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生到学者的惊险一跳
2022/1/11 9:51:52 在学术界谋生存

     新学期开始了，最后一次讲编号为GPAD5080的研究生课。

     该课程的正式名称是Graduate Seminar II。这门课，十六年来，我讲过九次，这是第十次。因为是告别演出，就认真想了想这门课应该发挥的效用。在我心中，这门课的真名是：“从学生到学者的惊险一跳。”

     更准确然而不够友好的名称是“从超一流学生到一流学者：一场不可预测之蜕变的风险与机会”(From a Wonderful Student to an Excellent Scholar: The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of an Unpredictable Metamorphosis)。

     有位同学问如何准备这门课，我的答复是：5080 is a seminar in every sense of the word. Nobody is prepared for it, including me。

     以下几段话，摘自《哲学与师道》，试说不可言说者。

     车老师讲课时，谈吐幽默，妙趣横生。课堂之外指导学生，则从来都是轻轻点拨。即使是有关重大问题的重要提醒，也似乎只是随口说说。言者有意，还要看听者是否有心。一开始，我不知道这是他的风格。后来，承蒙武斌师兄指点迷津，我才明白。回顾起来，正是车老师几个轻描淡写的说法，让我在学业上没有远离正轨。

     大学三年级，为了学英语，张光兄发起，张敏兄和我参与，一同翻译Armand A. Maurer的《中世纪哲学》。后来，他们两位兴趣转移，张光兄、春平兄和聿飞兄各译一章，其余的我自己慢慢啃。译完三分之二，我觉得语法词汇没有难点了，想终止。车老师并不讲“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大道理，轻描淡写地说：还是翻完吧。我就把书翻完。

     大学毕业那年，考研失败，我被分配到抚顺石油学院马列教研室。满心盼望当年就考研究生，无奈单位不准。我听从车老师的建议，继续在英文上下功夫。先翻译苑莉均师姐提供的语言哲学资料，后来在武斌师兄主持下翻译休谟书信。有一段时间没有哲学资料可译，就看梁实秋先生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词典》。

     1984年初夏，跟车老师汇报，说笔译基本过关了。车老师建议我在听和说两方面下功夫，“全面掌握英语”。

     那时，我的英语是纯粹的哲学书面英语，日常英语几乎是空白，听力没有系统训练过，口语能力似有若无。我一向胸无大志，觉得能翻译哲学文献已经够了，从未想过英语全面过关。车老师说应该全面掌握英语，我才朝这个方向努力。

     按照车老师传授的办法，我借到两位美国老师录制的《新概念英语》第四册，先硬听，记下课文，然后核对；每天早早起床，到学校操场大声背诵。

     听力提高了，英国文教专家也到了。因为能听懂，就有胆量找机会说。1985年秋天考回南开时，我的英语听力和口语基本上“学好了”，开始承担英汉口译。

     我的英语，就是这样在车老师的点拨下一点点学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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