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什么会误读现代主义？
2023/4/23 10:00:00 勿食我黍
作者｜彼得·盖伊(Peter Gay，1923-2015)德裔美国历史学家，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为耶鲁大学资深史学教授、古根汉与洛克菲勒金会学者、剑桥丘吉尔学院海外学者
一
在误读现代主义的各种原因之中，有一个尤为显著，那就是，从一开始，咄咄逼人的对手之间就故意误会对方，使得斗争的阵地遭到了破坏。关于现代主义者生活方式的各种说法更进一步混淆了社会现实：19世纪中期亨利·米尔热的小说把现代主义者描绘成吊儿郎当、放荡不羁的波希米亚贫民(半个世纪后，这部小说因为贾科莫·普契尼关于追求艺术的欢乐与痛苦的歌剧而获得广泛的发行量和威望)，这其实是无稽之谈。到20世纪中期，已经很少有画家或者作曲家还在没有电梯的五层阁楼里竭力维持那种别具一格、一贫如洗的生活，享受单身的快乐。事实上，这样的人从来都不多，大多数先锋派艺术家们都过着舒适的生活，有些人甚至可以称得上富裕。有的激进分子靠吃利息过活。总体来说，19世纪的先锋派作家或作曲家们，不论他们怎么样开始自己的人生，最终都成为可信赖的公民。现代主义者们不遗余力想要推翻的文化体系的吸收能力着实让人佩服。
因此，除了一些令人愉快的例外，对手们在艺术领域为了讨好公众而展开的辩论其实都是自说自话。所有人都将注意力投向了这种作战双方普遍采取的手法：绝对的简单化，以及同样绝对地夸大他们和“敌人”之间的差别。两边的狂热分子都以揭露对方的恶劣行径为乐，凭借自己编故事的本领发起攻击并自圆其说。最激情澎湃的现代主义代言人以专业的局外人姿态出现，而现有体制则认为他们是聒噪又偏执的外行，因此他们的戏剧不配上演，他们的绘画不配参展，他们的小说也不配出版。现代主义者们欣然认可了这样一种贱民身份，享受着受难者的快乐。
对这些激动战斗口号就事论事的历史学家，对珍爱的童话必定记录在案而非予以揭露。对于传统的艺术家、批评家和观众来说，有一点非常明白：现代主义者们像一群团结的叛逆者，集体对抗历史悠久的上流文化中岿然不动的真理(常常是基督教信仰)。这种文化的权威代言人，从君主到掌权的贵族，都公然抨击这些不同的声音，说它们幼稚，甚至骂他们伤风败俗，是一群搅得天下大乱的疯子。
在这紧张的氛围中，反现代主义者们言辞偏激，顽固地拒绝欣赏反传统者们能够达到的任何成就。但是，创新者中几乎没有谁只单纯地怀着哗众取宠的目的。当然有些人致力于惹人生厌，而公众也确确实实讨厌他们，这倒让他们如愿以偿。然而更多的时候，现存体制的反应很明显远远超出了它受到的刺激本身。1891年易卜生的《鬼魂》在伦敦首度公演之时，评论家们大肆谩骂、口诛笔伐，好不痛快。原因就是，这部剧大胆提及了不正当性行为，剧中的一个主要角色还患上了梅毒导致的精神错乱。但它也绝不至于被指为“恶心的表演”，或是“敞开的下水道，拆下绷带令人作呕的溃疡，众目睽睽下的下流剧”；它也不是“恶心到几乎腐烂的低级趣味”，它的作者也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肮脏而又极其无聊”的“疯狂的怪胎”。在这些倾泻而出的谩骂之词中，后来的读者会惊讶地发现其中毫无节制的歇斯底里，会看到正直的公民无端受到夸张的攻击，他们的生活真相至今仍被掩盖。
简言之，现代主义者有理由认为自己应该说出“体面的”艺术家不愿或者不能说的话。克努特·汉姆生创作了《饥饿》(1890)以及另外几部小说，旨在谴责其他小说家的肤浅心理。瓦西里·康定斯基在画布上逐渐抹去了所有对自然的暗示，到1910至1911年，这种暗示全部消失，因为在他看来，其他所有的画家都没能捕捉到存在的神秘性。斯特林堡创作了他的早期自然主义戏剧《父亲》(1887)和《朱莉小姐》(1888)，以此作为对当时统治戏剧舞台的制作精致、谈性色变的戏剧的批判性回应；十年后，他又以诸如《梦剧》之类的表现主义案头剧扭转了现代主义抗争的方向。T. S. 艾略特发表了颇具争议的诗歌—1917年发表的《普鲁弗洛克和其他诗作》和1922年发表的当之无愧的现代主义经典《荒原》——这个时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1909到1910年诗歌创作的萧条程度是任何年轻诗人都难以想象的”。这些现代主义者要攻破防守严密的文化堡垒，还要进行激烈的战斗。尽管他们看起来嘻嘻哈哈，但他们知道自己在和什么做斗争；尽管他们有时夸大其词，但实际上他们是严肃认真的。
