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录：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预测
2019/3/26 7:00:00李录 正略管理评论
导语：
查理·芒格是世界上最成功和最受瞩目的投资者之一。众所周知，他是沃伦·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简称伯克希尔)的合作伙伴。这位今年已经95岁高寿的老人，在过去的46年里，和巴菲特联手创造了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投资纪录。
查理·芒格是一个完全凭借智慧取得成功的人，他用最干净的方法，取得了商业的巨大成功。这一位智慧的老人对一位中国人有非常高的评价，他说：李录不是一般人，他是中国版的沃伦·巴菲特，我这一辈子只把芒格家族的钱交给了一个外人管理，他就是李录。
被一个理性的智者选中的人，应该是另一个理性的智者。是不是呢？不妨看看李录的文章，来判断一下李录究竟是不是一位真正的智者。文章写于2014年，近5年过去了。当下，国企混改正在稳步推进中，传统文化也缓缓归矣，经济和文化，看起来都在向着笔者判断的方向发展。编者认为：芒格没有选错人。您认为呢？请看下文。
作者：李录
来源：微信公众号“万卷书万李录”ID：Wanjuanshu_lilu
一、现代化的本质和铁律
英国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发现当进行社会分工和交换的时候，最终创造出来的价值反而更高。他用两个人的交换来比较: 两个人做两件不同的事，即使第一个人两件事都比第二个人更有能力，可是当他集中精力做他更有能力的第一件事，让第二个人做他相对更有能力的第二件事，他们创造出来的价值，互相交换后合起来反而更多。他的定律说明社会分工、社会交换会创造出利益，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什么贸易从古至今都是财富创造的一个重要源泉。他用公式1+1〉2来表达这个意思，即增加的、交换的人数越多，市场越大，创造出来的增量就越多。所以自由市场本身就是个规模经济。
在现代3.0文明时代，由分工交换产生的增量又进一步被放大，这是因为人的知识是可以积累的。单纯的商品、服务的积累不太容易，但人的知识积累比较容易。知识思想交换时出现的情况是1+1〉4。不同的思想交换的时候，交换双方不仅保留了自己的思想，获得了对方的思想，而且在交流中还碰撞火花，创造出全新的思想。
3.0文明的最大特点就是科技知识与产品的无缝对接，知识本身的积累性质，使得当现代科学技术在和自由市场结合时，无论是效率的增加、财富增量、还是规模效应都成倍放大。知识增长的程度几乎无限，且一直处在一个爆发的状态。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人类知识大约每十年就会翻倍。由于知识近乎无限的爆炸性增长，最新科技能够提供的产品几乎是无限的，能够降低的成本几乎也是无限的，这就和人的需求无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不断累进增长的现代化经济。
通过自由市场机制，现代科技使产品种类无限增多，成本无限下降，与人的无限需求相结合，这样就产生了现代3.0科技文明。经济开始出现以累进方式增长，似乎毫无上限，这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整个经济进入到了一个可持续的累进增长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3.0科技文明的状态，也就是通常人们讲的现代化。社会鼓励现代科技的学习、传播和创新、经济系统可以无障碍地与现代科技结合，以科技为主导的经济因此可以持续地累进增长，这就是现代化的本质，这样的社会国家我们叫它现代化的社会与国家。
斯密与李嘉图的理论解释为什么分工与交换不仅适合国家内部，也适合国家之间的市场交换，从中不难推论出为什么市场本身具有很强的规模效应——当参与的人越多，交换的人越多，它创造出来的价值增量也越来越多，越大的市场资源分配越合理，越有效率，越富有、越成功、也就越能够产生和支持更高端的科技。
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就是一个不断自我进化、自我进步、自我完善的机制，现代科技的介入使得这一过程异常迅猛。这样在相互竞争的不同市场之间，最大的市场最终会成为唯一的市场，任何人、社会、企业、国家，离开这个最大的市场之后就会不断落后，并最终被迫加入。一个国家增加实力最好的方法是放弃自己的关税壁垒，加入到这个全球最大的国际自由市场体系里去；要想落后，最好的方式就是闭关锁国。这就是3.0文明的铁律。
二十世纪所谓的道路之争恰是对3.0文明铁律的反证。苏联华约组织市场一度也很大，但不是自由市场机制，效率远不如当时美国和战后欧洲建立起来的共同市场，短短三十年后，整个苏联体系相比全球主流市场越来越落后，最后在冷战中失败，被迫加入到一个大的全球市场。再比如毛时代中国的自力更生，闭关锁国。另外，受到国际经济制裁，被迫退出国际共同市场的国家比如伊朗、缅甸、古巴等等，其后的经济表现也是很好的反例。抑或是假设德国在二战的时候胜利了，建立起另外一个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导的欧洲经济体系，我看它的结果也未必更好。因为它的市场虽然也很大，但是它不是一个自由市场，这样科技和市场的无缝对接就会有问题，它不会呈现出像美英市场这样不断自我提高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的结果可能和苏联华约的结果差不多。
