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心理90：肺炎时期，众生的道德水平“画像”
2020/2/3 8:02:00 胡鹏飞学心理
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在接受央视采访并且谈到新型肺炎明确会人传人以来：
有
“因为出生地是湖北，被航司拒载”
“湖北的身份证在外地办理酒店入住，被酒店拒绝了”
“小区门口写有鄂牌照的汽车不能入内的牌子”
“武汉返乡人员的个人信息全部在小区内公开”
也有
“一家十口去新加坡，两父子在新加坡确诊，剩下8个人继续跑去马来西亚”
“吃退烧药跑去法国发照片显摆逃出武汉”
“连夜逃出武汉，拒绝社区人员上门检查”
“香港医院发烧男换衣，企图逃离医院”
更有
“武汉返乡人员主动隔离”
“河南师傅自愿到武汉火神山医院建设工地支援”
“医生护士集体请战支援武汉”
“安徽快递司机逆行武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对于这些行为，最简单的评价就是这个人太没道德了或者这个人做事有道德，有良心。那么在生活中，当我们对一个人做出道德评价时，标准在哪里？人与人之间到底有没有道德水平的高低呢？
在对道德的研究上，最有影响力的就是皮亚杰以及柯尔伯格，今天给大家分享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六阶段，看看我们自己的道德水平究竟在哪个层次。
我们先从一个著名的道德困境故事开始：
在欧洲，一个妇女因为患了某种特别的癌症，生命垂危。医生认为只有一种药或许能挽救她的生命。那是她所在镇上的一位药剂师最新研制的一种含锚药物。但这种药的成本非常高昂，大概在200美元，但药剂师却要价2000美元，因为这种药太稀少。病妇的丈夫海因茨通过各种方式借钱，可最终只凑得了1000美元。海因茨恳求药剂师，说他的妻子快要死了，能否将药便宜点卖给他，或者允许他赊帐。药剂师却说：“不行，我研制这种药，就是为了赚钱。”
海因茨绝望了，后来他闯进了药店，为他的妻子偷了治病的药。请问海因茨应该这样做吗？为什么？
很显然，做出回答并不容易。最初参加研究的72个男孩，分别属于3个年龄组，即10岁，13岁，16岁。尽管道德发展阶段无法预测一个儿童面对真实的两难处境时所采取的特定行动，但却能预测儿童在决定一个行动时所进行的推理过程。
根据得到的答案和原因的不同，柯尔伯格得以研究儿童道德判断所依据的准则及其道德发展水平，并总结出了道德发展的六个阶段，这六个阶段又分别归属于三个水平层次。三个水平层次分别是：前习俗水平、习俗水平和后习俗水平，分别可以理解为
一个人还没有接受社会习俗约束纯粹的自我中心阶段；
接受了社会习俗约束并以此要求自己的阶段；
和已经超越了社会习俗要求既尊重自我也平等尊重每一个社会个体的阶段。
01
前习俗水平
一个人刚刚进入社会的时候，就处在前习俗水平。在这个发展水平上，人是根据行为的直接后果来进行道德推理，特征是以自我为中心，看重个人利益。它包括最初的两个阶段。
阶段一：惩罚和服从定向：认识不到他人的利益，只考虑自身利益，其道德水平是出于对不良行为将要受到惩罚的恐惧。
也就是这个道德发展阶段的孩子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是以“会不会受到惩罚”为标准进行衡量的。对于“海因茨偷药困境”的回答中，回答“应该偷”的理由是他偷的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再说偷了也不一定被逮捕受惩罚，就可以去偷。而回答“不应该偷”的理由是如果被逮捕会受到严重惩罚，那么就不应该去偷。
一般认为10岁之前的孩子都处于这道德水平，也就是我做了这事儿，会不会受到惩罚，如果会，就不做；如果不会，那就做。
阶段二：朴素的利己主义定向。以个人的需求满足与否决定事情的好坏，这一个阶段的道德水平一般是以“这对我有什么好处”为出发点进行考虑。
所以处于这一道德发展阶段的儿童，回答“应该偷药”的理由是如果妻子一直对他很好，那他就应该去偷；回答“不应该偷药”的理由是：如果妻子本来对他就不好，那他就没有必要偷了。
利己主义定向的思维是“做了这事儿，我会得到好处不？”如果能得到，那就做；如果不能，那就不做。
在肺炎时期，无论是不允许鄂牌小车进出小区的还是带着病满世界跑的人，基本道德水平都在这个阶段，他们做事的唯一理由就是我会不会受到惩罚或者对我自己有什么好处，至于别人，随他。
02
习俗水平
这一水平的孩子开始意识到别人的利益和需要，但他们的道德行为是为了别人回报同样的道德行为，也就是本质是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对情境施行的控制。
