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存在一种发展模式吗？
2023/4/26 10:00:00 勿食我黍
作者｜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 - 2009)法国人类学家，法兰西学会学术院院士，结构主义的主要创始人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想知道，一个小型且分散式的家庭农业，就如同现今玛雅的农业规模，如何能在前哥伦布时期，供给食物给那些被集合在一起，搭建墨西哥与中美洲宏伟建筑的成百上千位工人？这个问题如今变得更令人困惑，因为考古的发掘显示了玛雅人的城市并非仅是皇家住所或宗教中心。玛雅人有真正的城市，范围远达数平方公里，居住有几万居民：领主、贵族、官员、仆人、工匠……他们的衣食来自何处呢？
二十多年来，航拍给了我们一些答案。在玛雅和南美洲的许多地区，那些人们曾经认为相当落后的所在地，航拍的照片却令人讶异地揭露了农业的遗迹，并且是相当复杂的农业。其中之一位于哥伦比亚的汛区内，占地二十万英亩。自基督教时代之始到第7世纪间，那里开挖了数以千计的排水沟渠，人们在这些渠道间徒手建造坡地，在其上耕作。这些坡地长达数百米，除了农用以外，还可以预防洪水泛滥。这个以种植块茎作物为主的密集式农业，结合在沟渠的垂钓所获，其每平方公里收成的农渔获可以养活上千名住民。
同样，在秘鲁和玻利维亚的边界、的的喀喀湖岸边，也发现了类似的建设，占地绵延八万公顷，并且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5世纪间已供使用。然而海拔近四千米的高度，使土地干旱和长时间霜冻，这些土地在今日只是低质量的放牧地。而灌溉渠道在某方面弥补了这些缺点。渠道的水维持了湿度的恒常，在白昼时储存热能，夜间再慢慢释放出来，可以将环境温度提高约两度。实验显示，即便数百年未使用，这些养殖技术仍然很有效率，安第斯山脉地区的一些居民因此重新采用此种技术，改善他们的生活。在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地区，类似形式的密集式农业则以较小规模继续存在并持续运作着。
这些发现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习惯上所谓的古代社会与其他社会之间的区分。毫无疑问，所谓的古代社会并不“原始”，因为所有的社会发展都需经历漫长的时间。但是我们却认为可以如此称呼这些(在近代仍然存在的)社会形态，只因为它们将仍处于神灵或祖先创造它们时的状态视为典范。它们能够维持有限的人口，其社会准则和形而上的信仰则有助于保持不变的生活水平。当然，这些社会不能幸免于改变，但至少它们与我们的社会不同，并没有将就一个无止境的不平衡。我们的社会总是认为，为了生存必须努力搏斗，每天都得获得新的优势，才不会失去那些已经拥有的；然而时间多么稀有，我们得到的从来都不够……结论是，这两种类型的社会真的不可妥协吗？除了发达国家的农民和工匠对世界与自己的看法，直到近来才被认为较类似于异国民族，两个社会之间的关系其实复杂许多。关于原始人类出现后的两三千年间，这段时期的社会，我们所知不多；但对于距今十万至二十万年前的社会，我们则有较多的信息。在此期间，技术发展似乎并非规律地与时俱进。它的发展是不连续的，突飞猛进与长期停滞交互出现。数十万年前，曾经出现技术上的革命，但在时空上受到局限。人类祖先仅止于使用制造工具用的岩石块，将拣选过的卵石制成锋利且易于手持的工具。二十万年前，随着所谓的“勒瓦娄哇革命”，制造技术变得日益复杂。要开发一块燧石，需要经过大约十五种不同的工序：人们得先用石锤分离出岩石碎块，然后用骨头制作的锤子或凿子去修饰，借此制作特定形态的工具。燧石块于是从工具变成制作工具的基础材料。因此，较为节省材料的“岩片”，与“岩块”并存，甚至取代了它们。最后，岩片本身成为主要材料：将它碎成小块，装上木头或骨头做成的柄，制作成钻子、箭镞、锯子、镰刀等。这就是所谓的细石器工业。
我们知道，几万年以来，中东的某些地方一直都有人居住，并且他们处理石头的技术和工具并没有什么改变。相反，在史前时代，就质和量两方面而言，皆曾经历真正的技术爆发。
从质的角度来看，目前已知最古老的装饰物大约产生于三万五千年前，产地主要来自法国西南，然而部分材料却进口自数百公里以外的异地。就量的角度而言，在世界许多不同地区都有远溯及史前时代的制造产业(即便以现今对制造业的标准来看都算)。这些制造业大量生产特定类型的物品或器皿，供给市场需求。而在大约十五万年前的马格德林时期(époque magdalénienne)、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山山脚下，举行过多次部族间的展览会。那里有人贩卖来自大西洋和地中海的贝壳，也可以买到由外地的燧石所打造的工具，甚至还量产(数量可能达数百个)投枪器，起码在绵延一百五十公里以上的遗址，皆曾发现许多同款的装置。