最早的自由市场一旦在英国、环大西洋、英国美国之间形成，就表现出很强的不断自我改进、自我进化的态势，效率不断提高，规模也越来越大。一旦它成了最大的自由市场，此后所有其他的国家实际上只能选择加入它。凡是其他单独成立的市场体系，最后都不如这个最大的市场更加有效率，时间一长就会变得落后，所以最后大家都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加入这个最大的市场。这个过程到了90年代初冷战结束，苏联东欧解体，加入到国际自由经济，中国也彻底加入到国际市场以后，全世界就形成了一个唯一的、统一的国际自由经济市场，我们今天叫它全球化。这是一个可以预测的结局，是3.0文明铁律的必然结果。全球化以后，商品、服务、科技、金融市场，在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整合、拓展、加深，让离开这个市场的代价越来越大。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市场交换所引起的规模效应在2.0农业文明时代也同样存在，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没有产生这样极端的全球化结果？主要原因就是在2.0时代，还没有现代科技，产品十分有限，成本下降空间也非常有限，当贸易尤其是不受政府管制的民间贸易产生的时候，财富也会增加，分工也会增加，但是这个增量不是无限的。当土地、货币等生产资料集中到一定程度，社会分工需要进一步加深的时候，社会就会出现一些动荡和不稳定的状况，政府通常就会以安定社会和民意的名义出面干预。比如在中国通常以国有专营的各种方式与民与商争利，以均贫富稳定社会，这样既充实国库，又使得实际执行官吏中饱私囊，一举三得，这样的措施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
2.0农业文明由于光合作用的能量转换本身存在发展的天花板，不能够突破五大挑战，应对五大挑战的有效办法仍然是建立起一个高端政府，因此高端政府对于民间经济的管制几乎就成为一种必然。比如在中国，在过去几千年里，由于政府的管制，民间经济常常在自由、繁荣、管制、重新开放的循环之中。商人的利益和财富也会随着这只看得见的手变幻莫测，以至于对运气的信任成为中国商人的集体强制记忆，甚至渗透进了中国文化。即便到了今天，在全世界所有的赌场里都还可以看见中国人在实践自己对运气的信念。同样的道理从官方角度看，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成为传统实践的一部分，一直到今天，中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管理也成为中国几千年历史造成的条件反射式的选择。
那么究竟中国今天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们说当不断进步的科技与自由市场结合使整个经济进入了一个可持续的累进增长的状态时，这样的社会就进入到了3.0文明现代化时代。中国今天的市场经济已经具备了雏形，但是还不完全自由，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两只手还是在一个调节之中，常常还会左右互搏。现代的科技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学习和传播，但是创新力还不足。科技和经济的无缝对接现在还没有完全完成，经济增长已经持续了三十几年，但是还没有进入到一种自动的可持续增长的状况。中国现在显然还没有处在现代化的状态，但是已经具备了现代化的雏形，所以说今天的中国应该是在2.5以上的文明状况，正在向3.0的文明状态演进。
二、经济篇
中国是一个有渊源的国家，历史上非常成功，执政党有强大的领导力。所以，中国目前最需要做的事情通常就是未来几十年最有可能发生的。我从这么几个方面来谈谈对未来的预测：经济、文化、与社会。
在过去35年中，中国在经济上实现了几乎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长期的、高速的经济增长。在此期间，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动力，一个是外贸，一是投资。改革之初，一方面中国有大量很有纪律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有一个具有超强执行能力，聚集了一批优秀人才的执政党。曾经的劣势在改革开放以后就成为它很大的后发优势。政府利用了超强的执行力设制了从外汇、资金到土地、劳工等一系列有利的政策条件，把中国劳工纳入到整个世界经济市场的一部分，最终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因此外贸成为最大的经济动力之一。即便知识产权、设计、市场两头都在其他国家，中国仍然在中间加工这一环节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模式是政府主导、市场跟进，或者说在看得见的手主导下的市场行为。在外贸、投资两大引擎中，这种现象都很明显。比如，中国式的新型城镇化通常是在地方政府领导下进行的，地方政府通常扮演核心地产商的角色。