性一直是个敏感话题。在现代主义时期，人们仍旧顽固地对它讳莫如深，不过对于性的直言不讳并非引发公开谴责的唯一原因。1905年，在巴黎的“秋季沙龙”上，亨利·马蒂斯、安德烈·德兰、莫里斯·德·弗拉芒克和其他志同道合的艺术家们展出了他们最新的绘画作品，评论家们公然抨击他们鲜明丰富的画布上画的是由“混乱色彩”导致的“图形变异”；他们让某评论家想到的是“一个小孩子用圣诞节收到的彩色颜料盒玩的幼稚游戏”。这些艺术家很快被冷冰冰地戏称为Les Fauves，即“野兽派”，他们的自动退出成为关于上流文化的论战中的一个比喻。说到童年，与探索自己内心世界的其他现代主义者一样，保罗·克利发现自己生动顽皮的画作被人傲慢地评价为连七岁小孩也能画得出的涂鸦。创新者们的死对头认为，怀有各种宗教信仰的现代主义者们其实是一个无差别的野蛮人群体，既没有专业技能，也没有聪明才智。
二
先锋派尖锐犀利的言辞证明他们确实遭受了许多抨击。回顾很多现代主义者运用娴熟的修辞，人们不难从中发现能和保守派的极端主义言辞相匹敌的语句。一句最受欢迎的现代主义惯用语就是，亟须摧毁那些反动港口——博物馆。早在19世纪50年代，法国现实主义批评家兼小说家埃德蒙·杜兰蒂就曾建议将卢浮宫这个“地下墓穴”彻底烧毁，这个想法在二十年后得到了印象派画家卡米尔·毕沙罗的热情支持。他认为，摧毁这片“艺术的墓地”将极大地推动绘画艺术的发展。确实，在现代主义者们最斗志昂扬的时期，他们拒绝与被高更暗讽为“美术学院的堕落之吻”的东西有任何瓜葛。
摈弃正典的急切愿望在激进的文化圈内得到了广泛而持久的响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好战的意大利未来主义者把它融入到反对当代文化的极端运动中去，这也在情理之中。“我们要摧毁博物馆和图书馆，”未来派创始人F. T. 马里内蒂在其1909年发表的《未来主义宣言》中呼吁，“打倒道德主义、女权主义以及所有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怯懦之举。”可见彼此的对抗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只差没有短兵相接了。
这股汹涌的力量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摄影师曼·雷1921年到达巴黎时，对自己经常光顾的艺术家咖啡店里煽动性的讲话感到颇为震惊：“不幸的是，我刚来到这里，就被先锋派运动吸引住了，他们蔑视博物馆，还要将其摧毁。”但奇怪的是，现代主义艺术家尽管看起来态度强硬，却也会幻想在他们意欲烧掉的博物馆里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所以，现代主义者同他们的对手们一样，既是热情洋溢的，也是有失公允的。他们的头号敌人当然是中产阶级，而他们中最富威望的战斗者依然是福楼拜。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称中产阶级为“冒汗的庸人”，这种叫法或是出于娱乐，或是出于恫吓，听起来似乎荒唐，或又让人为之一震。现代主义者认为他们非常缺乏欣赏新事物的能力。大量的反面证据表明，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以及后来的现代主义者们对可信赖的中产阶级市民的讽刺无处不在，反映在戏剧、小说、诗歌、连环画和绘画等诸方面，还呼吁读者和观众一起嘲笑他们。