在比利时的燧石开采处、斯皮耶纳(Spiennes)地底布满了矿井和坑道，其开采范围占地五十公顷，深度超过十五米。当中设有专门的工作间，有的负责替矿工制作初步的十字镐以及斧头，其他的则为这些工具做最后的修饰。在英格兰的格赖姆斯洞穴(Grimes Cave)，数百口矿井可以开采出数千立方米的白垩石，再从中炼取出燧石块。在原始时期，法国卢瓦尔河(La Loire)南边的矿业和工业中心勒格朗普雷西尼区(Le Grand Pressigny)，占地超过十平方公里，从此地出口到瑞士和比利时的工具以及武器特别受欢迎，因为当地的燧石具有青铜般的颜色。在青铜十分昂贵且只有少数人能取得的时期，那里生产了许多仿金属武器的石制品。
大约在公元前3400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出现了书写行为，但只用于记录商品存量、税收收入、土地租赁契约、祭品列表等。这样的书写模式持续了一千多年，直到大约公元前2500年，人们才开始抄录神话、历史事件或从事文学创作。所有的例子都表明，史前和原始时代存有生产本位主义的精神，这样的精神并不专属于我们的当代世界。
因此，即使是我们认为古老的或落后的民族，都能在如石器、陶瓷品、农业等不同领域从事大量生产，有时甚至能得到超越我们的成果。但，这并不意味着演化都朝同一方向逐步前进。虽然快速创新的阶段和停滞阶段会随着时间交互出现，但有时也会并存，因为不同类型的发展模式是并存的，而非只有一种。
要理解这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我们可以借鉴某些生物学家的看法。他们反对物种进化是缓慢而渐进的假设，这些假设认为，物种进化最后只留下许多具有演化优势的些微变异，而淘汰物种的其他改变。某些植物或动物可能经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年都不会变化。群体中的个体变异并不影响这种稳定性：这些差异性会互补，最终消弭。相反，当物种被隔绝于它所属的物种之外，也就是处于一个新的环境中，并且必须适应这个新环境时，它们的变化速度非常快且有益，就如同技术的进化是突飞猛进的一般。长时间的停滞被一些短暂的间隔打断(ponctuée)(“间断论”[punctualism]便是因此得名)，并在这些短暂的时间内发生大量改变。此外，随着观点的不同，进化所呈现的面貌也大异其趣，性质完全不一样：以人口的观点而言，进化表现出来的是缓慢渐进的变异；如果以物种的观点来看，进化则是通过转化(transformation)进行，但无法肯定其适应性；就各物种群体(groupes d’espèces)而言，进化则是以大进化(macro-évolution)的形式进行；若将每个物种分开而论，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发生变化。
众所周知，现代人——也就是智人(Homo sapiens)——大约出现于十万年前的近东地区(可能来自非洲)。然而研究显示，人类最早产生的艺术行为(首饰、雕塑、石刻和骨雕等)，似乎发生在智人出现后六万至七万年间。这也许可被视为生物学家所说的间断进化的例子。同样的，在一万五千年至两万年前的欧洲西南地区，阿尔塔米拉(Altamira)和拉斯科(Lascaux)的岩洞中，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完美壁画，也是同样的例子。
如果将间断论应用在人类社会上是可行的，那么我们应该承认，他们与环境的关系，如同他们的生产能力与艺术表现所反映的，并非总是属于同一类型。我们不应使用单一尺度来衡量人类社会，更不应将它们依照发展的程度来分类：因为它们的模式发展分属于不同性质。而这样的结论，在关于农业起源的辩论上，也得到相同的结果。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认为，除了始于19世纪的工业革命外，只有农业的发明才能加快生产速度。因为农业，人类可以通过保存谷物，确保粮食的稳定供应，从而发展为定居群体。人口因此增加，并且当有过剩物资可以支配时，社会便能提供某些个体或阶级如酋长、贵族、教士、工匠等以奢侈的享受，他们不参与粮食生产，但各司其职。在长达四五千年的时间里，农业所带来并维持的动力，将人类由一个不断受到饥荒威胁的不稳定状态，导向一个稳定的存在：首先是村庄，然后是城邦，最后是帝国。