阶段三：好孩子定向。开始取悦于别人，会关注其他人赞成或反对的态度，尽量与周围角色保持一致。
处于这一阶段的人，回答“应该偷药”的理由就是照顾妻子是丈夫应尽的职责，如果不去偷会受到别人的指责，海因茨应该去偷药。而回答“不应该偷药”的理由则是偷药是做贼，会导致自己与家人声名扫地，不应该去偷。
这一阶段水平的人做事更多关注要做的这事，是否符合身边大多数人的期待，如果是，那就做；如果不是，那就不做。
阶段四：维护权威定向。这个阶段开始走出熟人社会，以现有的法律和社会秩序来规范和要求自己。
处于这一阶段的人，回答“应该偷药”的理由是尽管偷药违法，但见死不救更加伤害社会的公序良俗，所以海因茨应当去偷药。而回答“不应该偷药”的理由是尽管事出有因，但偷窃必竟违法，海因茨应该再寻找其他方法而不是直接去偷。
他们做事更多关注我要做的这事，是否符合法律和社会规范，如果符合，该做；如果不符合，不该做。
在肺炎时期，我们看到有些企业领导做出捐赠，并且让员工满世界宣传，大概就处于阶段三的水平，因为这才符合你是一个有责任的企业。还有个别明星的捐赠大概也处于这个水平，因为社会的期待是普遍人可以不捐，但你是明星呀。
在各省进入防疫一级之后，患病或疑似患者必须接受隔离，在公共交通上拒绝不戴口罩的人上车，大都属于阶段四的水平了。
03
后习俗水平
当人的道德水平进入这一阶段之后，道德判断开始超越现有的法律，我们通常讲道德标准高于法律标准，基本指的就是这一阶段水平。他更多强调的是自我约束，而不是外界的约束。
阶段五：社会契约或社会法制定向。以社会价值和个人权利作为是非标准。
“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这是一个为大家所熟悉的故事，这里的良知，就是阶段五的道德，在这一阶段的人认为，现实中有合情不合法的事，也有合法不合情的事。处于此阶段的个体仍然相信，为了维护社会和谐，人们应该遵守法律，但他们也会通过特定的程度寻求对法律的修正。
处于这个阶段的人认为“应该偷药”的理由是法律判定这是盗窃没有问题，但法律之外也应该有人情，再说，这种情况是特殊，法律应该后续做出补充。而认为“不应该偷药”的理由是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社会契约，这是对个人与社会共同的保护，就算委屈妻子，也不能用违法的方式来解决。
这一阶段的人做事，关注的是在法律或社会规范已定的情况下，我要做的这件事儿，是否真的有利于社会，如果有利，就做；如果不利，就不做。
阶段六：以良心作为个人原则定向。他的道德判断建立在普遍道德行为准则的信仰之上，当法律与道德准则相冲突时，个体将依据自己的道德准则而不是法律做出决策，决定道德的将是个体内在的良心。
对于道德发展处于这一阶段的人来说，“应该偷药”的理由是因为人的生命是最高行动准则，为了拯救一条生命去违反条文法律是值得的，哪怕只是一个人；“不应该偷药”的理由则是因为别人也可能需要这种药，海因茨偷了药，对另一个已经准备好2000美金来购买的人是不公平的，所以不应该去偷。
柯尔伯格的研究发现，阶段六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达到，在那些具有道义感的伟大领导者身上往往有。
这一阶段水平的人关注的不是名，不是利，不是法律，要重要的是这件事是否对人类本身具有普遍的价值，有，就做；没有，不该做。
日资百货公司“伊藤洋华堂”(当年被打砸过)第一时间捐出八十万口罩，而我们的台湾则是出台限制向大陆出口口罩的官方禁令，这道德水平高下立判。
我们看到武汉市民义务加入车队，为医务工作者出行提供便利；小伙子给医院送上一箱口罩转身就走；有企业家私人第一时间巨额捐赠，还不让新闻报导---这些，都是后习俗水平的道德。
疫情时期，别忙着指责别人，看看自己的道德水平在哪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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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结束
作者：胡鹏飞，职业讲师，常住深圳。专注管理心理、销售心理、情绪心理领域的琢磨，品牌课程有《逆风飞扬——压力与情绪管理》、《高情商的管理者》、《基于心理学的沟通技术》、《管理心理学》、《基于心理学的新生代员工管理》。会讲课，能跑步，爱滑雪，希望做一个有趣的人，私人微信号：hupengfeisz。业务合作 150 12702802 颜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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