非主流的历史与文化现象,思考与联系现实中国的各种问题——这是确立日本中国学的现代转型。第二,逐渐成熟的日本中国学,出现风格和重心的差异,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的中国学不同。前者关注“四裔”(满蒙朝越及中亚)与瓦解中国,引入西方哲学和语言学观念方法,对于日本自身问题意识之浓厚;后者沿袭清代学术中课题与考据方法,把中国学文献化与历史化,偏重古代中国和经典中国的研究——产生两种中国认识,并形成两种中国学流派。第三,经历了“二战”,日本中国学被绑在战争之中,学术成为政治,便都有很大的损失。战后日本对于中国学的反省,首先是批判中国学家与侵略战争之共谋,其次是有人以中国为例,提出另一种近代主义的新途径和新典范是中国,再次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追求新的进步的中国学。这是日本经过“二战”失败,出现的第一波反省。他们追问,中国学家与侵略战争共谋,是不是因为日本中国学界蔑视现实中国和想象古代中国的结果?这是不是因为日本中国学界以欧洲式的进步来衡量日本与中国的近代化所造成的?这是否和日本近代的“亚洲连带论”或“亚洲主义”有关?第四,经过60年代,由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加上日本类似“全共斗”这样的风波,打破了一些中国学家对于现实中国的迷思,有人把它形容成为“新梦の幻灭”。他们在心里开始对热爱与想象社会主义中国进行反省,他们开始反思对于社会主义大民主的想象,以及对于计划经济和抑制分化的称颂。特别是,由于当时日本越来越发达,和中国渐行渐远,与美国却越来越近,因此“中国研究”逐渐边缘化,在思想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上越来越小,这个领域变得冷清起来,中国学渐渐脱离政治,成为专业的学院派学术。因此,近年来的日本东洋学或者中国学,好像越来越衰落了。
其实,这一方面是正常现象,世界那么大,你不能总是研究中国甚至是古典中国;另一方面也是形势比人强,中国在日本主流的学术界和思想界,越来越不重要了,中国的实力弱是一个原因,中国研究没有给日本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动力是另一个原因。因此,沟口雄三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中,开始反思日本的中国学。我想,我们有必要理解他的动机和想法。我觉得,沟口先生的现实焦虑实际上是在日本的中国学如何定位,日本中国学是否可以给日本提供新经验和新刺激,日本中国学怎样重新回到日本思想界的主流中来这样一些思考上面。《作为方法的中国》的问题意识就是针对这样一些背景而产生的。如果让我简单地说,他把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考,分成了五步:
第一,“没有中国的中国学”。他很敏锐地提出,中国学的前身即广义的汉学,本来就是日本人对古典中国的认同和兴趣,自从丰臣秀吉以后,想象和把玩古典中国,把古典中国和现实中国分开,成了一种取向。所以在这种研究里面,“中国”并不是日本的“他者”,也没有真实的现实中国,他们不了解或者不愿意了解近现代的中国,只是在想象一个曾经和日本文化有关的古典中国,所以,这是“没有中国的中国学”——大家也许看得出来,这可能是在批评京都学派,批评他们沉浸在古典中国之中,还觉得自己是继承了传统中国的经学和考据学,把中国当做文本上的东西来研究。
第二,“把中国古典化”。紧接着上面的意思,沟口先生尖锐地批评日本的中国学界,重要的批评有几点:(1)他们把他们所研究的中国古典文化与日本传统相连,古典中国变成了日本自己的传统。(2)有的日本学者还把近代以后的中国,看成是丢弃了中华文化的国家,因此中国不等于中华,他们延续着德川时代以来的日本自认为是中华的习惯,把日本当做这一文化的正宗。因此,战后日本中国学对中国的兴趣,仍然是“倾向于那个古老而美好的中国”。(3)他们在现实中非常看不起中国,比如,津田左右吉为代表的“近代主义中国观”,就对现实中国采取批判的蔑视的观念。沟口认为,“近代日本自认为比亚洲、非洲先进的观念,是因为没有根据各民族固有的、内在的价值标准把握其文化,(同时,这一观念)也来源于将欧洲的近代当做普遍的价值标准,并单方面向其归属”[35]。所以,这种看似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反而助长了日本自大的民族主义,甚至产生像“大东亚共荣”“拯救中国”等观念(5页)。——必须补充说明,沟口先生对日本民族主义催生的侵略性的批判,不仅有他的合理性,也表现了他的正义感。