为什么这样一种混合经济制度能够获得巨大成功呢？一方面外贸实际上是在国际大的自由市场中的一小部分，整体的国际自由市场是一个以看不见的手为主导力量的自由市场经济。在这个大循环里面中国只参与了其中的一部分，在这一小部分里使用了看得见的手来主导，这是可以做到的，毕竟设计、销售iPhone与制造iPhone是不同的。另一方面，经济从落后状态追赶时，情况也有所不同。因为前人走过的路已经铺好，方向、目标也都明确，只要照着走原路或是抄近路追赶，这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能推动经济跑得更快。但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有极限的，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极限到底在哪。然而当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之后，显然它的外贸就不可能再以远高于全球贸易的速度持续增长。同样，当投资接近GDP一半，鬼城在各地出现时，以投资拉动的GDP增长也遇到了瓶颈。从长期看，像中国这样一个大体量的经济，真正长期可持续的增长只能靠内需。在内需市场里，不再有国际自由市场做依托，政府与市场，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之间，需要做根本性的调整。
自由市场在现代化的3.0科技文明中扮演的主要角色就是以创造性的破坏来最有效地配置资源，而这与政府的基本职能相悖。政府是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需要有共识和上下协调的关系来往前推动。政府需要可预测的目标，通过预算、计划，从事有建设性的事情。当政府在从后向前追赶的时候，前面已有清楚的目标，有已经铺平的道路，并且会知道要做些什么，还可以动员强大的社会力量，这时候政府便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比如说，建设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港口，或是协助建设煤炭、石油、化工等等传统工业。现代经济绕不开基础设施及传统制造工业，每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当一个落后的国家开始追赶时，政府就有能力去领导这些建设从而加快追赶速度，这是政府的基本职能。
然而一旦赶上以后，政府就不得不预测接下来的状况。此时面临的是市场竞争瞬息万变，需要选择赢家、输者，相比政府，市场的优势就明显了。在自由竞争的市场里，在没有外力干预下，无数个体受资本利益驱使，甘愿冒风险试错，最终成功者必然是市场最需要的，也必然是对未来社会资源最有效的分配。 但如果由政府做，就好比“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这跟政府的基本职能和特征是相悖的。比如说柯达公司(Eastman Kodak)曾经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公司之一，发明了摄影和摄像的技术，一度是美国价值最高的公司之一，如今却不复存在了。再比如说Xerox(施乐公司)发明的复印技术，它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多专利(其中一些是让苹果电脑取得成功的关键)，然而今天风光不再，反而作为一间小公司勉强维持。又比如AT&T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电话的发明者，其下属贝尔实验室可以说曾经是全世界通讯科技的摇篮，也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们最集中的地方。然而贝尔实验室却最终消失，其仪器部分的业务也不复存在。AT&T也被其它公司收购，仅仅是保留了一个名字而已。像这样一种创造性的摧毁，跟政府的根本职能是根深蒂固地相矛盾的。很难想象，如果由政府来做抉择，它会把AT&T彻底毁掉，而选择一家几乎破产的电脑公司(苹果)成为全世界市值最大的赢家。在中国，这就好比政府让中移动、中国电信同时倒闭，而让四通电脑成为中国最大的电信公司。由政府来选择未来经济走向，最有可能的结果要么是墨守成规，要么选择错误，要么两者都有。这就是为什么长期背离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其他经济模式后来都失败了。