战争的硝烟中看起来极为轮廓分明的部分——大多数历史书称之为新旧之战——实际上是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小规模冲突，当中有停战和解，也有阵线的变化。现代主义者最喜爱的战斗口号“敌人来了!”听起来似乎要比实际情况更切实。因此，将现代主义者和传统爱好者看作不共戴天的宿敌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和所有与文化史有关的笼统说法一样，这种说法也应该给例外的情况留下足够的余地。至少它是需要做出细微修改的。心理分析学家们所谓的对细微差异的自我陶醉促使很多现代主义者诽谤他们的同伴，其言辞激烈程度毫不逊色于他们对最愚昧无知的庸人的批判。
其后果是出人意料的：现代主义者对敌人不亦乐乎地进行攻击恰恰让人们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阵营很难说比他们所攻击的体制更为坚固。大量证据表明这种表面上的和谐一致，即忠实同伴们的自我陈述，从来都不是绝对的。高更指责印象派完全受制于视觉可能性；斯特林堡嫌恶易卜生的问题戏剧；彼埃·蒙德里安对毕加索无法从立体派“进步到”抽象派深感失望；弗吉尼亚·伍尔夫对乔伊斯的淫秽之词持保留意见；库尔特·魏尔对同为现代主义作曲家的埃里希·科恩戈尔德的作品予以严厉的批判；因《正方形礼赞》系列作品而闻名的专业抽象派画家约瑟夫·亚伯斯对罗伯特·劳申伯格的通俗滑稽之作大为恼火，尽管他在北卡罗来纳州黑山学院任教期间曾是劳申伯格的老师，却始终坚称从来没有听说过此人。
先锋派和谐氛围的最坚持不懈、最蠢蠢欲动的破坏者可能当属西班牙画家萨尔瓦多·达利。他急于一鸣惊人，用自己古怪得令人反胃的超现实主义画布，向所有现代主义者示威。他告诉整个世界，自己注定要“把绘画艺术从现代艺术的空虚中解救出来”。如果现代主义者们用高人一等的态度对待中产阶级，他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态度对待其他现代主义者，或者至少觉得他们缺乏艺术胆识和鉴赏力。
更令人吃惊的是，从一开始，正是在波德莱尔的带领下，一些现代主义者曾试图与传统品位的卫道者真诚言和。这些努力虽然不像之前提到的双方对抗那样引人注目，但也同样耐人寻味。回顾1846年的巴黎沙龙，波德莱尔对中产阶级给予了很高的关注。他写道，中产阶级处于法国文化的最高地位，画家、诗人和作曲家层出不穷，他们也是珍贵艺术品收藏、博物馆和交响乐队的创始人。因此，当代中产阶级“天生就是艺术的朋友”。波德莱尔之后的半个世纪，抒情诗人兼当时先锋派的友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继承了波德莱尔的精神，可怜兮兮地请求中产阶级读者们的支持。他恳求他们看清楚，先锋派作家对中产阶级读者是充满善意的，他们只是想让读者领略迄今还深不可测的美丽与深刻：“我们不是你的敌人。/我们只想向你展示广阔而陌生的世界/ 在那里，神秘之花为那些愿意将它采摘的人绽放。”而且，相当出人意料的是，他还想得到中产阶级的怜悯。
后来，经过深思熟虑的先锋派们认识到，他们所提倡的个人主义，那个似乎让他们摆脱了历史的重担、时代的粗俗和强权的压制的思想主张，常常因为渴望友谊和安慰而受到损害。回顾最近的历史，在20世纪60年代，坚定地投身现代主义革命的杰出的美国批评家哈罗德·罗森堡毫不留情地嘲笑当时的文化异端者为“一拨思想独立的人”。《纽约客》中的一幅漫画将这种自我批判呈现给了知识大众：在一间堆砌着毫无章法的抽象画的画室里，一位女士正在冲画家发火：“为什么你一定要赶反传统这个时髦？”很显然，这些卖不出去的滞销品都是后者的杰作。—End—
本文选编自《现代主义：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之后》，注释从略。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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