第三,另一种没有中国的中国学。沟口先生对于日本战后的左派史学,也有他自己的评价和反省。1949年以后,在反省侵略行为和抵抗美国占领的双重背景下,日本有一种“重新在中国发现亚洲”的思潮,就是对新中国的向往以及受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面,日本中国学界有一种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另类想象,就是觉得,可能中国象征了和欧洲不同的、独特的、革命和进化的“异端”中国。所以,像前面提到的竹内好、山井涌、岛田虔次等,都在努力寻找“中国的近代”。比如竹内好,就把中国革命看成是“亚洲应有的光明未来”,觉得恰恰由于中国缺少欧洲式的近代,从而完成了日本没有实现的社会革命,政治上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共和体制,思想上彻底打倒了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学。在竹内好看来,中国近代虽然不断地抵抗和失败,其实,恰恰产生了非西方的、超越近代的“东洋”,而日本则“什么也不是”。——沟口认为,这也是割断了历史,凭着自己的想象发现中国,由于这个想象的中国与实际的中国之间的差异,使中国学还是在“抛开中国读中国”(91页),所以也是“没有中国的中国学”。
第四,他提出,重建中国学的关键是把中国作为方法。所谓“作为方法的”日语是“方法としての”。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词语,像竹内好有“作为方法的亚洲”、子安宣邦有“作为方法的江户”等等,大概的意思应当是,把研究对象放回当时的语境里面去,甩掉层层积累的、后设的概念和思路,重新思考它在当时的历史。但是,可能沟口的想法要复杂得多,首先,他要求研究中国的学者,抛开习惯的各种固定看法,以多元主义的观点来看世界和中国,要承认中国是“多”中之“一”;其次,这个“多”中之“一”的中国,应当和欧洲并举,欧洲和世界的各个文化历史单位,包括“中国”,都是多中之一,都不能宣称自己的价值是普遍价值,自己的历史进程是普遍性进程;再次,日本和中国一样,也是多中之一,所以,中国是日本一个巨大的“他者”,中国和日本是两回事。要把日本和中国区分开来,明白中国是一个对应于日本的“外国”,然而,研究中国这个他者和外国,其实,就是为了研究日本自身。
第五,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么,中国学就成为外国研究,就和日本无关了,中国学应当处在寂寞和冷落的边缘位置。但是,沟口的高明处就在于,他提出了建立“亚洲”论述的说法,给日本中国学回到日本主流和进入公众关注的视野,提供了契机。这个使中国学重回中心的步骤是这样的:(1)中国是日本的“他者”,你要确立这一观念,才能客观和冷静地看中国,也才能摆脱古典中国与日本的纠缠,才能关注活生生的中国这个庞大的存在;(2)日本在亚洲,不能永远追随欧美,要从欧美巨大的阴影下挣脱,建立一个对应于欧美的自我,因此要看到自己在亚洲,亚洲问题才和日本息息相关,因此要提倡“亚洲出发的思考”;(3)中国也在亚洲,朝鲜也在亚洲,这不仅仅是地理问题,也是历史问题;(4)中国和朝鲜,因为和日本同属亚洲,所以,他们的一切和日本自身的问题密切相关,因此绝不容忽视;(5)因此,日本的中国学和朝鲜学,都是与日本自身相关的学问,它必须得到极大关注,也应当成为日本自身问题的一部分。
各位请看,沟口先生努力使中国学重返中心的步骤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他对日本的中国学有很大贡献,就是把逐渐边缘的日本中国学,渐渐拉回到日本学术世界和社会视野的中心。我理解沟口先生的这一抱负,同时我也看到,日本中国学界近年来的一些积极变化,显然就是这种努力的积极后果。这种变化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中国学由于有了这些与日本真正相关的问题意识,所以在“中国学”成为“外国学”的时候,通过“亚洲”这个空间的连接,使中国学成了与日本有关联的学问;第二,它使一些本来是研究日本、朝鲜甚至越南的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和朝鲜的话题,比如,像一直从事日本思想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渡边浩、黑住真、村井章介、平石直昭、山室信一等等,都开始介入有关中国和朝鲜的研究;第三,它使日本学、朝鲜学和中国学,都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视野和背景;第四,和日本有关系但又有区别的中国、朝鲜的“近代”,成了日本学界共同关心的重点(特别在东京),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古典”作为中国学的中心,并被不加区分地和日本古代混在一起。
因此,他们会关注和讨论这样的一些问题:中国进入近代的时候,何以不能像日本那样有一个“明治维新”?中国在接受西方思想、知识和制度的时候,何以会和日本的理解情况不同?中国在回应西方冲击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有“王政归还”“神佛分离”等等举措?因此,中国学就和具有主流和笼罩地位的近代日本历史文化思想研究一道,成了日本学术界讨论的话题。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一看沟口雄三、滨下武志、平石直昭和宫岛博史所编《アジアから考ぇる》七卷中的作者队伍就可以明白,当“亚洲”成为一个历史研究空间时,中国就和日本、韩国一样,成为一个与日本自身密切相关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