中国未来几十年在经济上最核心的变化将是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转变为以政府为辅助的全面自由市场经济。内需、服务将占GDP主要部分。经济资源将对全民开放，金融、能源、土地等将不再对外贸、国营企业倾斜，而是通过市场机制向全民放开，以公平价格在全国范围流通。国营企业经营特权将被打破，逐渐形成与民间企业的自由竞争。国企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也将逐步分离，引入民间资本，管理彻底市场化，国有股份逐步进入社会保险体系。而随着社会保险体系的逐步完善，民间储蓄也将通过逐渐规范化了的股市、银行等金融媒介有效地进入到实体经济，从而形成资本、企业、消费的有机良性循环。城乡二元结构将被打破，所有公民逐渐享受同民同权，城镇化仍高速继续，政府将从早期的中心角色中逐渐淡出。从中、长期看，政府将从经济一线主力队员任上逐步退役，专注成为游戏规则制定者及公平的裁判员。政府经济管理权逐步从正面清单过渡到负面清单。
中国在完成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转变为以政府为辅助的全面自由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仍然有可能以高于全球经济发展速度的水平长期持续增长，直到大体赶上发达国家水平。
三、文化篇
中国文化的未来最可能是对传统文化的复兴及其现代化的演进。
首先，在中国恢复传统文化的正统地位其实是别无选择。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历史和地理造成的：因为地理位置的不同，不同地区的人有了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历史又造成不同地区的人有不同的信仰体系、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并使自己在这种环境中感觉很自在。这就是文化。文化是深入骨髓的，是一种信仰。因为文化的形成有几千年、上万年的过程，所以一时是改变不了的。人类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在现代交通工具出现之前，一直处在一个分割居住的状态，持续了六万年。在这么长时间里形成的文化，基本的信仰、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是很难改变的。
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抛弃，对西方非主流文化的全面拥抱完全是中国近代历史特殊时代的产物。在今天和平状态下，中国人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就好象中国胃相对中国菜一样，实际上是没有选择的。所以中国人必然会回归对自己的文化认同，这是文化复兴的第一个要素。因为中国现代文字的改革，使得国人对传统文化出现了断层。伴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需求不断提高，很可能会出现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让国人重新发现中国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以及自己渊远的文化遗产，重新理解为什么中国文化在过去两三千年的时间里为中国一代又一代优秀的精英分子提供了完备的精神食粮。
从个人而言，中国文化的精华也正在于对士大夫修齐治平的人格塑造。从社会的角度看，中国的文化复兴就是要还给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一个共遵共守的道德伦理，以及人们可以安身立命的共同信仰，没有这样的基础，任何社会都很难长期保持繁荣进步、长治久安。
其次，传统文化自身也需要经历一个现代化的演进以适应科技文明的需要。西方的现代化过程也在文化上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使得其今天的文化最终成为3.0科技文明中的有机成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许多观念，比如勤劳、对教育、家庭的重视，不仅适合2.0农业文明，在科技文明时代也同样可以大放异彩。随着东亚儒教文化圈中各个国家经济上的成功，这些传统价值观念也再次得到人们的重视。
但是，3.0 科技文明也给传统文化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新的挑战，需要重新检视，并进一步发展。文化复兴与演进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唯有通过理性思维、科学方法，经过长期、持续的积累才有可能。
理性思维、科学方法，尤其是对人文、社会问题的理性思维是科技文明社会的一大特色。科技创新需要自由思想，而摆脱了思想桎楛必然会导致人们运用理性思维对传统社会的一切既有定论批判性地思考、检验，以事实、逻辑代替权威、教条。
这一过程在西方从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始。其核心的动力一方面来自牛顿所开启的现代科学革命给人们带来的对理性思考、科学方法的空前信心；另一方面当时的欧洲确实面临着大西洋经济、殖民运动等一系列划时代的大变动，由轴心时代形成的传统思想资源远远不足以回答这些崭新的挑战。欧洲的启蒙运动就是用理性思维重新检验、重新思考有关人生、社会、政治、宗教、哲学、艺术、人文的一切问题。