一直到近代，这样的意见都受到普遍认同。但在今日，这个对于人类历史显得简单而宏伟的理论已经受到冲击。详细的研究调查显示，那些未发展农业的民族，无论从工作时间、生产量、食品营养等方面来看，大部分都过着舒适的生活。我们以为那些地理环境先天条件不佳，但其实只是因为我们对自然资源过于无知；对于居住在那里的人来说，能够作为粮食的植物种类有很多。有一小群白人居住在加州的沙漠地区，过着辛苦的生活，但在那里的印第安人却认识且食用多达十二种极具营养价值的野生植物。在南非，即便遇到长达数年的干旱，仍有好几百万个曼杰提树坚果(Ricinodendron)腐烂在地，布须曼人食用这种坚果的局部，而一旦粮食需求得到满足，他们就不再采撷它。
有人计算过，那些以狩猎和采集野生植物维生的民族，一个人可以供应四五个人的生活所需，生产力远较“二战”前的欧洲农民高得多。尤其是他们花在寻找食物的时间，每天不超过两到三个小时，每个人(包括儿童和老人)每天摄取的粮食超过两千卡路里，并且十分均衡。就如同亚马孙雨林里的印第安部落，他们每天食用的蛋白质和热量，超过国际标准所要求的两倍，维生素C更超过六倍!如果再加上他们在烹饪以及制造日用品所花费的时间，那些美洲、非洲和澳洲的民族，每天的工时都不超过四小时。事实上，尽管那里的成年人每天工作六小时，但每周只工作两天半而已，其他则是用来从事社会和宗教活动，以及休息、娱乐。
我们没有理由就此推断，这些生活状况描绘了整个人类在新石器时代前夕的处境。而除了澳洲和某些区域，当代人类学家所观察到的大多数猎人，可能都是退化后的产物。他们不能幸免于艰难的时刻，然而他们知道如何维持族群人口与自然环境的平衡，通过婚姻制度和其他各种禁令，将人口限制在大约每两平方公里一个人的密度。但这些措施并不表示所有人都能获得相等的权益。
无论如何，这些生活情形说明了，虽然少部分人懂得发展农业的技术，但他们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意愿耕种土地、饲养牲畜。
这些未发展农业的民族，知道在季末时焚烧长满野生植物的田野，以确保来年有更好的收成。他们在住所附近开辟园圃种植喜爱的作物，栽培移植的样株。为了这些物种，他们利用堆肥、曲径、焚地等技术，创造独特的生态环境，使得日后种植的植物能适应翻搅过的土壤，长出理想的形态：可供食用的部分巨大且发育良好，又早熟。这些民族不会采收全部的作物，他们会留下部分，使得一些粮食作物在无意中繁殖。他们懂得植物，也知道如何帮助植物存活。
澳洲的原住民没有生活在农业社会。但若可以这么形容，我会认为他们都是隐喻意义上的农民：他们以复杂的庆典，祈求神灵保护野生植物，激励它们生长和繁殖，远离噪音和空气的伤害。也许，就隐喻意义而言，应该参考神话中动物被驯化的最初意象，在世界各地皆有这类例子。神话中的主角总是有着不可思议的超自然能力，可以将野生动物囚禁在围篱或洞穴内，一次只让它们出来一个，作为他所饲养动物的粮食，或者将它们全部拘留，引起饥荒。十几、二十万年前，马格德林时期的猎人们，当他们创作洞穴里的壁画时，在有限的空间里集合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形象，或许就象征意义而言，也是一种饲育。
总之，所有的心理状态，以及大部分涉及农业和动物驯养的技术，在它们的演化现象出现以前就处于蓄势待发的状态，我们不能将它们视为突发。如果狩猎—采集者完全有能力耕种土地却不那样做，那是因为——无论对错——他们认为其他方式能让他们活得更好。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熟悉邻近族群所过的农家生活，但他们拒绝仿效，因为耕种土地需要长时间的劳作，而休闲的时间太少。这个事实，在田野调查里已经被广泛证实：即使只是以基础方式在农地上耕作，都比狩猎和采集所要花的时间更多，也更辛苦，还无法得到较多的收获。
因此，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自问：如果农业既无必要也不具吸引力，它为何会出现？三十多年来，这个问题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不久之前，人口压力、定居形式、社会结构多元化等因素还被视为农业革命的结果，但现在多数人认为，这些才是引发农业社会的原因。
此外，有些民族对农业一无所知。最有名的例子是公元前数千年绳文时期(époque J?mon)定居在日本东部的渔民。而直到19世纪初都还定居在加拿大太平洋沿岸、同样以捕鱼维生的印第安人，虽然未发展农业，但也具有十分复杂的社会组织。中东某些地区于农业经济出现前，似乎也生活在固定的村落里。
