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之道与为师之道
2021/12/31 6:09:00 在学术界谋生存
《哲学与师道》是一本关于怎么当学生和怎么当老师的书。它是我的老师李连江教授和他在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同门献给他们的老师车铭洲教授的礼物，也是他们延续车老师的教泽，教给我这样困惑于求学之道、为师之道的年轻人的一课。虽然无缘车老师亲炙，但我在李老师身边求学十年，也听了十年车老师的故事。虽然尚未为人师表，但在不久的将来，我也会走上异国他乡的讲台，在薪火相传的路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车铭洲老师，摄于2015年9月)
求学之道在敲打老师
过去三十年里，我绝大多数时候都在当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再到本科，我大抵算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尊师重教，努力学习，成绩尚可。我一度以为，这就是求学之道。刚读博士的时候，我问李老师是否愿意“supervise me”，他回复说愿意“work with you”，不是指导我，而是与我一起工作。按照西方学术界的观念，博士生和导师已经是同事了。这个同事可不好当，一方面老师和学生的权力总是不对等的，我当然害怕说得不对、做得不好，得罪了老师，但另一方面也是囿于知识和能力，现实中我确实经常说得不对、做得不好，实在没有当同事的本事。于是，这个所谓的“同事”当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博士第五年的时候，李老师在一封回信中写到，在2015年9月20日《哲学与师道》座谈会上，车老师说学生是和尚，老师是钟，“看着很神秘，就是不响；大敲大响，小敲小响，不敲不响。老师的智慧是学生敲出来的，学生很优秀，总是敲打老师，老师就进步了。”这个源自《礼记·学记》的比喻我当时半懂不懂，只当故事听。我当时懂的，是不敲不响的道理。我听过很多人抱怨老师放羊。但其实，放羊有两种，一种是老师没有能力指导学生，只好放羊，还有一种是老师有能力，却觉得放羊才是培养学生的正途。求学是学生的主动探索，不是老师的刻意喂食，如果不主动去敲，老师又怎么会响呢？确实，老师和学生的权力是不对等的，学生不敲，老师没必要响。但在健康的师生关系里，学生努力敲，老师就会响。不敲不响的道理，我当时就懂。再往后，我才慢慢体会到，乱敲也会响，但至多是小响，只有正确得敲，才能大响。我给李老师的研究提过不少意见，虽然我一直是认真的，但早年那些意见现在回想起来都十分稚嫩。直到2018年秋天，我才第一次提出了真正的意见，是关于一个用词的，仅仅是一个词而已。但我知道，那是个真正的意见，因为我发现，那个钟，真的响了。直到2019年夏天，我才第一次提出了重要的意见，是关于研究路径的。我知道那是个重要的意见，因为我发现，那个钟，真的大响了。也是那时，我才全面理解了车老师的“敲钟论”。学生确实是老师的准同事，当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的时候，是可以，更是应该，去敲打老师的。《哲学与师道》收录的第一篇文章是车老师写的，回忆他在北大读书时向他的老师哲学系郑昕教授求教的经历。读完这段往事，我再一次领会到了学生真想学、努力敲，老师才有法教的道理。尊师重教、好好学习其实只是对学生的基本要求。要真正当好学生，还要主动学习，努力提高自己，争取敲打出老师的智慧。这就是求学的要义。为师之道在鼓舞学生过去三十年里，我遇到过很多老师，也受到不少老师的影响。在我以前的理解里，好的老师一来要关心学生，二来要严格要求。《哲学与师道》记录了很多车老师关心学生的例子，读来令人动容。我猜想，他也是严格要求学生的，只是用李老师的话说，车老师是nudge(轻推)型的，不是push(硬推)型的。比如他让李老师“全面掌握英语”，听上去很轻，但这显然不是个轻巧的要求。面对车老师的轻推，李老师认真照做，“一点点学会”了英语，才有了后来赴美留学的可能。但是不是做到关心和严格就够了呢？也不是。博士第六年的时候，我才知道在那篇现在命名为《走一条路 做一件事》的座谈会发言稿里，车老师不仅强调学生要敲打老师，也借黑格尔的话讲述了老师要鼓舞学生的道理。我当时快毕业了，对这个道理似懂非懂。在另一篇文章里，我写过自己读博的经历。我的博士论文选题颇为非主流，很多人不看好，但李老师判断这是个好题目。同时，他虽然告诉我前方有瑰宝，却绝不帮我挖宝，只是不断鼓励我独自去探险。再后来，很多人说第一篇英文论文很难独立发表，但李老师始终相信我可以做到。正是因为他的指点与信任，我才有勇气在学术的世界里摸爬滚打。所以，博士快毕业的时候，我对老师鼓舞学生做好研究是有体会的。我当时没想到，现在才逐渐有体会的，是老师也要鼓舞学生过好一生。阅读《哲学与师道》的时候，我最感慨的其实是车老师有那么多学生在各行各业都取得了成就，而不管是否走学术之路，他总能指点迷津，并鼓舞学生乐观向前。和我们这代人比，上一辈在年轻时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更艰难的选择。在看不清前程的人生路上，车老师的睿智点拨与积极鼓励化成了弟子们奋勇前行的不竭动力。能愈发体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在人生路上也需要转换轨道。转换轨道很难，有苦闷，有迷茫，更有翻车的风险。而几次即将翻车的时候，都是李老师把我拉了回来，并鼓励我振作精神、不断向前。这是我从车老师那里继承到的实实在在的恩惠。所以，为师之道不仅在于关心学生、严格要求，更在于鼓舞学生，也不仅是鼓舞学生主动探索学术世界里的瑰宝，更是鼓舞学生乐观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逆境。车老师仙逝那天，我跟李老师表达了《哲学与师道》最终还是没能赶上出版的遗憾，他说：“我还是太乐观了。”我说：“乐观是美好的品质，更是教泽的一部分。”他说：“车老师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人生实苦，我会永远记得这句话。
(摄影：陈邓娇)
学者的主要工作无非是研究和教书两件事。研究当然重要，小则影响个人的绩效考核，大则关乎人类的知识积累。研究也确实难做，在人类的知识图谱上哪怕只是留下一个小小的印记，也总是不容易的。如果说研究意味着创造，那么教书就意味着承传，也许更重要，也更困难。一方面，我们常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是说老师的影响之大。另一方面，就像车老师在自述里强调得那样，“凡学之道，严师为难”，老师是很难得到学生尊敬的。车老师解释说，学生不尊敬老师，不是学生的道德问题，而是因为老师没有做好。这充分说明了做老师的难度。正因为如此，当我从我的老师那里接过《哲学与师道》、接过这份准备献给他的老师的礼物的时候，我明白要时刻谨记“严师为难”的教诲，努力做好教书这份重要且艰巨的工作。但同时，也是从李老师和其他车门弟子那里，我真正感受到能在茫茫学海中成为师生是莫大的幸事，要始终珍惜与老师、与学生的缘分。
2021年清明于维也纳
(摄影：陈邓娇)
【管玥，2011年7月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2017年7月博士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2018年至2021年7月在维也纳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21年8月起任教于丹麦奥胡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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