这场头脑风暴在名义上持续了一百年，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因为从那时起，理性思维、科学方法、思想的自由市场已成为科技文明的常态，而自然科学本身的不断进步让理性思维、科学方法对人文与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深入。
由此，知识得以在共同事实、逻辑下形成积累，社会共识不断加深。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过程的两三百年里，在文化上的努力始终没有间断，这样才使得其社会有坚实的精神力量作为依托，来消化社会经济巨变对人心造成的撕裂。
中国自元代以后，科举定于理学一说，朱子的四书集注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科举考试的唯一内容，清代在格式上又固定为八股文，这样极大地限制了思想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固化了中国读书人的思维。虽然明、清两代儒学仍在发展，但已经少了唐、宋时期的活泼、创新，恢弘的气象。
1840年以后，中国也曾经出现过短暂的启蒙运动，但是在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压力下，“启蒙”很快成为“救亡”的手段，文化启蒙也仅限于对传统的批判，没有时间对文化的重建有更多的建树。
事实上直到今天的中国，情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善，理性、科学思维仍然不是社会问题讨论的主流。今天的学人在自己狭窄的专业领域里还是可以做到客观、专业，但是一到社会、人文等公共领域问题就没有那么理性了。因为没有共同承认的事实与逻辑，没有共识基础，观点争论就像平行的轨道一样互不交接，种种新奇观点让社会像浮萍一样随风摇摆、人心跌宕。
这种情况带来很多问题，其中对社会最大的损害是知识无法有效地积累，而在人文社会领域内没有长期的积累，没有思想市场的自由选择机制，不太可能产生真正让社会人心可以依靠的真知灼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共识，使人共遵共守，安身立命。
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社会也同样需要像西方一样经过长期的努力、积累、扎实的工作才有可能重建社会的精神基础。中国的启蒙绝不仅仅是对西方著作的翻译与介绍，更不是对中国传统的简单否定。启蒙首先是对中国今天现状客观、理性认知，从承认没有答案开始。
以理性的态度重新“整理国故”，经过长期的积累，在中国的传统中发现今天仍然闪光的价值。也只有站在自己传统的坚实基础上，才有可能批判性地接纳外来文化，逐步、缓慢地构建社会共识。
理性思维、科学方法仍然是社会、人文领域内逐渐积累可靠共识的唯一有效方法。下面我想举一个具体的例证。
例如，传统上讲中国文化中的人际关系有五伦，君臣、父子、夫妻、朋友、长幼。五伦的文化中，各有自己的道德准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之间基本讲的是熟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中国的文化是个人情文化。中国文化对熟人之间的关系有一整套规则，人人都遵守，但在陌生人之间却没有。
在传统社会，一个人与陌生人之间交流的机会不多，因此也不需要制定规则。五伦在农业社会中就足够了，但在3.0科技文明的时代，在自由市场经济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多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这样就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大量的问题。
人情社会里，人情高于法律，这就让社会秩序受到极大挑战。同时，陷入人际关系的时间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更严重的是，缺乏陌生人之间的道德准则，是导致商业诚信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诚信恰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润滑剂。
如果对陌生人的欺骗可以毫无罪恶感，那么满足五伦准则的好人也可能成为商业社会的罪人。不仅对商业秩序，诚信沦丧也会对整个科技发展造成破坏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个不断积累、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广泛、长期的合作。没有诚实作为基础，很难建立起这样一个信用合作体系。
今天中国在科技研究、人文科学领域，相对于世界先进水平远远落后，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大负担，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诚信缺乏对于今天中国社会、人际关系造成的危害更是有目共睹。