有一个关于农业起源的理论颇具吸引力。根据这个理论，农业起源于一些小群体的努力，他们搬离原本的居住地，尽管新居地的条件不佳，但依旧奋力维持他们原本采用的农业技术。于此处，我们再度看到(然而是在文化范畴内)，间断论生物学家解释新的自然物种出现时所说的假设条件。我们也注意到，起步阶段的农业，以及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其作用似乎只在于弥补狩猎和采集季节的粮食缺口。
但是，若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我们必须承认，无论农业或动物驯养，都不只是单纯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而已。人们认为驯养动物是一种奢侈，是财富、威望的象征，这样的观念早于将它们视为食物或原料的来源。如今我们还能在印度和非洲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在中东，羊的驯化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万一千年前左右；而五千年之后我们才开始利用羊毛。在美洲和东南亚，最早种植的作物，多半不是为了它们的食用价值，而是因为它们是奢侈品：辛辣调味品、能够进行再制的植物，还有一些珍稀植栽，包括了即将灭绝、需要保护的品种——例如墨西哥辣椒和剑麻，南美的棉花、葫芦，北美东部的向日葵、藜和水生接骨木，泰国的槟榔等。与保护粮食作物相较，人们倾向拥有更多珍稀植物，因为前者在野外已经相当丰富，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加州印第安部落之间进行货物交易，也并非为了得到日常消费品，而是为了得到奢侈品：矿石、黑曜岩、羽毛、贝壳链饰等。值得注意的是，现今用以创作工艺的技术，例如制陶和冶金，最初都只是用来制作装饰品和首饰。而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工业化合物，也许是经过数个阶段制成的四钙磷酸盐，但它的制造也不是出于经济目的，而是因为马格德林画家的美学需要：大约在一万七千年前，画家们寻求一种特殊色调的颜料，这个化合物于焉而生。
我们不应认为社会的发展只有单一模式，并且也应该承认，人类的生产活动方式皆不尽相同。从以采集野生动植物为主要维生之道的民族，到猎人—采集者，然后是农民，他们并不代表一个通体适用的演化规则当中的各个阶段。根据某些观点，农业的确是一大进步，它可以在固定的时间与空间中生产更多食物，允许人口更迅速地成长，土地开发更密集，并使社会群体向外延展。但是，从其他角度看，农业也代表一种退化：它使饮食质量降低，并且仅限于少数几种卡路里很高，但营养价值很低的产物。目前已知可以作为粮食资源的作物大约有上千种，但农业保留下来的只有二十余种。并且因为限制了生产范围，农业必须蒙受收成欠佳的灾难，也要求更多的劳动力。此外，因为驯化动物之故，甚至可能得为某些传染病的蔓延负责。就像在非洲，农业的传播和某种贫血病——镰刀型细胞贫血疾病——在时空上的巧合显示：这种贫血病承袭自双亲某一方的基因，可以保护患者对抗疟疾。当疟疾随着开垦范围的扩大而肆虐，这种贫血症也跟着传播。
这样的现象并不只发生于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促使阿根廷种植玉米的规模扩大，以便出口到欧洲；传播出血热病毒的田鼠借此不断繁殖，疾病也在同一时间不断增加。而其他因为农业而得利的病毒，目前正在玻利维亚、巴西、中国、日本等地形成，因为在人类所创造的如堆肥、垦地、积水处等生态小环境中，传染病的媒介能蓬勃发展。
对于我们的大型现代社会而言，过去的农业是种无法拥有的奢侈，因为现代社会有几千万甚至几亿的人口嗷嗷待哺。如果我们的祖先曾经远离农业，人类的进化会有所不同。而相较于我们的人口数量，猎人—采集者的数量显得微不足道。但是，难道我们可以因此宣称，迅速成长的人口数量就代表进步吗？几千年来，各种形式的生产活动提供了如此多样的选择，每种都一定具有其优势，但我们也必须为它们所带来的损害付出代价。
—End—
本文选编自《我们都是食人族》，注释从略。特别推荐购买此书阅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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