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要在传统文化里面重新塑造适合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体系。为此，中国文化需要提出第六伦的概念来定义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以第六伦的伦理道德理念重塑诚信社会的基础，并与前五伦的关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那么一个有义、有信、有爱、有敬的人，他对待陌生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我认为最可能的答案是诚实。诚实不等于要讲全部的真话，但是诚实一定意味着不讲假话，不有意地误导对方，更不会有意地欺骗对方。诚实的对立面是欺骗。陌生人之间以诚实作为基本的道德根基是可以做到的，同时还会带来很多的好处。在诚实的条件下，陌生人之间更易逐渐建立互信，在互信的基础上更容易进行交换，进而产生附加价值。由诚生信，有了信，就接近了朋友的关系，进入到五伦关系，变成了人情的一部分，这样关系网络一下子有了一个跃升，出现了一个加码。如果是商业交换，就出现了两次附加值加码。
陌生人之间做到诚实，并不是难事，而且一旦做到，便会产生叠加效应。我们今天看到的以脸书、微信为代表的社交经济就是这个叠加效应的正面案例。反过来，当诚实被社会接受成为陌生人之间的道德准则后，不诚实带来的损失也会因叠加效应放大。比如，如果没有诚实原则，当A和C还是陌生人的时候，两人相互欺骗，后经共同的朋友B介绍之后，A和C也可以成为朋友。当两人谈到之前的欺骗时，还是可以一笑泯恩仇，以当时还是陌生人为理由原谅对方。但是一旦诚实被社会接受成为陌生人之间的道德准则，A和C再见面就会很尴尬，尽管有共同的朋友B做介绍，A和C不仅彼此因失信不能成为朋友，更严重的是彼此都有可能被对方整个人情网络排斥在外，造成叠加损失。在今天的社会里，对假冒产品、不法商人的追缴、声讨就是负面叠加效应的实例。
由于第六伦诚实原则有奖、惩倍加效应，在社会、政府强力推动下，六伦理念有可能在未来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让诚信使中国社会更快地进入3.0科技文明时代，并更好地与国际社会共同商业准则接轨。在西方社会里，基督教规范了陌生人之间的道德原则，但是没有人情网络的倍加效应。可以想见在中国社会中，一旦建立陌生人之间的第六伦诚实原则，与前五伦的人情网络交织，对科技经济应能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文化现代化演进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个人的地位。传统社会以家庭为单位，个人修养更多强调牺牲、奉献。科举制也让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兴趣集中在狭小的考试范围内。科技文明时代，创新能力成为成功的第一要素。创新是个性的延伸。所以，未来文化中将更重视个性主义(individualism)，更加尊重个人之间的不同，鼓励个性的发展，以此加速创新。
另外，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还需要在语言上进一步与英语接轨。3.0 时代经济，知识、信息在全球的传播，世界各国之间人们的交流，都需要一个共同的语言。所以，就像自由市场一样，语言也具有规模效应，最先被大家使用的语言也成了人人都用的语言。目前英语就是这样一个共同开放系统，就像微软操作系统或是安卓一样，所有人都在同一系统上写Apps。今天，几乎所有重要的创新知识，技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商业、文化、艺术等领域内的最新思想都最先在英语中出现。英语早已不再是美国、英国的专属，而成为全世界商业和从事创造性职业人士的共用语言。中文及其它所有语言恐怕都没有了这个机会。所以，文化的现代化还包括对英语的拥抱，让最新的知识与中文即时无缝对接，并逐渐从使用者过渡到创新知识的贡献者。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复兴与演进，就是在科技文明的大背景下，通过理性思维、科学方法，对传统文化“整理国故”并演进、发展，经过长期、持续积累，逐步建立社会共识，还给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一个共遵共守的道德伦理，以及人们可以安身立命的共同信仰。在此基础上，紧跟全球科技文明社会中的创新前沿，并逐步做出作为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所相当的贡献。
—THE END—
责编：Ag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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